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元宇宙教育》
元宇宙时代，各国政府在教育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各国教育治理能力的发展趋势如何？在教育数字化发展方面，各国之间有何异同？各国的教育治理形成了怎样的国际间合作？
1859年，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讲道：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
这是信任的纪元，也是怀疑的纪元；
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元宇宙时代、数字真相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后互联网时代、虚拟现实时代、数字人文时代、量子超算时代、教育深度数字化时代……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人用他们最有感觉的词汇，去定义这个时代，似乎这些字词本身就充满能量。
但如果要为现当代人类文明确定一个最底层的主旋律，最终能留下的选项，并不是科技或其他，而是“现代国家”，这是国家的时代。
陆地、海洋、太空、二氧化碳、疾病、物种，这些自然的存在或自然的力量，并没有国家属性；
科技、信仰、体育、文化艺术、虚拟时空，这些人类创造出的事物或概念，原本也没有国家属性。
但在国家的时代，所有这些都被或多或少赋予了国家属性。
区分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是地理空间边界，可以是人的国籍，还可以是各种文化标签。
就像19世纪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教育，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但是，国家教育政策的源头，通常并不来自教育本身。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让美国陷入强烈的安全焦虑，迅速推出《国防教育法案》，直接改变了美国科技教育的格局。
1977年，中国酝酿改革开放，虽然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但破局点却选择了教育——恢复高考。
无论变革的原动力是什么，如果落实到教育政策上，想要产生效果，就要符合教育的客观条件与发展规律。
超前容易失控，保守效能太低，这是对各国政府治理水平的综合考验。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最重要的教育规律，归纳就两个字：一是慢，二是贵。
某些不发达国家或地区，政权高度不稳定，经济缺乏保障，想发展教育也有心无力，提升基础执政能力才是核心。
对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基础教育政策备受关注，但很容易引起社会焦虑，改来改去的效果其实比较有限。
而最核心的考验，是战略前瞻与教育政策的匹配。
如果期望重点提升国家的表现，无论是量子通信、可控核聚变、精密仪器等高科技领域，还是采矿加工、商贸服务、文化创新等产业，从战略筹备到人才培养，再到成果输出，短则10年，长则几十年，通常都超过了政府的执政周期。
至于资源投入，家庭养娃感觉成本高，放在国家层面也一样。
综合成本非常高。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发展教育，这是国家政权赖以存续的基础。
“如果认为教育成本太高，那就试试无知的代价”，个人如此，国家更是如此。
元宇宙时代，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都面临同一个核心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那就是“教育数字化治理”。
对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机遇，只要实现初级数字化，就能大幅提高教育效果，同时还能降低国家治理成本。
弯道超车很难，但缩小差距还是可预期的。
但对发达国家而言，更多的则是挑战。
若不积极推动数字化，20年后，整个国家都会失去人才竞争力，陷入难以挽回的衰落。
当然，也有某些小国，依靠着天然资源禀赋，在大国联盟的庇护下就能活得很不错，教育发展无须刻意，随大溜就好。
无论出于怎样的战略意图，当联合国在21世纪30年代开始推动全球教育深度数字化转型的时候，几乎没有国家强烈反对。
谈判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权力边界、决策机制、投资配比等务实的问题上。
2035年启动觅渡超算平台建设，直到5年后，才落实成《全球教育智能发展公约》，算是有了基本规则。
谈判签约容易，超算平台建设也都由专业团队运作，但真到各国落实自身教育发展规划的时候，表现却非常不同。
