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1日，一行数十人，自淳安县千岛湖镇出发，去考察方腊一生最主要的活动地域—威坪镇长岭（横川）村境内的“帮源吴家山”。走近威坪镇，遥望西面偏北的山峦，高低起伏，宛若游龙。在那山峦之下，有三条溪涧，自西北向东南来：一条由七都昱岭而下，流程80里，一条由六都 水碓山而下，流程50里，至圻岭下，一接五都环水，流10里，而并泻于蜀阜之三峡，南流入新安江。古来就有一个名字叫帮源，而一般又称之为蜀溪。据《方舆志•山川图》，这三条溪涧，分别标注为“五都源”、“六都源”和“帮源”，其中隐括帮源即“七都源”。蜀溪与帮源，名异而实同。这三条溪涧中，七都源的溪涧最长，是干流，所以，帮源一名，既是七都源河段的专名，亦是蜀溪流域三条溪涧的通名。
淳安当地学人，如方才、方长建、方润民、蒋红星等，已经把方腊世系调查得很清楚。方腊所属淳安“桂林方氏”一世祖方桂，歙县苏村人，为晚唐诗人方干第十二世孙，生于宋太宗雍熙三年丙戌（公元986年），因常往来万年镇堨村一带贩米，置业帮源，遂于宋仁宗天圣元年癸亥（1023），桑梓怀德，回迁帮源吴家山。方桂大儿子日新，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1009），跟着同来；二儿日广，生年未详。据《世系图》标注，长子日新定居于帮源吴家山（属万年乡帮源里）亦称帮源村（参见谱载《忠义彥通庚公传》），生有效得、欢得、兴得、奕得、休得五子；次子日广居于七都源口堨头（属万年乡堨村里），亦称堨村，生有炳得、炽得、炅得、轩得四子；三子日英，复迁歙西柘源定居，生有安得、喜得二子。日新有8个孙子，其中有一个名有常，为帮源里里正；日广有三个孙子，其中有一个名有夫，亦名常夫。有夫有个儿子名世圣，行十三。这个世圣，行十三，就是方腊。非常清楚，方腊是生长于万年乡堨村的桂林方氏（方桂）第五代了。方勺《泊宅编•青溪寇轨》称“堨村居人方腊”，这个堨村，就是从蜀阜通往七都源口的那个大村庄，今已沦为水域。上世纪“文革”期间，有些史书称方腊是“歙人”，因“抗粮、杀公差”，才带了“母亲和妹妹方百花逃到青溪帮源里正、大地主方有常当佣工”。这并不符史实。
1988年4月，淳安潭头乡王家村人，因造屋劈山平基，挖出一块大鹅卵石，上刻有：“庚子十月初九日，青溪县万年乡方十三作逆，名臈，妻姓邵。……”“庚子”，即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万年乡即永平乡，是宣和三年改的名，辖堨村、帮源等十个里。方腊这个起义时间，与《青溪寇轨》的记载一致，而且更加具体：“初九日。”这是最可靠的史料。方腊于宣和二年（1120）十月初九日起义，一般史学家都认为在“漆园誓师”。与方腊父亲同辈的里正方有常，得知方腊有异谋，便去告密。于是，方腊便在帮源村杀却方有常一家42口，并在“漆园”誓师起义。这个“漆园”，具体坐落何处？
我们自帮源溪谷口而入，一边细看左右山川形胜，一边对照淳安学人提供的资料，其中有余宝纶《宏溪漆园十景诗图序》称：“漆园,予同族所在居里址也，处深山幽谷间，绝车马，远市廛，由谷口而入，古木阴阴覆道，如入武陵，盘谷中望之，蔚然森森，……东有岩数十仞……东之偏龙门横亘，流水洒如瀑布，居之西山有坪。”这里的宏溪，是个古名，俗称长岭，就是七都帮源溪谷中上游一段。再细看其具体描绘，指点的这一段溪谷，漆园正是从今天的佛岭下五星村，沿库湾山岭上行数里的一段山谷。
据说，至今还有凋零的，或废弃的大、小漆树。无疑，这里就是当年方腊誓师起义的“漆园遗址”所在。由于时间紧迫，加之天气炎热，临时改变主意，这次不去长岭上看“漆园”遗址，留足大半天时间去横川自然村考察吴家山和帮源洞遗址。吴家山，坐落于今横川自然村东北侧。一条许久不曾路人光顾的羊肠小道，左弯右绕，有些地段坡度大，一不小心便会滑倒，幸有同行多方照顾，或拉或扶，终得不断登高。约过了个把小时，便攀登到一处古居遗址，约10余平方米，四周是山石垒墙，剩有半人左右高，全是青苔、杂草掩盖。古居门口左侧，有一小龛，看来是供奉土地、山神处。从山腰横过去，就是我们要考察的一个重要去处——帮源洞。一边细看，一边提问。洞口呈“人”字形。入口处有3米高，2米宽；右侧外形，似“牛头马面”。入洞3米处，有一个小口，宽0.8米，高1.8米。洞内左侧进深7米，右侧进深14米，宽1.7米，高约5米。向上延伸，有2楼，宽1.6米，进深约10米，高2.5米，一环套一环，一直到上面出风口。据洞内容量常规测试，进深约450米。洞内有水流，自洞口内向下渗透，下流山半200米处出口，洞内地质、地貌有待清挖后详考之。这个“帮源洞”，位于帮源溪涧东侧另一条溪涧“横坑”腹地吴家山半山腰，与西侧宏溪“漆园”遗址毗邻，举目可及。想像当年，鏖战清溪而败退入深谷的方腊，曾躲避于这个石洞中。20余年前，自己曾到六都洞源村，看过溪涧边不远处一个山洞，旁有郭沫若手书“方腊洞”的石碑，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揣想当年，方腊……‘奔走’到这里来，在附近或这个石洞内躲藏过哩！根据帮源洞地区的地理形势，对照《水浒传》中的描述，是很容易使人这么揣想的。”此刻，根据七都横川“吴家山帮源洞”的地理形势，自然否定了当年的“揣想”。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身处帮源洞口，沐着霍霍山风，目送飞驰云彩，情绪激昂，评点纷纷。