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帶你重溫「中國最後一位女先生」的詩意人生

陳子龍既是才人又是烈士。在明季的各種史傳中，對其生平與為人都曾有不少記述。近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朱東潤先生所撰著的《陳子龍及其時代》更綜輯各種史料對於陳子龍的時代與生平作了深入的論述。本文對此當然不需再加重複。而且為了篇幅的限制，即使是對於陳氏之性格學養經歷之有合於形成令詞中感發潛能之質素者，本文也只能作簡單的重點的討論。首先我們要提出來一談的，然是陳子龍所生的憂患之時代在其創作中形成的一種憂患意識。陳子龍為松江華亭人，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當時的明室已是內憂外患接踵而至，經濟既已面臨大崩潰的前夕，再加之以閹宦之弄權、吏治之不修、鄉紳之橫暴，視細民為魚肉，人民既無以為生，乃紛紛揭竿而起。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思宗自縊死。當時關外滿族建立的清政權已相當強大，於是吳三桂向滿清開關求助，清軍於五月二日進入北京。當時馬士英、阮大鋮等人遂立福王由崧於南京。次年（1645年）五月，南京失陷，魯王以海遂於六月稱監國於紹興。而唐王聿鍵亦於閏六月稱帝於福州，又次年（1646年）唐王被執，桂王由榔即位於肇慶。在此數年間，江南各地曾經紛起義兵與南下之清軍相對抗。陳子龍亦參加義軍，為清兵所執，乘間投水死。當時陳氏不過四十歲而已。即使只從此一節極短之概述來看，陳氏一生所經歷的危亡憂患之遭遇已經足可想見。何況陳氏之為人，據其好友夏允彝之記述，又是一位「好奇負氣，邁越豪上」「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好言王伯大略」的人物。當時張溥組復社於吳縣，陳子龍與同郡夏允彝亦組幾社於松江以相應和，復社務通聲氣，而幾社則取友謹嚴，砥礪名節，以品格學問相尚。崇禎十年（1637年）陳氏與夏氏同登進士。未幾，以母喪歸里，用世之志未展，乃與友人徐孚遠、宋徵璧合力編成《皇明經世文編》五百餘卷，又取徐光啟遺稿編校為《農政全書》六十卷。崇禎十四年（1641年），陳氏為紹興推官。正月，天寒大雪，飢民盈路。陳氏徒步雪中求富室發粟救亡。其撰《年譜》中，曾記其事云：「予躡芒鏎，策短筇，馳驅林麓中者累月。又設病坊，延名醫治癃羸，不幸死者，官為瘞之，又設局收棄兒於道者，募老嫗及乳媼飼之……前後活人十餘萬。」後以定東陽之亂，擢為兵科給事中。及福王立，遂應召赴南京。朝見後，即上疏三篇：一勸主上勤學定志，以立中興之基；一論經略荊襄佈置兩淮之策；一歷陳先朝治亂之由。而當事不能聽。陳氏謂：「予在言路不過五十日，章無慮三十餘上，多觸時之言，時人見疾如仇。」遂請疾還鄉為父祖營窀穸之事。未幾而南京失守，江南各郡紛起義兵。據《明末忠烈紀實·陳子龍傳》所載，謂：「松江起兵，子龍設太祖像誓眾……稱監軍左給事中。」八月三日，松江失陷，同郡夏允彝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陳氏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乃遁為僧。次年，其祖母病卒，陳氏乃受魯王兵部職。時吳江人吳易受魯王命為兵部侍郎，以五月登壇誓師，曾請陳氏親臨其軍。未幾而吳氏兵敗。其後又有降清的遼將吳勝兆欲反正，其部下有人與陳氏為舊識，曾為之通消息。而吳勝兆以事泄被執。時有清軍之巡撫土國寶謀乘此盡除三吳知名之士，而以陳氏為首。遂被執，繫之舟中，陳氏伺守者之懈，乃猝起投水而死。

圖 | 《松江邦彥畫像》之陳子龍像

從以上的敘述來看，則陳子龍無疑乃是一位忠義奮發殉節死難的烈士，與其在令詞中所表現的柔婉纏綿之情致，乃似若全不相符。所以朱東潤先生在其《陳子龍及其時代》一書中，乃將陳氏之一生分為了三個階段，以為其發展乃是由一位「文士」而成為一位「志士」，再成為一位「鬥士」的。這樣分別，就陳氏現實生活中所經歷的過程而言，原是不錯的。然而可注意的，則是這種不同的發展，卻本來是同出於其天性中所具有的深摯之情的一源。沈雄在其《古今詞話》中，論及陳氏時就曾提出說「大樽（陳氏晚號大樽）文高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乃《湘真》一集，風流婉麗如此。傳稱河南亮節，作字不勝綺羅，廣平鐵心，《梅賦》偏工清豔，吾於大樽益信」。沈氏所提出的「河南」，指的乃是唐代名書法家褚遂良。褚氏曾封河南郡公，直言敢諫。唐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褚氏曾叩頭流血以諫，亮節剛腸，為世所稱。而其書法則頗具柔婉之致。至於「廣平」，則指的乃是唐代開元名相宋璟。皮日休在其《桃花賦·序》中曾稱「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石心，不解吐婉媚詞……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殊不類其為人」（《全唐文》卷七九六）。其實在中國文學史中，這一類具有此種相反而相成的兩面性格的作者，原來頗不乏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晏殊詞，也稱其「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張溥《漢魏百三家集題辭》在其為傅玄所寫的《傅鶉觚集·題辭》中，也曾提出說「休奕（傅玄字）天性峻急，正色白簡，台閣生風。獨為詩篇，新溫婉麗，善言兒女。強直之士，懷情正深」。我認為張溥所提出的「強直之士，懷情正深」二句實在乃是觸及了此一類雙重性格之本質的具眼有得之言。不過「強直之士」是否果然就皆能具有柔婉之深情，或者柔婉深情之士是否果然就皆能具有強直之操守，則又當分別觀之。私意以為所謂「強直之士」原可能有兩種不同之類型，一類是由道德禮法等外在之觀念教條所形成的強直之士；另一類則是由本心中深摯之情性所形成的強直之士。前者之外貌雖亦有強直方正之姿，然而卻往往不免有失於質木無文之病；後者則往往不僅有強直之操守，而且還能饒有柔婉風流之文采，此其分別之一。再就「懷情正深」言之，私意以為亦可分別為兩種不同之類型：一類雖然有纏綿柔婉之深情，然而其用情卻只限於對小我的私的男女之愛；另一類則是在內心中具有一種真誠深摯之本質，不僅對男女之愛是如此，對君國之忠愛也同出於此深摯之一源。前者雖然亦復可以有一種柔婉之深情，然而卻往往會因其用情之狹隘，而不免流於淺薄柔靡；後者則由於其用情之深廣，而往往可以有一種高遠之意境。而陳子龍詞則無疑乃是屬於後一類情況。這種「強直之士，懷情正深」的性格上的雙重特質，再加上了陳氏所生活之時代給他的一份憂患之意識，因此乃使得陳子龍詞具有了一種可以引人產生感發與聯想的豐富的潛能。所以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乃讚美陳詞，謂其「含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則」。而這種將作者之性格修養與憂患意識融入令詞的製作之中，產生了豐富之潛能的特殊成就，在五代至北宋初期，原是由許多位作者逐漸完成的。而陳子龍竟然以一位單獨的個人而具含了此多種潛能之質素，而且此多種質素之融會，又皆出於然之巧合，而全非出於有心之追求與造作。這正是我之所以稱陳子龍詞之成就為一種因緣巧合之「異數」的主要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