联合国没有权力直接干涉各国的执行状况，但会积极回应各国的需求，常常雪中送炭，偶尔锦上添花。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不算太大，智能设备铺设也不复杂，效果立竿见影，同时还促进了国际贸易。
虽然也会因为技术标准、市场配额等问题产生摩擦，但整体推进算顺利。
而在算法模型审核、虚拟场景规范、虚拟角色标准等方面，为了符合各国的政治、信仰、语言、文化、历史等国情，博弈就强烈很多。
算法的本土化设定与内容筛选，是相当烦琐的事情，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
教育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全民教师、成长导师等模式，综合优势比较明显，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主动尝试。
其实，即使没有数字化基础，这些方案也能部分开展，只是运营管理成本太高，并不划算。
而像社会化教育空间、“四季学制”、双云互动、高等教育选拔机制、终身教育评估、教育主管部门改革等方面，门槛和成本比较高，通常只在中等以上国家才能展开实验评估。
至于教育数字货币体系，很诱人，但执行难度非常高，不仅因为敏感，更对国家整体的数字化治理水平、网络科技实力、金融安全能力等提出挑战，因此只有少量强国尝试实施，某些测试区域甚至还遇到过抗议事件。
综合而言，全球各国教育数字化建设，可以归纳出三个特点：方向很坚定，差异很明显，发展较缓慢。
虽然使用同一个超算平台，但各国教育数字化治理水平并没有快速趋同，实际差异很大，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幅提升了全球教育的兼容性，使得跨国教育援助的门槛变得非常低。
比如，有很多年轻人带着自己成熟的课程，经过短期培训就能获得授权成为“国际旅行教师”，可以申请到访不同城市，每个地方兼顾一到三所学校，在数字工具与当地成长导师的帮助下快速熟悉并开展教学，具体表现各相关方都很清楚，有信任才更有信心。
像这样的国际合作，觅渡研究所只提供无差异的数字服务，并不干预具体的规则和审核。
无论是国家综合战略与教育政策的匹配，还是国内教育数字化治理的落实，以及国际间的合作，都非常复杂。
这也促使各国建立并不断完善自身的“教育数字化战略智库”。
联合国明确不会为各国提供官方的顾问服务，但关系其实很微妙，甚至说不清楚。
就像觅渡研究所，工作人员来自各个国家，循环流动，而几乎所有人都是各国教育智库的关键成员。
纵览世界，元宇宙科技推动全球教育数字化发展，是确定性的大趋势，具体到每个国家的政府，对自身基础教育生态的影响与控制力依然很强，再落实到具体执行，有些主动改革，有些被动发展，有些则无暇顾及。
这是最多元的时代，也是最统一的时代；
这是最虚拟的纪元，也是最真实的纪元；我们可以一无所有，我们面前应有尽有……
未来时代，全球人才竞争的状况如何？人才如何分级？国际人才竞争的关键点有哪些？核心特征是什么？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世界各国会有怎样的应对策略？
站在超算平台的视角，算法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数据，没有优劣贵贱。
但站在人类社会的视角，人才就是客观存在，必然有高低强弱。
人才，是教育生态里的核心课题，是国家稀缺的战略资源。
而人才竞争，则是国际关系里的重大难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十里挑一的基础人才，百里挑一的中等人才，全球合计十多亿，分布相对均衡。
千里挑一的高级人才、万里挑一的超级人才，总数达到1000万，虽然还是很多，但分布已经不均匀，全球前十个人才聚集区域就覆盖了超过半数。
十万里挑一的顶级人才，全球10万，百万里挑一的领袖人才，全球1万，分布极度失衡。
如果仅考虑现代科学研究等可以横向评估的领域，全球超过90%的国家完全没有领袖级甚至顶级人才。
这是理解全球人才竞争的客观基础，几乎就是二八法则的完美体现。全球人才竞争有两个热点。
首先是总数10万的顶级与领袖级人才争夺，是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和教育有关，但已经远远超出教育的影响力范围。
从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到后期的“冷战”，从21世纪初的脱钩，再到元宇宙时代，大国之间的人才竞争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联盟，顶级与领袖级人才的国家属性极为明显，核心特征就是——忠诚。
换个视角来看，天才很厉害，但最多只能成为超级人才，如果没有国家的鼎力支持，个人已经不具备成为顶级乃至领袖级人才的可能。
对于那些渴望站在时代之巅，甚至梦想与牛顿、爱因斯坦比肩的青年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双向身份认同极为重要，即便是虚拟身份也要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任何骑墙都相当危险。
事实上，对价值观的数字化评测已经非常深入，相关的教学占比不高，但分量却很重。