一个农家小子，长处山野林间，一旦发奋起义，顷刻“四方大震”，这该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自帮源洞下山，走出七都溪涧，过威坪镇，回到千岛湖镇上，脑际一直在萦回：当今，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方腊这类人物？就在不久之前，一个学术会议上就有人以疑问口气提出：方腊算不算农民起义？今天是和谐社会，是否还可以提倡？千言万语全白费。方腊在漆园起义，鼓励人们反抗北宋政府，算不算农民起义，且看他的“宣言”：“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今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烝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之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皆愤曰：“惟命！”这里，既揭露国内统治阶段的直接剥削，又揭露“西北二虏”的间接剥削。而“西北二虏”的间接剥削，归根结底，在于国内统治阶级的直接剥削。北宋末年，以宋徽宗赵佶为首的统治者，其中有蔡京、童贯、李彦、朱勔、王黼、梁师成等组成的“六贼”集团，贪赃受贿，享乐腐化，在封建社会的历朝中，当属最为腐朽的一伙。方腊揭露当时普遍的残酷剥削：“科取无锱遗”，以致“吾民终岁勤动”，仍旧是“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这不正是代表广大农民（自然也包括广大市民与一般自由民）在控诉吗？在上述“宣言”之外，方腊还更具体指出“六贼”之流都是“龌龊邪逆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在“上”之赵佶，自小“轻佻”，践位之后，更加纵欲，“六贼”更以此“淫蛊”，正是投其所好，使之昏上加昏，纵欲无限。
略举些实例。如“六贼”之首蔡京，常给赵佶诱以“采阴补阳”的邪说，罗致大量美女，使这个赵佶得“每五七日御一处女”。这个赵佶，爱色如命，尽管“六宫多少如花女”，仍不满足，“却与娼淫贱辈游”。当他被俘，关押在五国城之时，还念念不忘开封妓女赵元奴，还要人去叫到身边来呢。
又如，赵佶一坐上皇帝宝座的次年，就开始陆续修建景灵宫、元符殿、九成宫等，终于又整整花了六年时间，修建了艮嶽。为此，先后设置苏杭供奉局、苏州应奉局，大量搜罗江南财物与奇花异石，更有美女之类，充实其中，专供赵佶享乐淫戏。
凡此种种，在赵佶，正是一生的主要欲望；在“六贼”，正是他们的主要“政绩。”用这样的政绩，满足在上的欲望。上既欢心，下自遂心，吸取“赤子膏血”，正可随心所欲。上行下效，“六贼”以至“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几乎是无官不贪。这就更具体地作了揭露，广大人民为何“求一日饱食不可得”！所以，方腊振臂一呼，“所在响应，数日，有众十万，遂连陷郡县数十，众殆百万，四方大震。”《泊宅编•青溪寇轨》所记录的这些事实，也证明明了方腊反抗北宋赵佶政权是符合广大民心的起义。这样的起义，该怎样评价？一般评论者常常是引用《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段话：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方腊的起义，也与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如陈胜、吴广的反抗秦朝统治；王匡、王凤“新市兵”、陈牧等“平林兵”、樊崇“赤眉军”与平山荒秃等“铜马军”的反抗王莽的统治；张角“黄巾军”的反抗汉灵帝的统治;中经李密、窦建德“瓦岗军”反抗隋炀帝的统治；王仙芝、黄巢的反抗唐僖宗的统治；等等。大体说来，都是肯定这些起义军的性质，都是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当时反动的统治，有的基至予以推翻。总之，都是属于“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无疑是客观的，公正的。对于方腊起义的评价，自然包括其中。
这里，须要提一下的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处处有城镇，有大量的市民，有造屋铺路以及制造各种工具的手工业劳动者，更有不少知识分子如教师、医生以及各种艺术人才。这些人都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生产者。从最根本的意义上看，社会的发展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所以，上述这些人都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我们有些学者，在阐述上述一段话时，则往往不提这些人群，忽略了这一部分“动力”。
