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战略驱动：研究另开生面
有位政府机构的朋友曾跟我聊起，某次提职时，他的领导曾向他推荐说：“你把这几年的中国电力企业管理杂志翻过一遍，对行业的事情就基本清楚了。”尽管这可能有些溢美之辞，但这确实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那几年，刊物始终努力把握行业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并在客观反映各种不同意见与倾向的同时，敢于提出自己的判断，相当比例的重点文章都是出自本刊记者之手，而且都具有较好的深度，伴随着刊物的成长，是研究型团队的成长。因此，除了内容的研究性在加强，我们还完成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课题研究，这是一般媒体很做到的。
战略之道
从担任副社长起，我开始代表杂志社向每年的全国通联大会作工作报告。大多数媒体特别是自办发行的媒体，一般都会很注重通联队伍的建设，并按发行地区或主要面向单位设立通联站。通联站与杂志社没有隶属关系，但在发行、组稿以及组织活动方面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联工作从来都是媒体业务的重要方面。工作报告是通联会的重点，既是上年工作汇报，也是当年办刊思路展示，力求得到大家的共鸣、理解与更大的支持。
在此后每年的工作报告中，我都会专写一段关于如何办刊的理论思考，这既要求自己要把当年的工作体会上升到理论高度，也迫使自己为下年的工作思路不断提出创新目标。这样做很有挑战性，但对刊物的持续创新很有裨益，也得到通联站同志们的高度认可。几年积累下来，这些想法已逐渐形成较成熟的刊物发展战略框架，我把这些想法整理成文，几经修改后，定名为《中国电力企业管理的发展战略与经营创新》。
此文长约16000余字，理论打底是陆小华的传媒三部曲，借鉴了当时各种新锐报刊的创办理念，并结合了自己的办刊经验，一定程度上可看作那个时代办刊实践的一份研究样板。这些体会如果以历史眼光看，可能都是传媒基础的ABC，而今天读起来，颇有感慨。
比如对媒体本质的认识。文章认为：“媒体是什么？媒体是一个生产“读者注意力”的行业，就是要把生产出来的“读者注意力”进行二次售卖，包括卖给广告主和媒体经营活动的各种对象。在一个资讯爆炸、媒体激烈竞争的时代，“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一份报刊在市场上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持续地凝聚起目标读者的注意力，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于受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影响社会进程，影响行业和企业决策，以及人们的社会行为。”
即使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注意力”仍是一种稀缺资源。相比自媒体的繁荣，纸媒的现状已几乎是惨不忍睹，从根本上，这种衰败就是争夺注意力的失败。放眼世界，很多纸媒仍有着不断推陈出新的顽强生命力。其差别所导致的命运，其实无非只在“宣传工具”与“社会公器”之间。
所以，刊物的竞争力应体现在什么地方？就在于观念的不断创新；在于思想性和深刻性。“信息的编辑处理方式毕竟是操作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期刊能否根据形势的总体变化，及时提供新的见解与判断。刊物的权威性在于所传递的是主流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能够在大多数媒体停留在努力使人们“有所得”时，做到使人“有所见”、“有所悟”。期刊的编辑和记者首先应是一个研究者，要对相关报道领域有自己的心得、理解和把握。期刊编辑和记者要成为一个发现者，要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有所发现的基础上，要有深度、有厚度。”
此文相对独到的理论贡献应该是对行业媒体定位的研究。文章认为，现代产业在长期发展中都已形成不同程度紧密的产业链，产业链中的每一环都必须创造价值，使产业链也同时成为价值链，而所有能够进入产业链的企业，都必须有其在产业链中的价值定位。行业媒体与社会媒体有很大的不同，一个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媒体，必须能够成为产业价值链中的有机环节。
观念变革的推动与催化、文化传承的形成与深入、信息交流的开放与顺畅，对于行业或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一家行业媒体的重要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其在这些方面所能产生的影响。只有影响达到一定程度，这家媒体才不是可有可无的，才会真正成为产业价值链中的有机组成环节，才能在产业价值链的正常运转中获得媒体自身的价值最大化。
