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劫掠到保護：百年莫高窟，如何感動世界？- 大数跨境

联合出版集团

2022-03-16

导读：聚焦敦煌，發現世界。

115年前的今天，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首次抵達敦煌，拜訪王道士；五月再次來到，攜走藏經洞文獻經卷24箱，美術文物、絹畫五大箱等共近萬卷。從此，敦煌文物流散至世界各地。敦煌藏經洞，透射着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的榮辱滄桑。

中和出版的《敦煌夢尋：千年寶藏的聚散與離合》回顧了一個多世紀以來敦煌文物流散的往事，以及學術文化界幾代人嘔心瀝血追尋國寶、研究國寶，乃至通過不懈努力，讓敦煌寶藏以出版形式魂歸故土、重光於世的歷程。從「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到「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中國學人在這一過程中付出卓絕努力，尋找民族之魂、文化之本，令人感慨萬千。

《敦煌夢尋：千年寶藏的聚散與離合》

作者：劉詩平、孟憲實

出版社：中和出版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

下文節選自《敦煌夢尋：千年寶藏的聚散與離合》尾篇<人類的敦煌>，一起來看看：

當我們隨着敦煌寶藏的風風雨雨走過了一個多世紀之後發現：敦煌，是如此之深地牽動着世人的目光。人們很難找到還有第二個地方，能像她這般凝聚着連綿相沿的歷史和不曾中斷的文明，像她這般讓全世界的學者癡心不改並以身相許，像她這般閱盡人間的悲喜愛恨和榮辱滄桑。

圖 | 敦煌莫高窟

文明的流失與民族的自救

當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支起帳篷，想方設法地從王道士手中獲取藏經洞文物時，當勒柯克、華爾納在柏孜克里克和莫高窟裡切割或剝離壁畫時，他們的同事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從事着挖掘。

在埃及，1902年美國的戴維斯開始從事帝王谷的考古發掘工作。在那裡，他一口氣挖了12個冬天。在兩河流域，德國的科爾德維從1899年開始發掘巴比倫古城，足足挖了15年，他挖出了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通天塔和寬敞的城市街道。

不過，他們已經是在當地政府配合下，把復原歷史作為發掘的目的，是在嚴謹細緻地進行着歷史文化的清理。對於大多數考古學家來說，考古已經不再是對寶藏的掠取，而是對信息的探尋和解答特定歷史問題的手段。

圖 | 莫高窟第45窟彩塑，2020年中國郵政發行的「莫高窟」小型張

來到敦煌的外國考察家，無疑都是那個時代深有影響的學者，一些人的學問甚至代表着當時在那個領域的最高水平。然而，他們依舊在用西方考古學初期階段的找寶和挖寶方法，對中國西北的古代城堡、寺廟遺址、石窟和墓葬等進行着野蠻挖掘，或騙取文書，或剝取壁畫，或搬走塑像，或盜掘墳墓，使眾多保存千年的古代遺址、石窟和墓葬毀於一旦。

一個敦煌莫高窟，在一次又一次的洗劫之後，流失的是人類文明的種種信息，留下的是中華民族的累累傷痕。而今，數萬件珍貴遺書、近千幅古代佛畫、數百件壁畫和塑像被人為割裂，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個國家的四十多個收藏單位和研究機構中。

圖 |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東壁北側，被華爾納破壞前的完整壁畫（左）、破壞後的壁畫

藏經洞的發現和經卷文物的流失，永遠地與王道士連在了一起。矮小的王道士給中國歷史寫下了永久的遺憾。王道士是注定要被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

但是，在斯坦因來到敦煌之前，有長達7年的時間供地方政府和相關人員保護與收藏這批珍寶，然而即使如進士出身而有學問的敦煌縣令汪宗翰在獲取藏經洞珍品後也不曾行到保護的責任，甘肅學政葉昌熾則在距離敦煌幾百里外的酒泉停住了西行的腳步。

「弱國無外交」背景下對外國人普遍高看一眼，地方官員在對外國遊歷人員行使保護與監督職責時，往往是保護變成縱容，監督流於形式。官僚的腐敗和民眾的愚昧，為西方考察家增添的是盜寶的藉口並使其最後得逞：蔣孝琬替斯坦因從王道士手中騙取藏經洞文物可謂不遺餘力，斯坦因捆好的敦煌文物在安西縣衙裡寄放了多時。清朝學部的人馬草草收拾經卷上路後沿途流失，運到北京後的「劫餘」精華再次遭到一些中央官員的竊取……

