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介 | 先秦諸子的誕生源於「一問」-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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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 先秦諸子的誕生源於「一問」

联合出版集团

2021-09-03

导读：儒、道、墨、法四家以怎樣的立場為世人尋求思想和行動的進路？

所有思想，源於「一問」。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出現這麼多思想家，產生這樣多學說，是因為當時中國面臨政治體制、觀念的變天。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儒、道、墨、法四家的誕生在當時代表著什麼？它們又是以怎樣的立場為世人尋求思想和行動的進路？

《中國哲學童年的故事》

作者：陳永明

出版社：香港商務

出版日期：2021年6月

作者陳永明教授在香港商務出版的《中國哲學童年的故事》以故事形式述說四家重點學說中的情節和發展，梳理大眾對先秦哲學思想的一些誤讀，讓讀者領略諸子思想的童真、率直。

本文節選於《中國哲學童年的故事》中的首章「諸子誕生的故事」，且聽作者如何用故事講述百家的誕生。

中國在春秋戰國的五百年間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流派，就是後人所謂「諸子百家」，「子」指的是個別的思想家，「家」指的是流派。

所有的思想、理論，都是從「一問」開始的。沒有問題，我們不會思想，也不會產生甚麼理論。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出現了這麼多思想家，產生了這樣多學說，因為當時的中國面臨一個重要的大問題，對這個問題不同的回應，便衍生成不同的學說（家）。

東周諸子百家，起碼對後世影響較深遠的儒、道、墨、法四家，就是對這個問題四種不同的反應。他們的思想都可以溯源到這個當時中國所面對的大問題。

王國維（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他的《殷周制度論》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摹，迥非後世帝王所能夢見也。他認為中國在商朝（約公元前一六○○年至前一○四六年）和周朝（公元前一○四六年至前二五六年）交替的時候，政治、文化上都起了一個劇烈的變化，因為周朝立國的文王、武王、周公三父子有一個理想，這個理想的構思和規摹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起碼直到王國維所處的清代）的。對這個「迥非後世帝王所能夢見」的理想的反思，和實現這個理想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便是產生諸子百家的源頭「一問」了。

周人的政治思想

周朝開國的文王姬昌、其子武王姬發、武王弟周公姬旦父子三人不只是想作諸侯的盟主，他們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以他們姬家為君主的統一帝國。這個野心和夢想，正如王國維所說，是前無古人的。這樣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應該是怎樣的一個架構、模式，都只是他們憑空想出來，並沒有可以用為借鏡的實際榜樣。為了實現他們建立統一帝國的理想，周朝立國的時候作了好幾個重要的改革，在下面我們討論其中兩個較重要的。

周代的變革：定封建制度

第一，便是封建。封建制度並不是周朝開始的。夏、商兩朝已經分封土地給自己同姓的子弟了。周朝封諸侯和前朝的不同在哪裏呢？就是它的數量、對象（封哪些人）和目的。

首先看看數量：《荀子·儒效》：「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七十一國是很大的數目，同姓者五十三人是個很大的比率，那是前所未見，惹人矚目的。然而，這只是周初所封諸侯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部分，大概只是總數十分之一左右。

開國的時候不只立新的諸侯國，還大封幾乎全部的舊諸侯國，所有舊諸侯都是受封的對象，那似乎是周代才有的。夏商開國，只是得到當時諸侯的擁戴、服從，並沒有「封」這些舊諸侯。《史記》在記述周開國的時候，特別提到「封諸侯」，就是因為這是周代和夏、商兩代不同，值得注意的地方。

這樣史無前例地大量封立諸侯，為的是甚麼？有甚麼意義？立同姓、功臣為新諸侯，授以封邑以屏蕃周室，幫助實踐文、武、周公建立以姬姓為君主的統一大帝國的理想，「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意義毋庸多說了。周初所立不少同姓的新諸侯國，譬如，邶、鄘、衛，很清楚就是為了監視其他不友善的邦國。然而鮮為人注意的大封舊有諸侯，其實較諸大量建立同姓功臣的新諸侯邦國，意義更是重大，影響更為深遠。

周以前朝代的更替，對舊有的諸侯而言只不過是換了一個不同的盟主。他們原有的地位和封邑跟新盟主是沒有關係的：爵位不是新盟主封立，封邑也不是他所頒賜。周初的封建，在觀念上把諸侯和天子之間的關係大大地改變了。不論新建的，抑舊有的諸侯都一律受封於天子，無形中承認不管新舊，所有諸侯的爵祿、封邑都是來自天子的。沒有天子的封，也便沒有他們的爵位、封邑。

本來蒼天之下，諸侯國各自獨立自主，各有各的屬土，然而經此一封，便變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了。要一一征服數百諸侯國，叫他們俯首稱臣，並不是容易的事。周初的舊諸侯，大抵以為得獲新天子的封授，確認自己的屬土，爵位是一種光榮，也便不以為意，欣然受封。沒料到，就只這一封，兵不血刄，周室，起碼在觀念上，便達到了天下一統以姬姓為君王的目的了。諸侯國接受了天子的封，也就在觀念上承認他們的所有，封邑也好，爵位也好，原都是來自天子所賜。周代的稅制也就名正言順地稱為「徹」，因為天下本來就全都是天子所擁有，稅就只是回收一小部分本來就是屬於他的。

