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於下周六（7月2日）面向公眾開放，展示914件來自故宮博物院的珍貴文物。此次來港的故宮文物數量多、等級高，種類豐富、名作雲集，是故宮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藏品出境外借。其中一級文物多達166件，屬「國寶」級別，佔借展品總數18%。

聯合出版集團旗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商務印書館、新雅文化和中和出版等多間知名出版社出版了眾多故宮主題圖書，面向港澳及海外讀者介紹故宮建築特色、文物珍奇以及歷代故宮人如何傳揚中華傳統文化。

下文節選自《從紫禁城到故宮——營建、藝術、史事》一書，作者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單士元先生，是中國明清史專家、檔案學家、著名文物專家、古建築保護專家。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故宮，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單士元，隨恩師沈兼士教授等，加入清室善後委員會，參與點查文物，由此開啟了長達七十四年的「故宮生涯」。

下文選自書中〈我與初建的故宮博物院及院匾軼事〉一章，一起來看看故宮博物院初建的那些事。

我是老北京人，或者說是世居京城的土著吧。兒時聽祖父說，先祖是在明朝隨掃北大軍而來，後定居北京的。我生於1907年，兒時讀私塾「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一類的啟蒙讀物。1919年北京爆發五四運動後，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提倡辦平民夜校，其宗旨是使一般平民子弟亦可讀書。1922年我已十五歲了，於是便來到北大學生會在北大紅樓辦的平民夜校上課。1924年夏秋我通過考試升入北京大學史學系，這時我已是十七歲的青年了。

圖 | 單士元院長小時拍攝的照片

此照片為讀小學時所攝。當時學校在地安門外東大街，面對皇城建築，是清王朝太醫院。辛亥革命後仍歸清管理，每年在此祭祀三皇。攝影處是太醫院大堂，後有四合院二堂，最後為後群房，其西為三皇廟，大堂之左右有太醫佐領廳，西佐領廳有針灸血脈銅像，東佐領廳有土地廟。1924年溥儀出宮後，此建築遂歸地方。

1924年前太醫院陳佐領官在此辦一小學，余讀書其中。學校是半官半私的性質，學生僅數十人。當日有多數小孩不上學。

大堂正中懸清末年立憲藤黃，堂中還立有1901年建太醫院記事碑六方。解放後此處為民居，大堂為一住戶生火不慎燒毀，清代太醫院遺址遂不可見，現為一海鮮飯館。近過其處，三皇廟似尚存。回憶舊日情況已七十年前事。

片中長鬚老人名陳守忠，為太醫院佐領官，即創辦學校之人。在學生群中坐者為校長，名高紫垣。

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廢除了封建帝制，但遜帝溥儀及原皇室成員仍居清宮後半部，並享有「大清皇帝」尊號，不用民國紀年；一批清朝遺老舊臣仍然頂戴花翎，向溥儀跪拜稱臣；大批太監宮女侍衛還在供封建小朝廷使用……這些舉動，引起朝野人士以及民眾的不滿。於是在1924年11月5日，控制北京政局的馮玉祥將軍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驅逐出宮。當時京城警備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民國代表李煜瀛教授與遜清室內務府紹英等磋商，往返緊鄰養心殿的隆宗門之間，幾經周折。據說遜清室還有令禁衛軍抵抗之意，後懾於國民軍之威勢，始允出宮。從此花翎頂戴的遺老出入宮禁的朝代徹底結束了。

溥儀出宮後，攝政內閣發布命令，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業經公布施行。「着國務院組織清室善後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產、私產以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遠。」當時國務院發出一電告知修正優待條件情形，隨之又發一電說明清遜帝溥儀出宮的好處和將來利用宮殿文物籌辦博物院的意見，這是將皇宮改為博物院最早的設想。

清室善後委員會是公開的組織，有委員長一人，委員十四人，委員長推選任常務委員五人，並有監察員六人，國務院下屬的各部派二三人為委員的助理，名助理員。同時，還讓遜清室指定人員參加。當年還有不少北大史學系、文學院教授、助教及學生被吸收參與，準備做一些具體清查事宜。

由於我在史學系，對歷史考古方面興趣極大，教授給的研習課題又是明清史，所以當年經教授和善委會批准，我得有機緣在1924年12月底進入清室善後委員會。憶當日有教授對余曰：「辛亥革命溥儀退位後，曾於民國六年進行復辟，企圖推翻民國。事未得逞，僅歷數日即曇花一現，以失敗告終。但其再復辟之心未死，一些號稱保皇黨遺老，亦日日為溥儀謀之。現將溥儀逐出皇宮，毀其復辟之心和根據地，是完成孫中山辛亥革命未竟之業。意義重大。」余雖弱冠，聞之頗為興奮，參加皇宮中舊藏文物點查事，還屬於革命事業，得以為榮。

圖 | 單士元在審查故宫工程圖紙

清室善後委員會不但是公開的組織，還制定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如在室內工作時，不得單獨遊憩，不得先進或後退。監視人員須分立於執事人員之間，不得自由來往於事務地之外。由於有極詳明的點查清宮物品規則和清室善後委員會成員的無私保護，點查文物工作得以進行。

當時紫禁城門前有馮玉祥部隊及北京警察廳士兵守衛，工作人員均須佩戴清室善後委員會證章。我雖為漢族，但住家與旗人雜居於京城北區，由於溥儀出宮之因，原清室內務府旗人與隨溥儀出宮之人皆遭失業，生活已無來源，所以遷怒於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街上行走時時遭旗人白眼相加。

