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元宇宙教育》
元宇宙科技如何改变职业教育生态？职业教育发展的难点在哪里？职业教育被歧视的情况得到真正解决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溯到元宇宙时代之前。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站在金融视角，这是一场灾难；但站在教育视角，这却是一个开端。
互联网用近乎自残的方式，调动了全世界人的关注。
它带来的不是绝望逃避，反而激发出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催生出大量互联网技术的学习者。
直到2020年，互联网技术始终是颇具吸引力的就业方向之一，拥有巨大的“职业逆差”——只见其他领域从业者纷纷转行学写代码，鲜有搞互联网的转行出去。
即便是“出圈”，也常常带着“互联网+”的思维，发誓要用技术将所有行业重做一遍，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互联网创业浪潮，制造出无数商业神话。
互联网科技浪潮原本已经触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格局，但由于几乎所有高校都开设了与互联网相关的专业，这项“职业教育”被吸纳成为“学术教育”的一部分。
数据表明，互联网人才市场中，在优秀公司工作过，远比从好大学毕业要更有竞争力。
无论如何，前沿科技领域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2021年，互联网时代谢幕，元宇宙时代开启。
虽然原有的互联网技术与运营人才有部分迁移，但依然无法满足元宇宙概念企业的需求。
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市场化的教培机构成为元宇宙职业教育的绝对主体，过程相当混乱，已经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评估模型。
除了大家都用“元宇宙”这个关键词，内部的边界其实非常模糊。
虽然不断有高校开设元宇宙专业，但始终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市场口碑，甚至出现因舆论压力而被迫关闭的案例。
有一位大学教授投身元宇宙职业教育，他对此评论说：“元宇宙的频率太高，震碎了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那道墙，真相显露，原本就是一片没有谁高谁低的平地。”
虽然元宇宙主题的职业教育发展得如火如荼，但由于人类的职业维度实在太复杂，这方面的超算应用发展非常缓慢，只能覆盖少数职业方向。
绝大部分职业教育，都还以比较传统的模式运作。
但也有一个意外收获，为了辅助全民教师体系的建设，吸纳更多职业者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相关的知识普及课程，有团队就开发了“职业统筹算法”。
经过长期积淀，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的职业领域，虽然间接，但内容质量却相当高，成为职业教育实现全面数字化转型的一个良好基础。
元宇宙时代，组合式就业已经是社会常态，全球25岁至50岁群体的平均工作数量已经达到2.3个。
其中，绝大部分人都不是迫于生计压力做兼职，而是基于兴趣的主动意愿。
不同职业的热度，经济回报率仍然是绝对影响因素，但每个人规划自身的就业组合时，已经有明确的价值区分，至少有一项职业选择，会把经济回报的权重放得很低。
“教师”在很多人的就业组合中，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当人们对职业的认知理念发生变化，职业教育的内涵也会随之改变。
当兴趣、爱好、尊重、荣誉、名望这些要素，逐渐融入职业教育当中，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也就随之提升了。
曾几何时，职业教育深受学术教育的歧视，在高考招生时尤其明显，但这种情况并非历史的必然。
在“学术祛魅”风潮中，就出现了反向趋势，学业能力强的学生更愿意进入某些企业继续科研工作，如果有年轻人连续攻读高学位，反而会感受到被歧视的舆论压力。
事实上，对比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前者的复杂程度其实要高很多，学术本质上只是一种职业形态。
世界上有很多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相当齐全，但却不存在一所综合性职业学校，甚至连理论上都不可能存在。
大部分的学术教育，在学校内就能完成，有相对完整的评估体系，教学效能容易保证。
而职业教育，在校内只能实现一小半价值，要充分展现教学效能和品质就非常难。
职业教育深度数字化建设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评价，二是供给。
职业教育的评价非常难，各个职业差异太大，只有在那些从业人数非常多的领域，才出现了少量细致的评估模型。