文、武、周公的政治智慧和手段，從周初封諸侯看去，真的如王國維所說：「心術與規摹迥非後世（也非前世）帝王所能夢見也。」周初的封建一面擴大了姬姓在中原的勢力，另一面，在觀念上改變了天子和諸侯間的關係—從盟主與盟國，變成君王和臣屬，為統一帝國立下了一塊重要的基石。

周代的變革：禮制

第二個大變革便是禮的建立。今日提到禮，指的多是禮儀。然而從前，就只是百多二百年前的清代，禮指的，雖然也包括禮儀，但主要是禮制。

政府的禮部不是相當於今日的禮賓部，而是監管國家典章制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傳統以為周公制禮作樂。《禮記·明堂位》：「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禮是周初立國時為大一統帝國理想所奠下的另一塊，也是最重要的一塊基石。因此，周和禮便結了不解緣，提到周代，我們不期然便想到禮。

周朝的禮制複雜，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只討論了他認為最重要的三點：「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

早期討論禮的文章都把禮和「位分」、「素位（配合不同位分）的行為」結連在一起的：「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商君書·開塞》）；「貴賤有位，……長幼有序」（《禮記·經解》）。就是因為在商周交替之際，為了實踐統一帝國的理想，社會的組織、秩序、運作都要作天翻地覆的更變，如果沒有清楚指引，在新社會裏面，佔居不同新崗位的人各各要如何運作，如何彼此配合，人民便無所措手足，社會將必大亂。禮，便是周室所釐定，代替舊有的新組織，新秩序，新運作，新制度，新規條。

周室雖然在開國之初奠下了這兩方—封建和禮制的基石，實現大一統帝國理想之路仍是困阻重重，一直受到有意無意的衝擊、挑戰。

第一個大挑戰，發生在周立國後僅兩、三年。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

《史記·周本紀》為甚麼周公攝政七年，還政其姪成王，北面稱臣，成為在中國歷史上傳誦一時的美事呢？因為周代之前，殷商的繼承法是兄終弟及，武王崩後，周公在「成王少，天下未集，恐諸侯畔」的情勢下，以王弟的身分即天子位，依當時習慣的舊制是天公地道、理所當然的，並不會揹上僭篡的惡名。然而，傳子立嫡的制度是周人所提出的新禮制，大一統帝國裏面的一支重要柱石，如果在第一次需要執行新制的時候，周公便因為不肯放過當天子的機會，棄而不從，那周禮便難為天下人接受，理想中的一統天下的大國又不曉得要晚出多少年了。

周公的見識、胸襟，實在百世難得一見。得到歷史的認可，是實至名歸的。雖然如此，經過西周三百多年，直到平王東遷後，周室開國時的理想還是未曾實現，周天子還只是諸侯的盟主，諸侯國依然只是友邦，這從歷史上周鄭交質一事可見。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

鄭武公、莊公是周平王的卿士，可是平王想把他們的權位轉給虢公。鄭伯不滿，向平王投訴，平王否認：「沒有這回事。」於是周和鄭交換人質，周把王子狐送到鄭國，鄭國把公子忽送到周廷，以取信對方。如果當時周天子已經建立了他的君主地位，鄭武公、莊公固然仍然可以向天子就被削權一事投訴，但「交質」是絕不會發生的。只有平等地位的邦國才可能有交質之事，亦只有平等地位的邦國才會以交質取信對方。

周室東遷以後逐漸衰微，姬姓子孫既沒有開國的文、武、周公之德，也沒有他們之能，建立以姬姓為君主的一統帝國之夢固然難圓，就是維持像夏商天子的盟主地位也岌岌可危。

春秋戰國年間，禮制和統一的理想便受到嚴峻的考驗了。當時，諸侯有事往往不朝周，而另覓可信賴的領袖，為他們解決問題，這便是春秋戰國時的所謂「霸主」了。第一位，也是最著名的霸主便是齊桓公（死於公元前六四三年）。據《史記·齊太公世家》所載：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三十五年……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可見當時諸侯有事並不是向周，而是向齊告急；桓公甚至可以替其他的諸侯國立君。

〈齊太公世家〉接下來記道：「是時周室微，……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這時中國的政治形勢就像前面談到夏商之交：「諸侯多畔夏。……湯修德，諸侯皆歸湯」；商周之際：「西伯（周文王）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相若。齊桓公隨時可以像禹、湯、文、武一樣，說聲「天也，」便即天子位，成為眾諸侯的新盟主。可是齊桓公沒有這樣做，還率領諸侯守禮，尊周室為天子。

上面提到他助燕抗山戎，燕莊公十分感激，齊桓公卻勸燕莊公恢復祖先的政策，尊周室為天子，納貢於周一事，便可得見。到了後來，齊桓公的威名越來越大，諸侯都服膺他的領導，他自己也抵擋不住引誘，說：「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執意要登天子之位。幸得他的宰相管仲固諫，還出計勸阻，才沒有成事。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便是稱讚管仲堅守周禮，維持「統一帝國」理想的遠見。如果桓公在當時就這樣踐天子之位，也只不過是當上諸侯的盟主，把中國帶回夏商時代的政制，天下一統的帝國恐怕又得再等七、八百年才會出現了。

一統帝國是不是中國該走的路？禮制是不是一統天下最合適的新制度？怎樣實踐這個新理想？推行這個新制度？便是春秋戰國時中國所面對的大問題，諸子學說，特別其中的犖犖大者：儒、道、墨、法四家，便都是對這個大問題不同的回應。對周初一統天下的理想和禮制的反思就是諸子學說思想的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