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专业系统监测与人工监测不平衡。过度依赖网信部门的工具，忽视各单位的人工监测。平台算法推送的信息常被忽略，导致监测遗漏时，责任单方面归于网信部门，涉事单位的监测责任被遗忘。

2.涉事单位与网信部门对舆情的敏感度不同。涉事单位认为网信部门反应过度，而网信部门则觉得涉事单位对可能引发重大风险的舆情过于麻痹。

3.不同单位与网信部门的信息传递存在差异。敏感度高的部门在重大决策、项目和活动时，会主动向网信部门传递信息，以掌握主动权。而敏感度低的部门则往往在舆情严重时才寻求网信部门的帮助，错失了重要时机。

4.舆情处置责任与资源调配权不对等。网信部门只能通过劝说来获得涉事单位支持，缺乏硬性约束，而相关资源分散在各单位，网信部门无法直接调动这些有利资源。

5.对人为舆情缺乏有效手段。无理取闹、借网施压，强求“翻烧饼”，满足个别无理诉求，导致更多不公平现象。缺乏立竿见影的措施，只能进行解释、教育和批评。这些软措施对故意找事的人毫无作用。

6.特殊重大紧急舆情的组织指挥体系和责任界限仍不明确。尽管许多地方已建立机制，但多停留于纸面，实际操作中，网信部门常常“孤军作战”，启动机制时也让相关领导和单位感到“添麻烦”。

7.舆情处置专业人士的意见常被忽视。最终处理意见受多方干扰，专业建议容易被淹没。尚未形成“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的共识。

8.准备工作不足。未建立专家库、媒体资源库和支持系统，面对重大舆情时容易慌乱，不知如何应对，缺乏信心和方向。

9.对舆情的应对手段运用不够灵活，缺乏多样性。面对不同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舆情，常常选择单一手段，如“封堵删”，或仅依赖网信内部人员，缺乏变化和组合，导致应对过于激烈或放任自流。

10.对舆情产生的土壤、干部作风、干群关系、政治生态及社会风向研究不足，导致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