圖 | 伯希和在藏經洞中檢閱經卷

要反對外來的文化侵略，就必須先從反對自己的愚昧和淨化自身的靈魂開始；要維護民族利益和保護民族文化，就必須先提升自己的民族品格。

五四運動後，中國知識界終於告別過去，民族精神、現代意識、科學與民主思想終於在他們的心中長成。在政府重視、民眾覺醒和知識界的覺悟下，1925年華爾納以剝離第285窟壁畫為目的的劫掠行為遭到失敗，莫高窟的命運從此有了根本的改變。

兩年後，以保護本國科學資料免於外流為宗旨的民間性學術組織——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成立。接着南京政府組建「古物保管委員會」，對內調查登記和保護文物古跡，對外阻止本國文物外流。1931年，純粹以劫取文物為目標而進行第四次中亞考察的斯坦因被中國政府和學界驅逐，包括敦煌在內的中國西北文物大規模外流、外國考察家明目張膽「盜寶」的時代終於一去不復返！

圖 | 大谷探險隊駝載大批文物而去

阻止文物流失和保護文明遺存的同時，是建築現代學術的殿堂。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着實不服氣就是物質的原料以外，即便學問的原料也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寫道，「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第二年6月，史語所正式改為三組：

陳寅恪任第一組（歷史）主任：對內閣大庫明清檔案、漢晉簡牘和敦煌遺書的科學整理與研究迅速提上日程。北平圖書館的敦煌遺書目錄——《敦煌劫餘錄》作為史語所專刊第四種出版。陳寅恪在提出「敦煌學」，首次從理論上對因藏經洞發現而興起的新學科加以總結後，呼籲中國學人勉作敦煌學「預流」，對內不負歷劫之國寶，對外推進世界學術之進步。

趙元任任第二組（語言）主任：第二組的工作「所呈現的急追猛進的陣容，曾使坐第一把交椅的歐洲中國語言學家、瑞典高本漢教授為之咋舌」。

李濟任第三組（考古）主任：安陽殷墟大規模的科學發掘全面展開。從1928年10月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殷墟發掘歷時幾近十年，先後進行了15次大規模的科學發掘。1935年5月，傅斯年陪伯希和赴安陽參觀。目睹發掘工作的科學嚴謹和大量珍貴的發掘品，伯希和驚歎不已。兩年後，伯希和在哈佛大學三百周年校慶的講演中，稱殷墟考古工作「是近年來全亞洲最重大的考古挖掘」。

科學的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等所呈現出的驕人進展，傅斯年數年前倡導的「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正一步步走近中國。

圖 | 敦煌月牙泉

戰爭、政治運動與敦煌學的命運

1931年，即《敦煌劫餘錄》出版的這一年，陳垣對胡適慨歎：「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京都）呢？還在巴黎？」兩人相對歎息，「盼望十年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所呈現出的種種振興的光芒，給了無數中國學人以夢想和希望。

然而，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中華民族進入生死存亡關口，中國學術振興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李濟在《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曾傷痛地回憶：「假若沒有七七事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現在發展到甚麼狀況，是不易揣測的。歷史不談『假若』，七七事變終於發生了。」隨後，史語所及其工作人員開始了長期的、苦難的遷徙生活，由南京而長沙，而昆明，而李莊，而南京……