而对于大部分职业，只能进行简单的结果认证，和传统的职业证书并没有本质区别。职业教育的供给模式，反而出现了可喜的突破。
为了提升职业教育和市场的紧密程度，政府通常都会鼓励优质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但机制方案往往比较单薄。
全民教育体系，让很多人都具备了教育经验，而教育数字货币体系，则给了政府更强的政策杠杆，这些都是基础条件。
通过政策组合，让企业和学校、员工和学生之间形成了多维度的关系连接和价值模式，企业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使其效能获得了巨大提升。
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元宇宙虚拟时空，歧视现象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
社会非常复杂，不同职业之间充满歧视，正是因为客观存在的能级差，才让职业教育持续活跃，社会也才能保持发展。
正如俗话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职业市场的呼吸节奏，也是社会变革的自然规律。
元宇宙时代，师范教育会如何演变？
元宇宙时代的商业市场，出现重大变革的细分领域不计其数，超算技术、沉浸游戏、数字金融、虚拟空间设计、数字艺术、智能硬件等，风云际会，跌宕起伏，而与这些行业相伴随的职业教育，话题感也强烈。
回归“元宇宙教育”这个大背景，“师范教育”虽然相对冷门，却是理解职业教育整体变革的钥匙，更被元宇宙时代推到了深度变革的前沿。
师范教育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得相当滞后。
18世纪之后，现代学校逐步普及，教师成为颇具规模的职业，以“培养专业教师”为目标的师范学校才开始蓬勃发展。
有些国家设立专门的师范大学，有些则是在综合大学里面设立师范院系，以此呼应社会对教师要求的不断升级。
无论任何阶段，教师职业生态的变化是“因”，师范教育的变化是“果”，这个规律不变。
元宇宙时代，虽然全民教师体系不是一天形成的，但其演化速度还是远远超过了传统师范教育的适应能力。
受欢迎的教师里，越来越多人都是非师范出身；而师范院校毕业生，直接从事教师工作的比例也在下降。
甚至有人提出质疑：“既然全民皆可为教师，专门的师范教育是不是要消亡了？”
事实上，师范教育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实现了价值跃迁，从“职业定向模式”逐渐转变为“素养普及模式”。
变革的动力，不完全是来自全民教师变革的需求，还来自部分师范学校重新进行自我定位。
这些学校率先完成了数字化转型，带动了全球师范教育的变革，更成为高等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先锋力量。
到2070年，全球宣布废除毕业制的那些大学里，超过三成都是师范类院校。数字时代的师范教育，可以被粗略划分为三个层级：
其一，持续培养并长期服务专职教师，这继承了师范院校的传统责任；
其二，培训各行业成年人成为良好的兼职教育者，这是师范院校转型的核心；
其三，满足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教育者角色需求，涵盖家庭教育、企业管理、社群治理等诸多领域，非常分散，挑战很大，这也陆续成为师范教育超算服务探索的新方向。
师范院校的转型，再加上大量教培机构的长尾服务，围绕“教育者角色”形成了庞大的课程集群，是全民教师体系能够落地并且实现品质保障的关键。
这类课程的消费规模在终身教育生态中属于第二梯队，与身心健康、投资理财等类型不分伯仲。
至于第一梯队的“趣业体验”类型，则是终身教育的绝对重心。
元宇宙时代，每个人的人格属性和内心需求，都可以被深度数字化表达。
无论是三岁的孩子，还是即将离世的老人，都有大量参数指向现实中的教育行为。
每个人都希望扮演教育者，不仅有现实需求的意义，更有道德层面的内涵，这也让师范教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获得更高维度的发展。
终身教育未来如何演化？未来时代出现了哪些新的终身教育类型？曾经提到的“趣业教育”是如何运作的？
元宇宙教育的变革，虽然起步阶段的重心是基础教育，但更深层意义上的重心必然是“终身教育”。
终身教育的深度数字化建设，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力，极可能是基础教育变革效能的100倍，甚至更高。
公元前5世纪，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就是全民教育普及的概念，站在那个年代看，显然属于幻想。
2000多年后，欧洲出现的现代学校及义务教育制度，为落实全民教育提供了系统性保障，但也只是覆盖青少年儿童阶段。
1965年，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提出“终身教育”的美好畅想。