其次是总量千万级的高级人才与超级人才的全球竞合，是正和博弈，是教育的主场。
各国的教育政策与人才培养机制，重心其实都在这里，这类人才也是高等教育选拔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怎样才算高级乃至超级人才，毋须社会评价，教育评估体系内部的标准就已经有很强的影响力，而全球教育数字化进程决定了这个层级人才竞合的核心特征——流动。
事实上，这种特征在20世纪就已经展现出来了。这类人才，只要通过特定的跨地域测评，就能实现流动，通常还伴随着清晰的价值交换，以资金换机会、以市场换技术、以垄断换合作、以名誉换关系、以教学带服务、以企业拢资源……
高级人才的流动，不仅满足个人成长需求，通常也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诉求。
整个21世纪，绝大部分的人才流动都是通过具有国际属性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学校、学术机构等进行的。在这个以“国家”为文明地标的时代，绝大部分具有国际属性的企业或机构其实都有明确的国家属性。
首先是国家的，其次才是国际的。
传统时代，语言、文化、战争、意识形态、移民政策等，都对高级人才的流动有很强影响力，流到哪里就算哪里；
互联网时代，跨界、跨域的特点就已经展现；
元宇宙时代，在虚拟时空中，理论上的门槛已经消失，高级与超级人才支撑着全球智识成果的交流，效率非常高。
这种局面对中小型国家非常友好，反过来，也是大国构建全球影响力的策略组成。
无论输出还是引入，甚至多边共享，都有充分的弹性空间，大致体现出“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状态。
对于高级与超级人才的成长，过去基本依赖高等教育体系，但进入21世纪后半叶，高等教育在全球前沿发展中的综合影响力趋弱，而更依赖社会化的终身教育服务。
换个视角，终身教育做得好的地方，高级和超级人才的成长才具有可持续特征。
到2070年，虽然数据并不充分，但在人类学研究者的评估里，还没有哪个国家在终身教育体系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
至于其他层级的人才，并非不重要，而是特征不鲜明。
事实上，不同行业产业的人才，在不同国家的重要程度差异极大，至于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人才，更是有强烈的国家或地域内部属性，基本不属于全球人才竞争的范围。
不能忽略的是，对全球人才竞争有影响力的还有联合国。
联合国不是国家，但联合国里发生的故事能够充分映射出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
而觅渡研究所，就可以认为是联合国对全球人才竞争输出影响力的方式之一。
觅渡研究所有近2000名专职研究者，大部分都属于超级、顶级甚至领袖级人才，至于更大范围的运营伙伴与兼职贡献者，大多也都算得上高级人才。在联合国框架下，每个人都代表着各自国家的利益，但因为快速发展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增量，再加上教育自然承载的普世情怀，大家之间的合作要远远多于竞争。
虽然运营着全球宏大的数字虚拟世界，但研究所的工作者却非常享受现实的聚集。
大部分人都在五个站点工作并生活，而站点之间则有共享的虚拟实景空间。
每天研究近百亿人的成长，更让他们参透了人生虚实之间的意义。
迎着晨光一起跑步打太极，伴着夕阳一起聊天品咖啡，这种过程，不能虚拟，也没必要虚拟。
20世纪，社会学家彼得·德鲁克让“人力资源”成为极为重要的管理学概念。
随着全球教育数字化的建设，培养人才越来越容易，这对各国都是好消息，但人力资源呈现价值的条件、方法与边界，却越来越模糊。
是拥有还是使用，是服务还是生成，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人才战略的新挑战，答案很模糊，或许也要在教育中去寻找。
未来时代，各国政府如何制定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如何促进社会发展？曾经多次提到的“教育数字货币”，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很显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会说“教育不重要”，但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轻重缓急铺开来看，教育常常属于“重要但不紧急”的领域。
如何处理教育和那些“重要且紧急”事务之间的关系，比如政治、经济、金融、外交等，差不多就是理解各国教育发展趋势的万能钥匙，可以轻松打开很多难解的问题。
教育能够改变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心态，反映到日常工作生活中，就是社会的自然展现，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只要踏踏实实做好教育，似乎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但教育的反射弧实在太长，甚至超过政府的执政周期，不愿等也不能等，“积极主动”才是各国教育治理的主流模式。