这样，农民阶级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便被变成“唯一动力”。同时，对某一次农民起义或某一起义领袖往往只提及或强调其如何冲毁若干落后的规章制度，或杀却若干反动人物，削弱其统治势力，等等。基本只突出其功绩，至于其种种历史局限性，则几乎不提了。这样，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就难免缺乏全面、公允性。对方腊起义的评价，也难免如此。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社会形式起了很大的变化。暴风骤雨式的变革结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过去了。代之而出现的是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在史学界，对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评价也明显地起了变化，对其历史功绩少提或几乎不提，而对其历史局限性与某些消极面则大肆渲染，如某某起义，战火燃及大江南北若干省；某某起义，杀却大量无辜，损折大批生产力，造成若干年的生产衰退；等等。由此更波及文学界。如描写了宋江这个农民起义领袖的《水浒传》，便受到大肆挞伐。认为以宋江为首的108条汉子是危害深重的暴乱盗匪，流氓团伙，是“诲邪诲恶而乱道德，诲盗诲劫而乱人心，倡逆倡叛以乱乾坤”等等。上述史学界、文学界的观点，虽然构不成主流意识，但是，作为“时尚”中的一种“新潮”，自然也受人关注，也有一些人受其影响。本文前面提及的那种议论：“方腊是否算农民起义领袖？今天是否还可以提倡?”就是上述“新潮”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一层逆波。
方腊是否农民起义？已有历史事实作证。这已是一个客观存在，不须多说。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历史观点：方腊，其他农民起义者也一样，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起义？他们有什么样的进步意义，有什么样的局限性，今天需要有一个全面、公允的认识。只肯定某一面，忽视其某一面，都是不恰当的。就以方腊为例吧。起义之时，特别点出“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直指“花石之扰”的一个主角、光贪赃田产就有30万亩的朱勔，要“诛”之以谢天下！这样抓住一个大贪官作为打击目标，让大家更具体地认清当时以赵佶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这无疑是正确的，后代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是肯定的。但，他进攻杭州之时，据记载“纵火六日”。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总有大量财产、生命被毁于一旦，这当是起义军尚缺乏思想教育与组织纪律教育的表现。这些，需要后人给以客观的评价。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同的社会阶段，自有不同的特色。学习古人，吸取某种思想素材，总是以当时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具体条件而灵活运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如“反贪官”，不允许肆无忌惮榨取“赤子膏血”，这种精神，我们仍当继承发扬；当然，在做法上，我们今天有健全的“公、检、法”，可以通过充分调查取证，正的审判，追脏、判刑，都依“法”而行，绝不会像过去许多农民起义者，“攻破城，抓住人，就一刀了之”。
北宋末年，淳安方腊，誓师七都帮源吴家山漆园，反抗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尽管也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而其代表广大农民愿望的进步意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会因为历史的发展而改变而泯灭。其反贪官的精神，今天仍值得继承、弘扬。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担当，把文化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深刻变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文化成为老百姓幸福生活的精神滋养。
在此，期盼淳安文化建设蒸蒸日上，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浙江水浒研究会长 马成生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马成生
2017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