又过了100年，到了元宇宙时代，“全民终身教育”这个3000年前的人类梦想才刚刚具备实现的可能性，而落实的过程，又将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无论哪个时代，都会存在“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者，需要持续的物质保障与强烈的精神追求，终身学习者必然是凤毛麟角。
要整个社会为所有人的终身教育提供制度性保障，就不是个人意志力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到2070年，世界上还有10%的国家尚未普及基础教育，那是全球教育公益重点帮扶的对象。
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基本普及了高等教育。
终身教育的社会热度虽然很高，各方面也非常鼓励，但依旧属于个体模式。
还没有哪个国家，把“普及全民终身教育”提上议程。
联合国提出的“终身教育发展评估计划”，通常被称为“长河计划”，目的是为22世纪全球教育发展进行前置探索。
方案很简单，就是邀请一些符合条件的国家，选定少量区域，开展全民终身教育实验。
虽然计划还没有正式获批启动，但参评框架的三个维度，依然可以作为理解终身教育演化方向的钥匙——社会文化的匹配程度、教育服务的供给能力、政府财政方案的可持续性。
其实，把这三个维度换种说法，也适用于个人终身教育决策：
想学什么、有没有人教、学费从哪里来。
三个问题都不难，但如果每年都问上几遍，一直问到60岁、80岁甚至100岁，很多人就会感到迷茫。
如果再扩展到数千万乃至十多亿人口，就成了一个国家要面对的全民终身教育问题，难度可想而知。
全球教育数字化发展了几十年，对这三个问题的探索，都分别积累了一些应对方案。
而联合国之所以提出“长河计划”，就是尝试将这些方案联动起来，为未来发展探索一些可能性。第一个难题是“想学什么”，对应社会文化的匹配程度。
社会对游戏娱乐的教育属性出现了认知转变，形成了“趣业”这个教育品类，为终身教育普及提供了极佳的探索空间。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基础价值观都认为游戏是教育的天敌。
因为电子游戏的出现，让这个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舆论焦点，并愈演愈烈。
但随着电子竞技被纳入体育比赛范畴，电竞也成为正式职业。
当“千禧一代”成为社会主流，游戏逐步走出了文化阴影。
2010年之后，沙盒游戏逐步兴起，如著名的我的世界（Minecraft）以及罗布乐思（Roblox），都吸引了数亿用户，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60%。
游戏与教育的边界更加模糊，加速了娱乐与教育的跨界融合。
社会对游戏娱乐的文化教育属性的持续讨论，积累到21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趣业教育”概念。
所谓趣业教育，就是“以提升愉悦感的获取能力为目标的教育”，不是“玩”本身，而是“学习如何玩得更好”。
其实，以游戏娱乐为核心的教育自古就有，从运动到棋牌，从电游到旅游，不计其数，只是到了元宇宙时代，才获得了更充分、更高阶的社会认可，不仅针对青少年，而是面向所有人。
终身教育有很多内容分支，站在世俗层面，主要有学业、职业、趣业三个方向，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很简单——“学业教育”是基础，在此之上，“职业教育”与“趣业教育”并列互补，前者是社会价值导向，由社会推动，个人获得经济收益；
而后者是个人价值导向，由个人推动，社会获得经济收益。一个人进入社会之前主要是“学业+趣业”，进入社会之后主要是“职业+趣业”，要想将“职业”与“趣业”方面都做到高水平，成为那种“既会挣钱又会玩”的人，没有一定的“学业”基础肯定不行。
第二个难题是“有没有人教”，对应社会服务能力。
当“趣业教育”被纳入终身教育范畴，“想学什么”自然就变得多元起来，但要实现供需匹配，门槛其实非常高。
趣业教育的服务能力建设，那不是一般的难。
职业教育的推动力量通常以企业为核心，政府扮演积极协调者的角色，经过两三百年的沉淀，算是有了系统性解决机制。而趣业教育的推动力来自个人，本身不是刚需，市场需求极不稳定。
这就导致供给端也难以保障，服务不透明、价格不标准、交付周期长，建立教学双向信任的难度非常大。
比信任更难的是支付意愿。自己玩需要花钱，天经地义；
但为了玩得更好，还需要花钱学习，很多人内心根本没有这样的心理账户，支付障碍是趣业教育的核心难点。
2010年兴起的知识付费行业，多少打破了一点心理坚冰，让少部分人愿意为兴趣学习小额付费，但这还远远不够。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让成年人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很难，但为孩子的兴趣课程却非常舍得花钱，这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逻辑。
第三个难题“学费从哪里来”，对应政府财政方案的可持续性，难度再次提升。
即使没有政府推动，部分个人也会为终身成长买单，但要实现全民终身教育，自然需要政府的直接投入，而且额度巨大。