一次我剛從家走出胡同，兩位街坊老者怒視我，對曰：「這個小子參加革命黨了，把他扔到什剎海裡去！」還有不少清遺老為溥儀鳴不平而奔走呼號。故此我在前往紫禁城中，則不敢將證章外露，而掩於衣襟中。

當年我家住在鼓樓大街北側，每天步行到神武門，那時的神武門前遠不是今天的樣子。在神武門前還有一道門，叫北上門，在北上門的兩側有東、西連房，房前各有一道牆向東、西伸延至與景山東、西牆平行，用牌樓連起來，那時從故宮神武門是看不見景山門的，北上門顧名思義是北去的門，是故宮對景山而言的。在東、西連房後還有一條路可以通往神武門，當年我每天就是經過這條路進入故宮的。

圖 | 單士元院長1925年在乾清門前留影

初進清宮，是1925年的一二月份，時正隆冬季節，當年北京冬季平均溫度好像比現在低一些，有時到零下十幾攝氏度。一進神武門洞無法行走，因為西北風打得身子直轉，身不由己地撞在神武門洞兩壁，可以說是打着轉進故宮的。進得宮禁，其淒涼之狀躍然入目，每到一院落都是蓬蒿滿地，高與人齊，吾輩青年手持鍬鎬、鐮刀為點查的政府官員、教授開路。步入冷宮，寒氣襲人，又無爐火，兩足站地三至四小時痛如刀刺。

我在善委會裡是一名書記員，是低級的辦事者，就是負責登記掛籤之役，如某某物品其名稱說出，我馬上登記在冊，然後編出號數，隨着將此物掛上號或黏上標籤。那時我是小字輩，一些年長學者知我不識器物，便親切喊我：「來，小孩子，黏在這上（或掛在那個文物上）。」不僅如此，我要身穿特製無口袋的工作服，還以白帶繫緊袖口，使雙手無處可藏，此乃以預防發生偷盜之事也。

我進入善委會工作的同時仍在北大讀書。1925年初，北大文學院史學系助教學生還利用皇宮檔案編輯了一個歷史知識性小型刊物，名《文獻》，委我任編輯校對，出至五期，不知何故就停刊了，這是最早利用明清檔案出版的刊物。當時北大諸教授如陳垣、沈兼士、沈尹默、馬衡、倫明、馬裕藻、朱希祖等均提攜我，並同意我半工半讀，就是一邊在善委會做點查文物工作，一邊到北大上課。

圖 | 整理清宮內閣大庫殘存檔案

自溥儀出宮後，這座明清王朝皇帝所居之禁地皇宮，即引起各方面人士的注意。紫禁城內究竟是甚麼樣子，外面全然不知。那時是各路軍閥割據的政局，執政府經常變換，強者進，弱者出，當政者無不想控制故宮，而遜清室遺老也不甘心退出他們世代盤踞的皇宮禁地。因此，上述各種勢力圍繞着清室善後委員會展開激烈鬥爭。

從善委會領導者到一般執事人員，卻是面臨多方面的艱困與時時處於被扼殺之危險境地，因而以歷盡艱辛、有利有節應付難局，一方面積極點查清宮文物，一方面為了讓全國人民早日知道神秘的封建皇宮是甚麼樣子，蘊藏的歷代傳世珍寶都是甚麼，我記得初入善委會時被告之，規定六個月的點查工作，即籌辦博物院。後歷十個月，在1925年10月10日由清室善後委員會決定，成立故宮博物院，辛亥革命未竟之業終於完成實現，而我已被批准留院繼續供職。

圖 | 故宮博物院

當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確定下來的前幾天，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被選推為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後的理事長的李煜瀛先生，在當年故宮文書科內，把黏連的丈餘黃毛邊紙鋪於地上，用大抓筆半跪着書寫了「故宮博物院」五個氣勢磅礡的大字。李先生善榜書，功力極深，當時我有幸捧硯在側，真是敬佩不已。在故宮博物院成立的慶典大會上，此五字已莊重地鑲嵌在原皇宮北門神武門的紅牆上。不過今日故宮博物院匾，則是在解放後由名家所寫。李煜瀛先生所寫的匾額，及當年我在先生旁捧硯侍側的情景，已成為我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七十年的記憶了。

解放後故宮博物院獲得新生。新中國誕生，百廢待興，但黨和國家首先對宮殿群進行整理修繕，從1952年開始僅數年內即清理垃圾瓦礫二十五萬立方米，另外成立以工藝技術哲匠為主體的古建維修隊伍，和工程技術師共同制定「着重保養，重點修繕，全面規劃，逐步實施」的維修原則，這才使故宮古建築恢復原來的雄偉壯麗。約在1960年，大赦後的溥儀先生在編寫《我的前半生》一書時，曾來故宮參觀，當時由我陪同，當他走到其原住所的宮殿時，驚訝地連聲說：「真整潔，我都認不得了。」

我在故宮博物院中，從一名小職員到教授，解放後又被領導任命為副院長，主管故宮業務工作。1985年是故宮建院六十年，一個甲子之慶。在紀念會上，我與國家主席楊尚昆及文化部朱穆之部長等領導同坐一桌，歡慶建院典禮。會上，有關領導出於院中工作需要和對我的關心，任命我為院中顧問。工齡與院齡同庚的我，欣喜之餘，賦詩一首《六十年述懷》：

在1995年建院七十年前夕，有記者採訪我，寫出報導說：「溥儀出宮，單老進宮。」幽默之中，道出我在參加由皇宮締造故宮博物院七十年的工作經歷，歲月蹉跎，光陰流逝，當年參與建院的師友，或過世，或離開，如今故宮博物院中參加建院工作的老故宮人中，只有我一人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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