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對道德價值的追求日趨淡漠，一些家長生兒育女時就已考慮子女他日的回報，某些父母從小就栽培女兒嫁入豪門，許多學生選科以前途作考慮而忽略個人志趣。套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術語，這樣都是「工具理性」的考慮，即以事件能帶來利益多寡為衡量標準。
——反之，傳統文化被視為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原因是我們從小所接觸的傳統文化乃以正統儒家為主，孔子主張「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孟子堅持生與義有矛盾時「捨生而取義」（《孟子‧告子上》） 。這種傾向的傳統價值理性思維，在當下社會重視追求利益的風氣下顯得格格不入。
一 義利之辨
歷史學家趙靖指出，先秦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認定求利是人類之本性。《管子‧奢靡篇》更明確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張，即是富人大量消費以造就貧民、工匠、女工的就業機會，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子討論的重點是「義利」之關係，屬於倫理學層面的闡述。
其實，《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義利觀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彈性。它不像儒家般看待道德價值凌駕於生命之上，動輒講「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或「餓死於首陽山」，而是試圖把傾向價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類近於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邏輯謬誤，有意建構成兩者並重的思考系統。
《管子‧牧民篇》中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就是為「義利觀」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實質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張先現實後理想，如此不但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這種提倡在滿足生活文化層後，必須發展道德倫理一層的主張，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觀，有別於儒家講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
圖 | 管仲
其實，這種思想正好是現代人的明燈，人們既渴望生活安穩，又想為社會出一份力；他們既不喜空談理想，認為過高的目標猶如空中樓閣，但又希望在道德實踐上有一番作為，衣食足而知榮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標。順帶一提，法國大革命時西方哲學家孟德斯鳩也提出相似的說法，世稱「孟德斯鳩命題」，孟氏認為當經濟發展起來，擺脫野蠻階段，人們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滿足。
一言敝之，《管子》所提出的說法是對人性體察極深的洞見。在道德淪喪，幾乎無所不假的社會裏，在路見不平拔足而走的當代社會，較容易引起向來不關注道德的人們的反思，提升現代人的德性。
二 經濟思想
《管子》一書所提出的治國思想最為可觀，歷代學人多有引用，尤其體現在經濟方面。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有兩大路徑，一是自由放任主義，以黃老思想為代表，司馬遷的「善者因之」是為佼佼者；二是干預主義，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濫觴。
趙靖指出，《管子》主張國家對經濟行為進行干涉，此方面可見於《管子》之四「民不得雜處」說。士農工商的階層說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影響，日本德川幕府亦以為國策，其實《管子》是這方面的首倡者。
《國語‧齊語》亦記載了管仲與桓公的對話：「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言哤，其事易。」《管子》一書與此條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書都反對四民雜處，此乃出於政府管治的考慮，其認為易於控制各階層，以及堵塞社會流動，實大大有利於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而國家穩定是其學說中的重中之重。
三 作者及成書
眾所周知，《管子》約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於管仲之手，而是後人集體編輯而成。部分內容是後人託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些章節與管仲其人沒有直接關係。
據陳鼓應的研究，《管子》一書的部分篇章，是戰國晚期齊國稷下學者的作品，與管仲其人的思想並非完全一致，書中內容很大程度上屬於道家取向，並且主張道法結合，由老莊的理想主義走入現實社會，對後來的黃老思想有深遠影響。
由此觀之，《管子》是先秦諸子的思想集成，是眾多學者共同書寫的百科全書，當中涉及治國、經濟、軍事、社會、哲學、人口、農業等領域，觸及法、儒、道、農、兵、陰陽諸子學說。
《管子》（第二版）
導讀：趙善軒
作者：趙善軒、李安竹
出版社：香港中華
出版時間：2021年7月
其實，不獨此書，近年出土大量戰國至漢代的竹書、帛書，內容文字與今本流行的大有不同，因我們所讀之版本，多為漢代的改版，多非春秋戰國的原著，故一些學人認為出土文獻使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有改寫的必要。
這裏不禁要問，何以後世學者要冒管仲之名而作書呢？主要是因管仲生平乃是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功業對春秋時代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世人對他高山仰止，故不少學者都藉管仲之名來發揮，希望建立一套實用主義與道德價值俱備的學說。
孔子曾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可見就連孔子也肯定了管仲對抗夷狄，使華夏免受夷狄侵害的偉大功績。《論語》中也記載了孔子對管仲的人格批評，但孔子也客觀地指出「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認同管仲尊王有功，對於維護周室統治權威有着不可磨滅的作用。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認為世上只讚美鮑叔能識別人才，卻鮮有人稱道管仲的才能。
三國時代的諸葛亮也常自比管仲，其對管仲的推崇，足見管仲的歷史影響。管仲不像大多數諸子般屬文弱書生，而是功勛卓著的齊國相國，桓公以仲父尊稱他，他也是經世治國的典範，故後世學者籍他的大名來著書立說，實能大大提升著作的說服力。
四 管仲其人
齊國自太公望（姜子牙）立國以來一直興盛不絕，直至平王東遷後中衰，而令齊國重振雄風的人，不是家學淵源、累世公卿的士大夫，而正是商賈出身的管仲。
圖 | 春秋時期形勢
管仲為相期間，致力振興齊國經濟，利用商業的路徑，使得商貨流通不絕。他又對齊國的財政制度進行改革，設立監管機構，大力促進經濟發展，對社會作嚴密監督。如此一來，在勵精圖治下，國家興旺起來，為齊桓公奠定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司馬遷認為管仲是「世所謂賢臣」，這一點是對他的功業做出肯定，尤其是管仲對齊國經濟發展推動所作的貢獻。他又在《史記‧平準書》中說 ：「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己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其實，歷史上真正的盛世，經濟發達，物阜物豐是必要的條件。然而，管仲治下齊國不但國力強大，更重要是以國力優勢來維護國際秩序與社會正義，帶領盟國維護周室的統治地位，又不與喪德敗行之流氓國家為伍，也絕不欺壓無辜者以換取國家穩定，這樣的政治才能令人心悅誠服。反之，一味以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自詡的時代，如漢武帝、唐玄宗、清高宗等，免不了會遭史家批判。借古鑒今，賢明者應當效法。反之，一再重複歷史的教訓，受苦的永遠是平民百姓。
「中國通史」系列叢書
作者：鄧廣銘、田餘慶、戴逸 等
出版社：開明書店
出版時間：2021年7月
香港中華旗下子品牌開明書店出版的這套「中國通史」系列叢書由26位研究中國斷代史的權威專家學者合力撰寫，時限起自傳說時期，截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基本反映了中國自古代至近現代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科技、文化、民族、對外交往等方面的基本事實和主要脈絡，系統全面，知識準確，文字嚴謹，表述精當，充分反映了名家學者的治學風範，許多文字彌足珍貴。本叢書也是海內外唯一一套按照辭書標準來寫作的《中國通史》。
（圖文轉載自開明書店微信公眾號，本文作者為趙善軒，現任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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