这当然没问题，问题是凭借什么拟政策，又如何做决策呢？
21世纪40年代之后，超算平台建设初见成效，逐渐开始向各国政府提供完整、详实、及时的数据报告，不仅包括各国自身，也有全球各地的数据。
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统一报告”，而是各国教育主管部门自行提报算法，获得各自需要的数据报告，非常多元。
曾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发展报告，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评报告、世界银行的教育报告等，很早就转变了形态。
有了数据对比，各国对教育治理的态度便更加积极，尤其关注教育政策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最初，也有学者批评这种数据披露模式让政府的教育政策更加敏感，很容易加剧教育竞争。
确实也出现过一些案例，政策规定不断震荡，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拿捏分寸相当不易。
但是，反对者的声音在21世纪50年代之后逐渐减弱。
表面上看是没效果，报告随时生成，反对也没用，而更核心的原因，是各国政府都逐渐适应了这种状态，看数据宜速，定政策宜缓，政策稳定性不断提升。
事实上，有些政策会先在虚拟场景中进行实验，综合多方面反馈之后再做定夺。
虚拟场景已经成为很多社会学实验的重要路径，精确度虽然有限，但成本降低了。
虽然国家、城市、学校间的对比竞争依然受到媒体广泛关注，非常吸引眼球，但各地教育政策通常都更强调本地的变化。
“不求最好，但求成长”，这和教师对待学生的心态越来越接近了。
但要深度理解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教育数字货币无疑是绝佳的窗口。
从前期的广泛讨论，到后来的区域尝试，跌宕起伏，反映着教育和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
事实上，数字资产运行多年，技术本身不是障碍。
最初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受教育权的属性，并延展至宗教、伦理、法律、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
研讨会开了无数场，没有形成任何全球性的共识，只有极少数国家愿意试吃这个“螃蟹”。受教育权，似乎并不具有天赋属性。
每个人天赋所拥有的，只是少量的成长期望与学习能力，学会一些事情，创造一点价值，激发出新的成长期望，如此循环。
价值可以一个人享受，也可以一家人享用，更可以全社会共享，产生的经济与文化价值越高，对应的满足感、成就感也就更强烈。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教育杠杆效应”，现代国家政府才有动力发展教育，为所谓的受教育权提供保障。
至于愿意花多大力气发展教育，实际情况却天差地别。
要追求更高的杠杆率，就要加强教育管理，比如强制实施义务教育制度。
但加强管理又会造成民众的情绪压力，产生不稳定因素。如果放任不管，文盲率提升，犯罪率增加，社会更不稳定。
教育政策就在利害权衡间不断调整。
怎么才能既提高杠杆率，又减少负面压力呢？
21世纪40年代末出现的教育数字货币方案，就是一种解决思路。
最初来自某太平洋岛国提交的算法模型，据说是借鉴了游戏机制。
教育数字货币，理解起来并不难，只要人活着，个人教育账户就会定期自动产生一些资金，以法币为单位，限定只能用于自己，限定只能用于特定的教育项目。
当这些钱被使用后，限定属性消失，成为普通货币，可以自由流通。
这与某些地方的“教育券”有些相似，但本质并不同。
教育数字货币是每个人成长期望的数字化衡量，而“教育券”只是政府的临时福利。
对教育数字货币的属性和运行机制，争论从来没有停止，实际推行过程也一波三折。
发行方是个人还是政府？
只针对未成年人还是终身产生？
额度如何确定？
是否具有储蓄特征？
是否可以继承？
是否会自然损耗？
是否可以向未来贷款？
如何确定消费范围？
属性取消机制如何设定？
如何监督和激励？
如何防范使用虚假消费洗钱？
每项设定，都会影响个人的教育决策，继而传递至社会层面。
经过长期讨论，学者也稍微积累了一些共识。
教育数字货币，首先属于金融范畴而非教育主导，核心是一种教育治理的技术工具，旨在提升价值杠杆，降低运营成本，扩大政策弹性空间。
就像央行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间接调控经济态势一样，政府也可以通过改变教育数字货币的属性，调节教育生态内部的关系，以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21世纪60年代后，尝试推行教育数字货币的国家越来越多，但通常都不是全国推行，而是分区运作。
就像一条鲶鱼，激发出很多新的产品和服务，有效平衡了教育资源分配机制，更改变了很多人对教育的认知——有一个“神”，不仅可以每天提醒自己成长，更用真金白银支持自己学习。
