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總理｜周恩來的同窗情與報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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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周恩來總理逝世45周年紀念日。在眾人眼中，他是「人民的好總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出色的外交家。而在親人眼中，他是一位有情有義又念舊的人。今天，就讓我們通過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的筆觸，一睹周總理作為普通人的其人其事。

以下文字節選自《我的伯父伯母周恩來鄧穎超》：

伯伯雖然身為國家總理，卻很念舊，講情義。五六十年代時，儘管他工作繁忙，日理萬機，仍經常抽空約見一些過去的老戰友、老部下，以及他們的子女。還有幾次，他將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時的一些老同學如李福景、潘述庵、李愚如、張鴻誥等請到西花廳相聚，並由我父母作陪，共同敍舊又談新。

1960 年，伯伯在南開學校讀書時的多年同窗好友，並在同一寢室住了兩年多的張鴻誥，剛從東北調到北京，在水電部電科院任高級工程師。伯伯請他和幾位老同學聚餐，這也是幾十年後伯伯第一次見到張鴻誥。席間，伯伯舉筷為張鴻誥佈菜時，手一停，問道：「綸扉（張鴻誥之號），士琴（我母親名為王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麼稱呼你呀？」「各論各叫吧，你還叫我大哥，同宇可得隨士琴叫我大姨夫了！」張鴻誥似乎事先有了準備，隨即答道。

1960年春節前，周恩來請40年前南開的老同學相聚，由周恩壽作陪。左起依次為：李子克、李愚如、潘琪華（潘述安之女）及女兒、周恩來、潘述安、李福景、周恩壽。 | 圖：《我的伯父伯母周恩來鄧穎超》

原來，1917年伯伯在南開學校畢業後，與一些同學同去日本留學。伯伯在1919 年四、五月間回國並參加了「五四」運動，而張鴻誥仍留在日本學電機，學成回國後在哈爾濱電業局做工程師。30年代我父親在哈爾濱謀生，就常常去看望這位張大哥。而張鴻誥還是我媽媽的大姨夫。我爸和我媽相識後，才知道了這層關係，雙方都因張鴻誥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感情，這也促成了他們的婚姻。從此，我爸當然要隨著我媽對張大哥改口稱為大姨夫了。

在多年的交往中，有時張鴻誥會對我爸媽談到他與我伯伯在南開學校讀書時的情形，我媽至今記憶猶新：「恩來的學習非常勤奮、努力。家中清貧，他就想出為學校刻蠟版的辦法，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一年後，因他的學習成績好，人品好，校長很賞識他。恩來在學校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16歲時與兩個同學發起組織了敬業樂群會，創辦了會刊，組織會員閱讀進步書籍、報刊，開時事討論會、講演會等。他不願當頭，讓別人做會長，可大量的實事都是他幹。他從來不計名分，同學關係、師生關係都處得很好。」

這次席間，張鴻誥還對我伯伯說：「你離開日本前寫給我的詩，我還保存著，將來我要拿出來交給博物館。」「我那首詩交到博物館？不夠格，不夠格！」伯伯立即想到40年前的那首詩，忙真誠且謙虛地說。

聚會臨別時，伯伯送給每家一包花生米。這在當時的經濟困難時期，可真是一份極受歡迎的禮物呢！1977年初，為了悼念伯伯去世一周年，也為了慰藉七媽，張鴻誥把我媽媽找到他家中，給我媽看這件他歷經戰亂、精心珍藏了58年的詩作，請她轉交給我伯母。我媽打開這幅字體嫻熟的詩，詩中寫道：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當時張老先生回憶說：「1919年初，恩來在日本要回國前，我們幾個同學為他餞行，事前準備好了筆墨紙張，席後互相提筆留言。這時恩來想起他1917年9月在天津登輪前往日本時做的一首七言詩，題寫下來贈送給我。」（據我母親回憶，伯伯詩中第一句用的是「棹頭東」而非「掉頭東」。）

周恩來年所寫《大江歌罷掉頭東》手跡 | 圖：《我的伯父伯母周恩來鄧穎超》

張鴻誥還特意介紹了一段經歷：「恩來的這首詩，我一直珍藏著。回國後在日偽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代，時常有被軍警突然搜查的危險，我為了保存這首詩，實在沒辦法，只好把恩來的簽名部分裁掉，再裱糊起來，把它和其他字畫混在一起。並準備好如果軍警問到這是誰寫的，就回答說：我不知是誰寫的，這是我在字畫攤上看到，認為這字體好，買下來的。這樣手跡才保存了下來。」

我想，如果沒有張鴻誥老先生冒著危險精心珍藏，我們現在也就看不到這首表達伯伯少年壯志的詩篇了。可想而知，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歷史變遷，不知伯伯還有多少文章、詩賦等手稿失散世間，未被人們發現，現在想起來就深感遺憾。

《我的伯父伯母周恩來鄧穎超》

作者：周秉德

出版社：開明書店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周秉德女士是與周恩來、鄧穎超關係密切的長侄女。周秉德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十餘年，並在周恩來逝世後長期陪伴鄧穎超，她以細膩翔實的筆觸，飽含深情地回顧了同伯父伯母在一起生活時的點點滴滴，令人感慨而動容，掩卷卻難以忘懷。同時，也令讀者得以更真切地領略到兩位偉人的風采，特別是周恩來的胸懷和情操。書中配有數百幅珍貴的歷史鏡頭，還披露了許多過去鮮為人知的內容，例如鄧穎超、周同宇的口述回憶文章，對現當代史、周鄧研究均有一定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