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自发展以来,涉及的领域就越来越多。
由于其宏观特性,大数据也被引入政府部门,作为新型技术协助工作人员进行社会治理。
传统的大数据管理为治理人员提供了全面的社会信息和一些初级的治理办法,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大数据能够更进一步地开放共享,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同时,区块链也为大数据带来了程序操作自动化的智能合约,还帮助破解了大数据风控难题。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大数据具有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能够丰富信用数据的种类,将数据种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数据领域,各部门掌握的文字、图片、音视频文件都能够作为信用数据的来源。
加上大数据的数据分析处理能力,能够充分挖掘出数据背后的信息,找出各种信用数据背后的联系,为社会治理人员做出有用的预测。
在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体系是实现社会共治的基础。
随着社会对信用数据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各个国家也开始不断完善各自的社会信用体系。
在我国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国家明确指出要加快完善行业信用记录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
在大数据时代下,这些数据都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信用数据整合和网上信用记录的采集。
一方面政府信用数据的公示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互联网信用记录能够提供交易数据、商业信用和社会信用等多个方面的数据来展现信用主体的信用程度。
这样一来,大数据就为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一个公开透明的舆论监督环境,有利于促进社会共治。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一大举措就是对假冒伪劣产品及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进行严格打击,阿里巴巴就利用大数据技术严格打击网上售假行为,并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和品牌商利用大数据技术制订并定期更新“线下假货分布及流通地图”以保护知识产权。
在电子商务越来越壮大的同时,假货也渐渐进入电子商务市场,更有甚者已经形成了专门线下制假线上售假的完整产业链条。
电子商务市场要想健康发展下去,就必须严厉打击假货市场。
如果是传统市场交易,卖假货的商家躲藏成本极低,不易被追查到。
但是,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打击假货市场就变得容易了。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风险官邵晓锋曾经针对阿里巴巴打假技术解释道,“在电子商务平台上,每一笔交易、每一个售假者都有迹可循,互联网可以成为打击制假售假的有力工具。”
邵晓锋还介绍了阿里巴巴是如何利用大数据打假的。
通过全面记录线上销售的商品、经营商家背后对应的自然人信息以及商家的各种交易行为,阿里巴巴平台具有充分的大数据资源以进行建模分析售假行为特征。
如果某商家售假,那么他与正常商家在商品定价、促销活动等方面都会有所差异,经过复杂的大数据运算,可以对异常行为及时响应,警示工作人员进行进一步的人工判定。
同时通过数据库记录售假商家的记录,阿里巴巴的打假平台能够判断新店注册者是否以前有过售假行为,减少新的售假店的出现。
通过不断完善细化打假平台的功能,阿里巴巴平台的大数据打假成绩斐然。
阿里巴巴平台不仅成功发现并及时下架千万件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还协助公安部门和品牌商严厉打击了线下制假窝点。
据《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平台上知识产权侵权投诉量下降42%,且投诉处理速度高,95%的投诉可在24小时内处理完成;
24万个疑似侵权店铺被关闭,千万涉假商品被下架处理;阿里一年内共向全国公安机关推送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侵权人员1,606名,捣毁线下制假窝点1,328个,这些案件的涉案金额约43亿元。
不仅如此,阿里巴巴还利用大数据勾画出了“售假区域图”,详述了各地主要的假货种类,帮助多地执法机关细致化精准打击制假分子。

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前副主任柴海涛对大数据参与打假活动发表意见说:
“说到底,打假的本质是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问题。 利用大数据开启打假新时代,在保护商业秘密和消费者隐私基础上的信息公开与共享,打假需要引入社会共治的理念。” |
大数据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采集和处理信用数据的工具,它背后更大的作用是为使用者提供精准预测,辅助决策人员做出正确的决定。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垂直搜索、自动学习等技术,可以改善现有信用评估体系在信用数据分析的多样性和精确性问题,提高信用评估的准确程度,及时预警潜在信用风险。
信息共享是社会信用体系发挥奖惩联动最大威力的前提,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则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努力方向,也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新的机遇。
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体系能够为社会信用数据带来共享的平台,所以说,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体系建设是社会共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