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也曾深情地回憶戰前他在北京大學與陳垣、馬叔平（衡）、吳承仕、楊樹達、聞一多、余嘉錫、容肇祖、向達、趙萬里、賀昌群等學者共論學術的情景。錢穆說：「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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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爆發，不但北平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整理和研究被打斷，派往海外調查敦煌文獻的王重民和向達等的工作計劃被打亂，而且研究人員和資料的長期輾轉遷徙，學者歷經劫難乃至身心交瘁，學術資料的不易獲得，對敦煌遺書的研究、刊佈、學術交流等等一切都無從談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世界範圍內的敦煌學來說，打擊也都是毀滅性的。在素有「漢學之都」之稱的巴黎，在納粹鐵蹄蹂躪下，敦煌學名家馬伯樂慘死在集中營裡。憂國憂民、積鬱成疾的伯希和好不容易捱到了最後，但戰爭剛一結束，便不幸去世，留下大批遺稿和尚未殺青的著作；在蘇聯，剛着手將秘藏了多年的敦煌文獻進行編目的弗魯格，在德軍圍困列寧格勒時，活活餓死，編目工作驟然中斷，直到十多年後才得以繼續；在英國，大英博物館的翟理斯從1919年就開始整理的敦煌遺書目錄，由於二戰爆發後紙張短缺，更由於能夠處理漢字形態的特殊排版工人被徵入伍而不得不推遲出版；在德國，勒柯克從中國割去的壁畫，其中最精美的部分，被盟軍飛機所投擲的炸彈炸得粉碎，燒成一片灰燼；在日本，持續多年的海外「搜寶」被迫中斷，一些敦煌學家轉變了研究方向為侵華張目，一些有正義和良知的學者則因不滿軍國主義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而在鬱悶中死去。

圖 | 20世紀5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美術專業人員在油燈下臨摹壁畫

戰爭對敦煌學的打擊是致命的，但是中國的敦煌學者依然在艱難中堅守。向達在戰火紛飛中毅然回國，姜亮夫在戰爭的後方像保護生命一樣保護着敦煌資料和撰寫書稿，鄭振鐸、徐森玉等人在上海搶救祖國珍貴文獻和保護敦煌遺書，王重民即使滯留美國也同樣把一片愛國心寄託在用心整理東方圖書目錄和敦煌研究上……

然而，政治風暴開始了對敦煌學的摧毀。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正像陳寅恪在為王國維撰寫的碑文中所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一種學術，如果只是政治的工具和文明的粉飾，那麼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學術；一個國家，如果把學術作為政治的工具和文明的粉飾，那麼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進步。敦煌學和敦煌學家的命運，只不過是那個慘痛時代的一個縮影而已。

國際學術界是個沒有硝煙的戰場。在這個戰場上比拚的，是研究的水準和文化的建設。當敦煌學的中國戰場淪陷時，「敦煌學在日本」「敦煌學在歐洲」的聲音漸次響起。

交流、合作與敦煌學的未來

隨着中國改革和開放的深入，隨着東西方冷戰的結束，隨着國際間交流與合作的廣泛開展，中國乃至世界的敦煌學終於迎來了一個多世紀以來最為輝煌的時刻。敦煌遺書散落世界各地，是敦煌學自誕生以來便成為世界性學問的重要因素，然而也正是分散收藏着的敦煌遺書決定了過去一個世紀裡敦煌學的曲折歷程。

圖 | 敦煌八景之一：月牙泉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英藏、法藏、俄藏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四大收藏，以及一些分散收藏的敦煌遺書，相繼在中國影印出版，嘉惠於全世界敦煌學者。一件一件地「尋寶」的時代終於徹底結束了。

交流與合作貫穿在資料整理和出版，研究和保護之中。在敦煌學的各個領域，學術交流都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着；在敦煌遺書整理出版方面，在敦煌遺書修復方面，在保護敦煌壁畫方面，國際間的合作都在廣泛開展着。

學術的絲綢之路連接着各國的敦煌學研究。池田溫回憶陪同唐長孺先生參觀「唐招提寺展」瞻仰鑒真像的真情；樊錦詩回憶平山郁夫保護敦煌壁畫的絲路情懷，張弓和宋家鈺回憶吳芳思和馬克樂女士在英倫的友好合作，府憲展回憶涅瓦河畔的孟列夫，以及當年羅振玉和內藤湖南之間、狩野直喜和王國維之間以敦煌作緣展開學術交往的往事。這些場景和畫面，不斷溫暖和激勵着敦煌學的世界。

在世界，人們聚焦敦煌；在敦煌，人們發現世界。世界性和國際化，正是敦煌學與生俱來的底色。從當初幾件文書的被解讀，到發展成為跨十幾個學術領域的一門學問；從幾個國家的少數學者參與其間，到十幾個國家的大量專家投身其中，學術的敦煌已為全人類所共有，針對敦煌學的研究，收穫的正是人類共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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