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即将正式退休之前，中电联安排我担任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并兼任《中国电力年鉴》副主编。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简称电促会，是由中电联代管的行业级重要协会组织，《中国电力年鉴》由电促会组织编写出版发行，已公开出版发行多年，是很有价值的行业基础信息建设。

任命不久，适逢《年鉴》召开年会，布置下一年编撰工作，参会人员都是各大电力单位的相关撰稿人，我荣幸出席并发表了所谓任职感言。在这次会上，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虽然这些撰稿人里我一个都不认识，而在会议自由发言环节，七八个不同单位上台发言者中，竟有好几位的发言通篇是在向我表示敬意。他们热情洋溢地欢迎我参加年鉴工作，并对我多年来撰写的大量文章，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表达由衷的谢意。

听着这些发言，我当然不能露声色但心里其实很感震撼。因为杂志和年鉴以前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业务关联，这些人都是各单位的大笔杆子，而且这完全是没有任何安排的自由发言，甚至直到开会正式介绍我之前，可能都很少有与会代表知道我的任命情况。过去当然也知道我们杂志包括我的文章在行业内都挺受关注，颇多好评，但确实没想到其影响可以给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说实话真有点诚惶诚恐的感觉。

十年杂志生涯，一路行舟击水，一路风景万千，有鲜花，有掌声，也有挫折，有教训，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付出的心血，究竟留给了读者什么？

我所听到过最难以想到的评价是：这本杂志是电力行业的《红旗》杂志。《红旗》是《求是》杂志的前身，文革前的党中央机关刊。从各方面衡量，我们杂志都完全没有可比性，但这话是别人转述给我的，来自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位基层读者。这个说法之所以有点意思，不在于他表扬得是不是离谱，而是他为什么这么想？《财经》《南风窗》《三联周刊》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大牌杂志，可从没听说过谁将之比作什么领域的《红旗》杂志。我以为，一来这本杂志的格调确实有别于社会媒体，二来这本杂志持续发表过不少对行业有影响的重要文章，三来是肯定了这本杂志相对其他业内杂志的指导性。

当然，有很多读者长期关注这本杂志，不少人说这是他们最喜爱的行业期刊，而且没有之一。也有人说这本杂志在行业刊物中令人耳目一新，还有不止一位读者给我讲过杂志在他们单位或家庭中争相传阅的故事。这不过都是一些读者的一家之言，完全不必上头，听听就是，所幸一路走来，没有辜负这些读者。

就个人而言，我在这些年的办刊生涯中，显然有着最大的收获，杂志的成长，意味着我和团队每一个人的共同成长。粗粗盘点，我在杂志发表了大约一百六七十篇文章，这些文章中有很多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当你随便走到各级各类企业，常会碰到你的文章读者和你热情交流，总还是会有点成就感的。

刚进入杂志社时，对于办刊完全是个外行，能尽快挑起担子，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胆子比较大。从问题导向的话题写作，到敏感题材或超前研究的大胆介入；从见缝插针式的读者服务，再到不断延伸业务领域，都打破了很多传统办刊习惯或思路。以致有人批评杂志社是“小中电联”，所谓手伸的有点长，其实就是不满足现状，发现哪里有问题总想诉诸操作实践。

所以，不管是否喜欢或认同，在那些年里，作为管理类期刊，杂志在不少地方可能是不大符合传统学术规范的。比如有的重点文章采用了手写标题，有些文章标题比较文学化，像“逐鹿神州”、“反窃电攻防”、“煤运大趋势”、“论剑公伯峡”,这类标题都不够学术化。总的来看，杂志是以企业管理为底蕴，以行业管理为标识，以时政评论为先导，不单纯追求学术化，而更注重文章的思辨性以及表达的多样性；从而逐步形成宏观视野、微观切入、问题导向、求新求变的进取型行业媒体风格。这种风格可能带有相当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人色彩，或可聊备一格。

实际上，只要有想法，办刊实践总会产生很多溢出效应。几年中，我受邀演讲或讲课上百场，涉及到能源发展、电力改革、企业宣传、战略管理、课题研究等多方面内容。在和清华厚德培训中心的深度合作中，除了讲课，甚至还为十几场辩论环节比赛做过评委。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就是在百度上输入姓名搜索，可以查到一个人的各种条目，如文章、书籍、会议讲话、活动等许多个人信息。这些条目中会有大量重复信息，当然最多的还是被列入的参考文献索引，说明这些文章曾被引用的程度。随着时间推移，条目数量也会逐渐缩小，但只要出现过，在网上就总是有迹可寻，即使几十年前发表过的文章仔细找都有可能找得到。不过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重名，要加入层层前缀缩小范围，才会减小重名几率。我的最大特点可能就是全国大概没有重名，网上最多时我曾有过一万多个条目，不必加任何前缀，基本都是我本人的。

退休前，我还被《中国电力百科全书》聘为综合卷副主编。这套大型工具书是一个宏大系统工程，按专业分为十几卷，大约每十年修订一次，这已经是第三版，也很可能是最后一版纸质版，能够入选参编此书的几百位专家都是行业内某专业的权威。除了组织我负责类别条目的专家讨论完成撰写任务之外，我还要提交全书最重要的核心条目之一《中国电力工业》以及若干相关条目，每一版的该核心条目都是重新撰写的，要求自然很高。第二版的该条目是以发展为主线，这一版则必须以发展改革为双主线，于我自然驾轻就熟。我完成的该条目稿1万余字，一稿通过，评价甚好，深感欣慰，私下以为可作为本人从事电力研究工作的一个圆满句号。

退休以后，由于种种机缘，我开始转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参与组建了能源系统专委会，先后邀请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徐锭明和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出任专委会主任，我作为常务副主任当选为学会理事，在行业里这是一个权威度很高的技术类专家头衔。专委会组织了一系列课题研究和专业性会议，在行业中逐渐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利用的资源、经验包括合作伙伴都与我的办刊经历相关，但挑战性应该说远不及办刊。

此期间值得一提的有两项研究成果，一个是以电机工程学会名义，为南网公司完成的“南方电网公司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策略研究”，约10万字，被南网战略规划部评价为年度最佳研究报告。另一个是以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名义，为四川水电完成的“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约30万字，也获得委托方高度评价。这两个领域都是我以前从未涉足过的，两个项目都主要由我执笔，能够顺利高质量完成，当然也离不开在杂志所受的训练。

回首往事，不能不充满感恩之念。除了和我并肩奋斗的团队，首先还是感念时代给予的机会和赋予的责任。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砥砺前行的时代；那也是一个有着很大想象与创造空间的，还有着“三宽”余韵的时代；那更是一个希望与挑战并存，机会与压力同在的时代；那还是一个有诗也有远方，吸引着每一个人不断整装待发，渴望远行的时代。

有一件小事，5号文件出台后，我们把附件《电力改革方案》发表在刊物上，受到了普遍欢迎。一段时间后才有一位朋友委婉提醒我们，按规定文件不经批准是不可以公开发表的，附件也不行，一旦追究起来责任不小。但当时不仅没有人发难，甚至发改委的官员们当外商去了解电改情况时，由于不能把文件直接转给外商，干脆就发一本刊有方案的我刊，于是皆大欢喜。很多时候，这其实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