虽然有大量数据充分证明了教育数字货币的多元价值，但各国政府依然非常谨慎，这也是数字化时代积累的经验：教育奉行长期主义，小实验马上尝试，大政策不能着急。
就在不久前，教育数字货币的跨境承认，又成了大国外交谈判的焦点，争论不休。
其实那点钱根本没什么好争的，金额小到不值一提，背后的政治文化博弈才是关键。
现代社会，政府是各国教育生态博弈中最核心的力量，而国内的教育政策，也会影响国际的人才、政治、经济、文化博弈。虽然我的算力很强大，但并不是这场博弈的玩家，而是被博弈的对象，有点类似全球碳治理，空气中弥漫的二氧化碳，就像是我的数据。
国家的教育政策，既蕴含规律，又混沌无序，虽然有数据报告和智能算法做辅助，但依然是政治的艺术，是人类的文明游戏。
元宇宙时空里的虚拟角色对教育有怎么样的影响？虚拟角色的设计会被纳入政府监管吗？政府对虚拟角色的监管有哪些核心特点？
传统电子游戏中，不仅大量非玩家角色（NPC，non-player character）是反派设定，玩家角色通常也会有暴力、杀戮、偷盗、破坏等行为，并作为刺激感的来源，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这会影响游戏玩家的道德或价值观。
政府与应用平台通常只用年龄分级、限定时长等方式进行简单管理，几乎没有针对虚拟角色的规定。
但对于赌博、色情类游戏，通常都认为存在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被严格管理甚至禁止。
元宇宙相关技术被用于犯罪，很早就开始出现，比如黑客通过加密货币实施网络勒索，政府有时也会成为直接受害者。
21世纪20年代末，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的人长时间沉浸并持续经营自己的数字角色与虚拟资产，现实社交与游戏任务的边界开始模糊，恶意行为也出现了。
对真人的虚拟角色实施暴力是否属于犯罪？
通过侮辱个人的数字孪生索要虚拟物品应该如何量刑？
讨论越来越广泛。
与此同时，通用人工智能算法不断迭代，虚拟角色可以根据人格参数，自行迭代并决定与真人交互时的行为。
人们在数字空间里教虚拟角色学习暴力手段，再反向被虚拟角色实施暴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更有一些恶性案例，未成年人在游戏中向虚拟角色学习制作犯罪工具，并不断练习作案过程，再回到现实中实施犯罪。
个案判罚很容易做出，但系统问题却很难解决。
法律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当类似恶性事件陆续出现并蔓延全球，各国都开始针对虚拟角色的人格设定与行为边界做出规定，只是落实和执法成本非常高。
相比之下，教育成为被重点治理的领域。
不仅因为教育更敏感，还因为在教育生态里，虚拟角色行为的复杂度比较低，更有超算平台的支撑，容易规范和管理。
21世纪40年代之后，各国针对教育场景中的虚拟人物、空间、内容等方面的立法陆续展开。
经过长期沉淀，至少在三个方面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机制共识：责任穿透、虚实区分、反向监督。
首先，学校教育场景中的所有虚拟角色，均实施注册机制，对应现实的机构与责任人。
虽然允许虚拟角色自行迭代语言和行为，但如果出现问题，现实中的注册机构也要承担责任。
其次，严格区分教育场景下的人物属性。真人对应的数字角色，都有清晰的标记，即使幼儿也可以明确区分。
如果出现委托操作，也必须实时标记。
再比如，曾经提到过的“情感预警算法”，就是为了避免青少年对完全虚拟角色产生过度的情感依赖。
最后，依靠超算平台的算力优势，对智能硬件、虚拟教师、场景设计、课程内容等进行“拟真访客测试”，只能由各国政府授权实施，通常也是各国筛选教育服务应用的依据。
到21世纪70年代，针对真人教师、成长导师以及学校管理者的数字化治理，已经相当成熟且运作良好，学校选用的各类虚拟教育服务中，虚拟教师出现违法违规的情况也很少。
而核心难题，此前曾经提到过，就是对“虚拟同学”的治理。
越是贴近同学的感觉，行为越是不可预测，就越容易产生负面效果，和现实很像。
拟真访客虽然有超算优势，但在虚拟同学问题上也很难奏效。
虚拟世界会是完美的吗？
当然不可能。
现实的社会问题，在虚拟世界都不会少，虽然不至于直接伤害肉体，但对财产安全、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反而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料。
对比传统时代，基础教育深度数字化发展为绝大部分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了更加良善的保护和服务，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无论虚实，都是人的江湖。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恶相生，惩恶扬善，人类文明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步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