「半個」外交家，如何書寫中國近代外交史？- 大数跨境

联合出版集团

2024-11-14

圖 | 顧維鈞（圖源網絡）

顧維鈞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外交家，經歷了民國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是民國外交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在上個世紀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艱難時刻，顧維鈞在列強環伺中折衝樽俎，以外交手段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書寫「弱國外交」的傳奇，給世界外交史留下了不應忘卻的遺產。

近代中國的「兩個半外交家」

學者唐德剛多次強調過一個觀點：近代中國百餘年來，只出過「兩個半外交家」——李鴻章、周恩來和顧維鈞，而顧維鈞就是那「半個」。他這樣說的依據是，顧維鈞雖做了一輩子外交官，從北洋軍閥的北京政府到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但都是為人作嫁衣，奉命工作，自己一輩子也未享受過決策權。因此與李鴻章、周恩來比，只能算半個外交家。但資中筠不贊同這一看法，以為此說不公，以顧維鈞的外交表現，無論如何當得起一個外交家，而且是傑出的外交家。唐德剛是以政治家的標準來衡量外交家，資中筠則從外交家本人的作為來評判，後一種評判標準更能揭示外交家在外交史上的地位。

圖 | 顧維鈞（圖源網絡）

外交「新星」嶄露頭角

顧維鈞進入外交界，正是中國外交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重要時期。清末民初逐漸走向專業化的外交，需要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顧維鈞適逢其時，脫穎而出。民國初立，首任外交總長陸徵祥提出：「凡是辦政治，尤其是辦外交，決不可用外行。」於是，24歲剛取得博士學位的顧維鈞在擔任袁世凱英文秘書的同時進入外交部。此後，他在27歲時出任中國駐美公使，31歲代表中國在巴黎和會發言，34歲擔任外交總長。這是轉型時代的年輕人才會有的機遇，但能否抓住機遇還得看個人才幹和稟賦。最明顯的事例就是巴黎和會上代表中國發言，按代表團成員資歷，輪不到最年輕的顧維鈞，但其他人都無準備，又臨陣退縮，結果對中日問題早有研究的他當仁不讓地挺身而出，為國家爭公理，也為個人贏得聲譽。

圖 | 顧維鈞出席國際聯盟第一次大會

巴黎和會及此後的華盛頓會議不僅使顧維鈞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也得到國內各界廣泛認可，被蔡元培稱為「此青年外交大家，實我國大學學生之模範人物也」。顧維鈞出任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時，外交部已成為專業化程度相當高的部門。軍閥混戰的年代，內閣更替頻繁。但不管哪一派勢力組閣，外交總長都不得不依靠顧維鈞這樣的職業外交官，由他們出面去與列強打交道，以求得列強的承認，曹錕總統任內在外交方面更是放手於顧維鈞。由此，顧維鈞得以在修約外交中有所表現，進一步提升了外交聲譽。

弱國外交

國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後，國民黨以黨治國，外交決策權歸於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個人。顧維鈞對此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在短暫擔任外長時要求國民黨中央將有關外交的決議事先告知。但他仍對外交政策積極建言，如1933年初與顏惠慶和郭泰祺一起建議對日絕交，1942年底中英新約談判最後關頭提出簽約與九龍租借地問題分開處理。顧維鈞敢於提出與決策層明顯不同的意見，憑藉的是在北京政府時期積累起的經驗和聲譽，這是他在以黨治國的體制內得以發揮外交才幹的資本。而國民黨政府與軍閥時期的北京政府一樣，也需要職業外交官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作為職業外交官，顧維鈞對中國的國力有清醒的認識，在他從事外交的絕大部分時間中，是以弱國來定位中國的外交並採取相應策略的。對弱國外交，他在一次公共演講中說：「國人對外交見解，有兩見解，一謂弱國無外交，一謂正惟弱國始須外交。此兩說皆可謂確，而亦皆可謂不全確。國無強弱，皆有賴外交，惟其方法則不同。而弱國之外交，尤關重要。因強國外交可較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補救。弱國則不能一毫鬆懈，其獲得結果也固不易，而獲得結果後，常不能充分利用之。」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顧維鈞如履薄冰，準備充分。他認為，弱國外交最有用也是經常要使用的策略就是「拖延時間」。對弱國來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能用於外交，因為國家是不能玉碎的。

圖 | 顧維鈞與國聯調查團抵達大連

儘管身處弱國，但顧維鈞投身外交時內心深處卻有讓中國躋身大國之列的願望，只是在他漫長的外交生涯中，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很短一段時間內，才有將這一願望付諸實施的機會。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前，他向蔣介石建議的參會方針是保證中國的「四強」地位，以獲得與美、英、蘇平起平坐的大國資格。舊金山會議上，他在託管地問題上與美、英代表正面衝突，堅持以公理爭強權的立場，稍顯大國氣概。可惜的是，這樣的時刻在顧維鈞的外交生涯中稍縱即逝。中國的國力及所處的時代，使顧維鈞基本上是以一個弱國外交家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台上的，他也習慣了這樣的角色。

身處亂局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國內政局動盪，政府更替頻繁。如何應對紛亂的內爭，是每一個外交官無法迴避的問題。顧維鈞的外交生涯經歷了從袁世凱到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各個時期，這在同輩外交官中是絕無僅有的。北京政府後期，他一度較深地捲入到政治漩渦中，品嚐過派系政治傾軋的苦澀滋味，對國內政治及其與外交的關係有切身的體認。在思想理念上，顧維鈞信奉美式自由主義，但在國內政治中，他並不像胡適、蔣廷黻那樣或不懈鼓吹，或執著推行。在大多數時候，他總是力圖與國內政治保持距離，專注於外交事務。

圖 | 任駐法公使期間的顧維鈞

但到顧維鈞最後一次出使華盛頓時，他面臨的是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國內外形勢。國共之爭是20世紀中國最大的兩股政治力量的決鬥，並且牽涉到美國與蘇聯兩個大國，而美蘇之間的冷戰此時已經拉開帷幕。顧維鈞是從巴黎和會走上國際舞台的外交官，他所熟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擅長在與列強的交涉中縱橫捭闔，維護和提升作為弱國的中國的主權和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有着強烈意識形態特徵的冷戰格局，對他來說，超出了以往的知識和經驗範圍。顧維鈞曾批評民國初年不同的軍事和政治派系依附某一個外國勢力，或日本，或俄國，來鞏固支撐其政治前程，指出「這是一個錯誤，因為他們不自覺地使自己成為某個外國的外交政策的工具，這永遠是一個難以向人民大眾交代的問題」。而他外交生涯最後階段的對美外交，正是他自己所批評的有了黨派和政治利益的考慮，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

顧維鈞是在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有着強烈的中國情懷。在同輩人中，他為中國外交服務時間最長。在外交舞台上，他有為中國以公理爭強權的高光時刻，也有不少委曲求全的苦澀記憶。在結束口述回憶錄時，顧維鈞談到在外交生涯中遇到的各種不尋常的困難，稱「也許是1911年推翻滿清之後，一個要享有在世界各國大家庭中合法地位並在世界中發揮應有作用的新中國在它的孕育和誕生之時就已經繼承下來了」。顧維鈞的這句話很有歷史感。他的個人經歷是近代中國外交的一個縮影，他所面臨的困難和經歷的失敗在他所處的時代是難以避免的。在今天，回望顧維鈞漫長的外交生涯，巴黎和會上的發言和拒簽和約以及舊金山會議上代表中國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是他在中國外交史上留下的永遠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