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節，來聊聊魯迅

今天是5月4日，青年節。

100多年前《青年雜誌》發刊詞中提到：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

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

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

圖 | 《青年雜誌》創刊號封面（圖源：網絡）

提起青年，我們不得不想起魯迅。作為當下最受青年人歡迎的作家，他不僅是語文課本裏出場多次的文學大師，也是活躍在網絡上的社交金句達人。他曾寄語青年：

站在世紀之交回眸百年中國文學，真正稱得上經典的作家作品，魯迅居於首位。

「五四」新文學能成為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是基於人的覺醒，基於啟蒙精神。「五四」新文學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舊價值觀念，充滿了個性解放與民族自強的要求，充滿了對國民蒙昧狀態的深刻剖露和沉痛憂思，充滿了對被壓迫裙眾的沉摯關懷以及人人應該懂得自尊又應該懂得尊重別人的熱情呼喊。魯迅就是這種文學的最重要的奠基者，也是它的最傑出的代表。現代小説的開篇之作《狂人日記》，從幾千年歷史的字縫裏讀出了「吃人」二字，並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可以説就是一篇文學形式的人權宣言。

《故鄉》中，當閏土張口叫一聲「老爺」時，「我」竟至心靈震顫，「似乎打了一個寒噤」；這一筆也只有真正把農民視作朋友的魯迅才能寫出。《阿Q正傳》既含淚鞭撻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也沉痛鞭撻了阿Q的革命，因為阿Q式的革命只是要站到未莊人的頭上，成為新的壓迫者；魯迅很怕「二三十年以後」中國「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

早在1919年8月，魯迅在為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四幕反戰劇本《一個青年的夢》寫的譯者序中，就對「人人都是人類的相待」一句話表示「極以為然」，並且説：「中國也彷彿很有許多人覺悟了。我卻依然恐怖，生怕是舊式的覺悟。」這裏所謂「舊式的覺悟」，就是指自我獲得解放之後卻去壓迫別人，損害他人以肥利自己，以及對「威福、子女、玉帛」一類封建性人生理想的追求。三個月後，魯迅又為《一個青年的夢》寫了第二篇〈譯者序〉，説：「我慮到幾位讀者，或以為日本是好戰的國度，那國民才該熟讀這書，中國人又何須有此呢？我的私見，卻很不然：中國人自己誠然不善於戰爭，卻並沒有詛咒戰爭；自己誠然不願出戰，卻並未同情不願出戰的他人；雖然想到自己，卻並沒有想到他人自己。譬如現在論及日本併吞朝鮮的事，每每有『朝鮮本我藩屬』這一類話，只要聽這口氣，也足夠教人害怕了。」魯迅作品中這種人我關係完全平等、「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主張，便充滿了20世紀的時代意識，與封建的、小生產的、資產階級損人利己的各類態度都截然不同。

對於個性主義，魯迅當然是讚美和支持的，它是魯迅前期作品的基本思想之一。無論是年輕時敢於拔神像鬍子的呂緯甫，或者懷抱新理想與舊勢力頑強抗爭的魏連殳，他們都是魯迅筆下令人同情的英雄。「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華蓋集· 題記》），這是當時那些追求心靈自由的知識者的真實寫照。「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傷逝》女主人公子君的話語，更成為青年們風靡一時的口頭禪。然而魯迅作品的可貴，不僅在於寫出個性主義的值得肯定，還在於寫出個性主義具有脆弱的一面。呂緯甫失卻蓬勃朝氣而走向消沉、頹唐；魏連殳由憤世嫉俗發展到玩世不恭、痛苦屈服；連更年輕的子君、涓生也終於演出婚戀的悲劇。覺醒的個體面對強大的「無物之陣」，往往以失敗告終。魯迅作品中彌漫的悲劇性氣氛，與其説由於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19世紀末興起的悲觀思潮的認同，不如說出於對東方專制主義統治下社會現實的深刻體察。魯迅談到20世紀20年代沉鐘社作家們悲涼心情時説，「即使尋到一點光明，『徑一週三』，卻是分明的看見了周圍的無涯際的黑暗」（《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説二集序》）。這其實也正是整個「五四」一代知識青年普遍面臨的狀況。它是單純的個性主義武器所無法對付的。可以説，魯迅作品不僅啟了舊的封建主義之蒙，同時也啟了新的個性主義之蒙。豐富的戰鬥實踐經驗，使魯迅很早就成為無產階級的天然盟友，而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後，更能純熟自如地運用這一武器，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在與正面敵人作戰的同時，抵制和反對種種機械論、庸俗化的傾向。這就是文學家而又兼思想家的魯迅的深邃之處，也是他的文學作品的重大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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