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好書有個約會】徐昕宇：讀一部經典，編一本好書

獲評集團年度編輯，有些誠惶誠恐。自覺比起很多優秀的編輯，自己還差得很遠，還應該不斷學習、進取。只是我大學畢業一出校門，便進入商務印書館的大門，入行二十餘年，一直秉持着認真、負責的態度去編輯每一本書，加之經驗豐富了一些，總能從編書過程中有所收穫，姑且拿出來和大家分享吧。

作為編輯，壓力和責任是我這些年來工作中最大的體會，值得談的東西有很多，但篇幅所限，這裏先提一下我入行之初的一些經驗和教訓，講幾個小故事。

剛剛入職的時候，我在老師和主編的指引下，先是遇到了10卷本的《中華文明傳真》這樣一部好書。一開始，我還不具備改稿子的資質，因為這套書需要大量圖片，我的職責之一便是協助主編劉煒老師四處搜集圖片，然後將圖片編訂目錄，整理建檔。當時還沒配備電腦，這一切都是人工手寫。再有就是複印、整理各種相關資料。這些工作雖然枯燥乏味，但整理圖片和資料的過程，也是了解本書内容的機會。就這樣，逐漸地，我可以接手文字編輯工作了，但更大的難題也隨之而來。因為這套書的作者幾乎全部來自考古、文博行業，交來的稿件一如考古報告、學術論文一樣，專業難懂。比如《原始社會》卷，作者按考古文化類型劃分章節，然後一個墓葬一個墓葬地寫，但卻很難把它們和整個中華文明的誕生聯繫起來。請他們幾次修改，也很難達到出版的要求，時間不等人，唯有我們以作者的來稿為底本，大量參考相關文獻、資料，進行修改和完善，裏面的個別卷幾乎是重寫了。當時，摞在我辦公桌上的參考文獻，坐在那裏望去，一度可以高過頭頂……，對於我這個剛剛入行的年輕人來說，壓力不可謂不大，真的很是辛苦。不過，這個過程也真的是鍛煉人，有了這番經歷，日後接手各種稿件都不會畏難，而且在編輯《春秋戰國》卷過程中，還有幸將自己的一篇小文《春秋一代霸主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稱霸江南》在香港《文匯報》發表。雖說是機緣巧合（恰逢越王勾踐父親的大墓被發現，且有劉煒老師指點），但作為一個20出頭的年輕人，這或也算是獲得的一點成績和一種激勵吧。

說了經驗和收穫，再說一個教訓。那時，我剛剛被允許參與《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的編輯工作，這部大型畫冊是商務印書館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跨世紀工程，能參與其中，我的心情很是激動。我獨立完成編輯工作的第一本是《竹木牙角雕刻》卷。本卷主編李久芳先生年紀大了，稿件都是手寫。我將編輯、修改好的打印稿交給老先生審。退回來時，老先生在一句話「後付忠勇公請上，得以回籍」的「付」字上用鉛筆畫了圈，並註明這句話出自《竹人錄》。我看了看文章，覺得這字沒錯，《竹人錄》這書又不好找，就沒再理會。等事後查了《中國歷史大辭典》才發現，應該是「後傅忠勇公請上」，「傅忠勇公」就是大名鼎鼎的傅恆。當時只要稍微負責一點，這個錯誤就完全可以避免，實在不應該。類似的教訓不止一次，但這次的記憶尤其深刻。這個教訓，也再次印證「工具書」和「責任心」在編輯過程中的重要性。

不過，有了這個教訓，也讓我在後面的編輯工作中時刻提醒自己要認真負責，不敢馬虎。作為大型畫冊，故宮全集每卷都有三四百張文物圖片，而且全部是幻燈片，需要用看片器，在拷貝台上一張張確認圖片與圖說文字的關係。遇到書畫作品的大量題跋、青銅器的金文、造像的題記，更是要逐個字核對，不敢有絲毫鬆懈。一天下來，眼睛酸脹是家常便飯。但也正因如此，故宮全集的編輯工作得到了朱家溍先生、鄭珉中先生、杜迺松先生、徐啓憲先生、施安昌先生等諸多專家學者的信任和支持。故宮全集雖已出版十餘年，但我仍然記得當年自神武門入宮，西行至角樓下的城隍廟——那裏曾是故宮博物院研究室所在地——拜會各位老先生的情景；記得研討《明清織繡》卷編寫方案時，慈寧宮未開放前所特有的寂靜和蒼涼……如今，已有數位老先生離世，其他的亦多退休，但他們參與編纂的故宮全集已成經典，而我有幸參與其中，並得諸位先生教誨，備感自豪。

說到最後，我想感謝一下公司領導多年來的信任，以及其他部門同事協助。沒有領導的信任和肯定，沒有各個部門同事的通力配合，單憑我一個編輯，做不成任何一本書，更遑論獲得榮譽了。以《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為例，沒有領導的支持和信任，我不可能擔任其中20餘卷的責任編輯，更不可能後續參與英文版10卷本《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精品集》的統籌和編輯工作。再以《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為例，由於本書初版在40年前，菲林已不堪用，多虧有製作部同事大力協助，方得以解決文字、圖像的諸多問題，也才有全新的裝幀設計。領導的信任和支持，同事的配合與協作，也必將促進我今後更努力、認真、負責地工作，力爭多編幾本好書，多一些收穫。

宋太宗讀《太平御覽》云「開卷有益」，原本指讀者而言，其實作為編輯也如是。每編輯一本書，就增一分知識，長一點見識，也就多一些收穫。編輯經典著作就更是如此了。商務印書館的締造者張元濟先生說：「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那編書而兼讀經典，豈不是好上加好的事嗎？

本文圖片由香港商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