这么多年以后，我以为更简捷地表达，或可把成功传媒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持续推进新思想、新观念的演进与传播；其次，不断致力于新方法、新工具的引入及应用，其三，积极探索新问题或新的表达方式。三者相互联系却各有特色，而但有其一便可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2009年7月，我参加了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社长主编岗位培训班，这一期规模很大，同时开了3个班，包括全国晚报、都市报社长总编辑，全国重要社科期刊主编和中央单位社科期刊主编几百人。我和《炎黄春秋》的总编辑吴思先生分在一个组，特地带了一本《潜规则》请他签名留念。
几天的学习出乎意料地收获挺大，结业前一天放学时，我把这篇文章交给担任班主任的新闻出版署领导，作为学习体会。回家的路上，接到班主任电话，他说，感谢你交来一份非常出色的战略报告，明天结业大会特别邀请你作交流发言。
第二天的大会安排了大约有七八个发言，都是《汽车界》《知音》《家庭》等知名大媒体。我重点还是讲如何办好行业媒体，阐述行业媒体在观念变革、文化传承和信息交流的价值定位。显然，郑重其事地为自己做出一大篇战略的媒体为数有限，所以能得到见多识广的署领导的特别抬爱。
研究记趣
我对研究性工作一向有兴趣，因为每项研究都具有挑战性，都需要不断提出问题，探索解决方案，更需要不断超越自己。每一次成功的研究，都会是迈上一个新的思想阶梯。虽然我一直没有从事过专业研究性工作，但结合不同具体工作的深入研究，也形成了自己善于切入的多领域研究风格。
1989年7月，大学留校工作期间，我在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核心刊物《青年研究》上，以头条位置发表长篇文章“对外开放与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甚大，是国内系统论述思政教育也要对外开放以及如何对外开放的首篇文章。说实话记得这文章写起来挺过瘾的，因为该领域尚属处女地，挑战性相当强，必须思想开放，视野开阔，还得特别注意分寸。当时正在河北大学哲学系在职读第二学位，老师们读过此文也评价不低，认为立论和逻辑都可算无懈可击。时至今日，随着管控日益严格，相关文章也很少见到。
在我此前的研究成果中，最有成就感的应该是“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1996年，国家电力公司政法司下发年度课题目录，由全国各相关单位自选上报，我当时正好在中电技公司，便在目录所列几十个题目之外，自拟选题另报了一个“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并获得立项。此事以前很少有人提过，我却认为是大势必然，需要尽快提上日程。
政法司慧眼识珠，不仅当即同意立项，而且给予了最高的经费支持。我对该领域以前并不熟悉，从零基础起步，3个月内收集研读了上百本相关著作资料，再用3个月几易其稿，主笔完成10万字课题报告，颇获好评。后来申报教授级高工，仅凭此研究便顺利过关。
恰在第二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国家电力公司在南京召开“公司首届国际化工作会议”，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上时任部长高严讲话的相当大部分，会议下发正式文件的三分之一以上，都直接抄自我的研究报告。不谦虚地说，尽管水平有限，我也应该算是电力行业系统提出国际化战略目标的开拓者之一了吧。这对我当然是个很大的挑战，使我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大局观的养成和收集消化信息资料的能力，都有大幅提高。
刚到杂志社时，张晓京牵头正在开展一项课题研究，使我大感兴趣。这个课题有两点很有意思，一是课题为大用户直供电研究课题的案例调研子课题，子课题单独立项不多见，说明课题的重要性；二是发改委价格司发文下达课题时，直接列名杂志社，这时杂志社还只是中电联理事会工作部下辖的一个处级单位，说明价格司对杂志社的认可。这个课题实际上主要是由我们组织相关专家共同完成，但完成质量之高，得到价格司领导和课题验收会专家的一致好评，有专家甚至认为水平要超过主课题报告。其实这只是说明，杂志社在组合专家资源的能力和力度上，要胜过主课题组。
杂志社做研究课题，不仅是组合资源、扩大影响的重要方式，而且对于保持对行业核心话题的持续关注，不断调整立场，提升认知层次，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比如我们后来开展的发电集团ERP应用研究，组织了包括主要咨询公司SAP、凯捷在内的供应商和多家用户共同参与，通过实地调研、研讨交流等方式，深化问题，提出对策。课题报告形成了一定影响，也增强了杂志在信息化领域的话语权。
不仅综合版，农电版和信息化版都有自己的课题研究计划，特别是王永建主持的农电版和国网农电部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几年内先后完成了“农电特色服务研究”、“农村低压用电收费管理研究”、“农电收费模式研究”等，都获得委托方好评。
煤电矛盾是我在杂志社期间最为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写过一系列话题文章和评论文字，并先后组织过两次行业性课题研究。第一次是和电力行业主要电煤交易牵头机构中能公司合作，众多发电企业参加，深入到秦皇岛码头、铁路和煤矿调研，形成了“煤电问题研究”课题报告。
延续这个课题，我看到煤电两个行业正在呈现互相进入的态势，发电企业大举进军煤矿 ，煤炭企业大建发电厂。这时我刚调任中电联研究室主任，正好自主立项“煤电一体化研究”课题，组织多家企业参与，对山西同煤集团、安徽淮南煤业集团和几家发电集团进行了深入调研，最终提交了“煤电一体化问题研究报告”。基本观点就是煤电一体化虽然不符合社会专业分工的大趋势，但在煤电价格矛盾造成交易成本不断攀高的形势下，势在必然。其中对煤电价格矛盾问题的分析，也正好与我对政府调控手段的不断批评一致。
这份报告应该说还是很有特色，一是理论基础扎实，文章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基点，直接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相关思想，特别是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威廉姆斯等人，他们的理论贡献正好是对科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分析煤电矛盾问题极有启发，引用他们的观点也使我的立论更为深入。二是数据详实，对国内煤电两个行业相互融合的情况做了全面调查。三是对策具体，提出了在不同发展情境中的应对方案。不少业内做研究的朋友和我交流，认为最难得的是行业对策研究可以有如此深刻的理论背景。一项研究正好能够直接引用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作为理论工具，还真有点戏剧性，但也可以说是必然中的偶然吧？
不过，更有戏剧性的情节还在后面。就在研究报告印制完成后没几天，收到国家能源局的会议通知，会议主题就是关于组织开展煤电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开会当天，看到参会者有二十余人，都是各研究机构专家和各大电力企业的发展策划或研究部门负责人。我把带去的报告给每人发了一本，结果大家一边看报告一边沟通情况，没多久就散会了。此后能源局再未召开过类似主题的会议，应该是问题已经基本有了答案。
我把这份报告的前言部分修改后发表在《中国能源报》，标题是“煤电一体化与综合能源集团的崛起”。这篇文章和我之前在该报发表的“也谈煤电价格矛盾”、“煤电困局警示录”都是整版重头文章，也都同时发表在《中国电力企业管理》杂志上，三篇文章可算是为我十年的文字生涯和行业知名度的一个惊叹号吧。
地震修志
最后必须要讲一下《地震志》的故事。
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电力行业也成为抗震救灾的重要方面军。2008年11月，国务院决定开始组织编纂全国《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工作，其中明确电监会为电力行业承编单位，组织协调全国电力行业完成搜集、整理、提报抗震救灾资料长编及相关资料。
这是一项艰巨浩繁的工作，需要大量经费与人员的支撑，而电监会当时既无钱也没人来具体承担这项工作。电监会史玉波副主席专门找我商量此事，希望杂志社可以承担这项任务，说实话我有点不知深浅，觉得当然是好事，义不容辞，一口答应下来。之后电监会正式下文，明确了由中电联负责，杂志社具体承办的工作任务，由杂志社组织人员完成志书、资料、长编及相关资料的具体编撰工作
这一干就是三年多，前后共有35家电力企业单位、部门为电力志书承编单位，有215位同志组成联络员队伍。自2009年1月开始，共完成上报国务院全志办资料长编30余万字，图志照片300多幅。并在已有资料基础上，继续组织编纂《汶川特大地震电力行业抗震救灾志》和《汶川特大地震电力行业抗震救灾图志》，完成志书130多万字，图志收入7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两本志书以不同角度全面反映了电力行业抗震救灾的真实图景，于2013年初正式出版发行。
在此期间，我们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正值我退休前后，我的身份从办公室负责人之一转为审读专家，一直关注到出版发行，其间还带队组织了12个承编单位、39位代表参加的赴地震重灾区考察调研活动。这件事无论对于国家还是行业都是大事，能够承担并顺利完成这项工作是值得自豪的。
晓京副社长一直是这项任务的直接领导者，这件事一波三折，其间克服了重重困难，尤其是我退休之后，晓京坚持不懈，千方百计，硬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当然还要特别感谢曹昌杰同志，老曹原来是山东牟平供电公司的纪委书记，在职时就是杂志的通联铁杆，退休后特地到杂志社农电版返聘，正好被我抓过来放到地震志岗位。三年多的时间，白手起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老曹不仅出色完成如此繁杂的组织与编撰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成长为志书专家，只是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不过老曹还是挺感谢我的，能在退休之后完成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回顾起来，所有的心血辛劳都已化为人生之乐趣，这也是杂志社精神的一种共鸣，更是我们共同参与或见证历史的积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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