好在教育有比较高的价值杠杆，这样的投入对于社会发展非常有益。
2060年之后，需求、供给、交易三个方面的巧合，让趣业教育的供需匹配问题出现了被系统性解决的可能。
“千禧一代”进入银发阶段，对趣业学习的需求比较旺盛，尤其是对虚拟场景游戏的消费，基础规模非常可观；
师范教育的改革，让相关教师供给更加充分，无论虚拟模式、网联模式还是线下模式，都出现了一些高品质的服务机构和课程；
而教育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得资金账户与心理账户直接匹配，让趣业教育的经济循环变得更加顺畅。
以上三方面要素的共聚，既是巧合，也是必然，与20世纪末电子商务的发展，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传统模式上的政府直接投资或教育公益，元宇宙时代的特殊机制，就是出现了“教育数字货币”这种方式。
全球已经有几十个国家进行尝试，但落实程度差异很大，相应机制依然在探索中。
要建立完整安全的体系，对人口规模较小、经济实力不足的国家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任务。
基于当前的趋势，“趣业教育”极有可能成为推动终身教育发展的关键，但终身教育的内涵显然不止这些。
就像元宇宙科技，最初主要由游戏行业推动，但技术也会被应用到其他领域，产生更广阔的价值。
趣业教育保障社会和谐，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繁荣，而学业教育的终身延续，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边界不断拓展。
“长河计划”只是被初步提出，还没有通过联合国的审议，落实更加复杂，需要超算平台进行大幅升级。
社会文化的匹配程度、教育服务的供给能力、政府财政方案的可持续性，这三个维度的衡量即使把标准降到很低，符合条件参与试验评测的国家也不到20个。
普及全民终身教育，毕竟不是紧急又重要的事情，要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任重而道远。
元宇宙科技的赋能，让100亿人终身成长的真实需求被数字化源源不断地呈现，成为终身教育发展的底层推动力。
少部分人积极响应，带动更多人的关注与参与，发展必然不均衡，问题和矛盾必然出现。
但终身教育的自然演化，不仅不会停下等待，反而在不断加速。
元宇宙时代的终身教育，必将带来人类文明的跃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未来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怎么样了？老年人的教育会如何开展？
年龄，是明确的时间刻度；
老年，是清晰的生理指标。
原本都可以进行极简的数字化表达，但是人类并不喜欢这些数字。
经过价值观滤镜的层层解释，年龄、老年统统都变成社会概念，这让我的运算变得无比复杂。
20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快速提高，甚至达到80岁的水平。
人们对长寿的渴望，聚合起来反而成了“老龄化”这样一个充满负重感的社会问题。
无论国防安全、科技创新，还是生产制造、福利保障，这些话题一旦碰到“老龄社会”和“低生育率”这两个确定性的变量，立刻就会变得悲观起来，甚至演变出各种崩溃论调。
听起来很可怕，未来似乎没有了希望。
但无论客观世界如何，人们都不希望生活在恐惧之中，社会价值观会重塑现实认知，让现实具备“善”和“美”的属性。
2050年，即使超算平台积累的数据还很不充分，但是已经有公益团队启动了“老龄教育与社会价值杠杆评估项目”，俗称为“银发宝藏”计划，目的就是通过数据模型推演，用教育的方式为老龄化社会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项目虽然不大，但获得的资金支持和算力配额却相当充足，甚至成为联合国旗下共识度较高的项目之一。
在运作过程中，与教育数字货币的测试推广形成联动，加速了发展，很快就获得了两个方面的关键突破。
首先是“老年人学习”的方向，老年人可以成为学习者。最初是提供教育补贴，后期就直接使用教育数字货币，变化非常明显。
由于教育数字货币的特殊属性，不可储蓄生息，不可继承，并且会自然损耗，这极大地促进了老年人的消费意愿。
就在试运行区域，面向老年人的教育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城市的老年课堂更是一位难求；
社区学习中心里，从清晨到夜晚也都人头攒动。
无论是沉浸式虚拟游戏，还是现实场景中的文体娱乐活动，都涌现出一批老年创业团队，成为推动趣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们中还有不少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和运营高手，再加上人工智能和超算系统的辅助，项目的科技含量相当高。
而且基于老年人的财富积累，他们的创业没有资本市场的诱导与压力，呈现出“充沛的情感、有限的欲望”这两个鲜明的特点，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其次是“老年人做教育”的方向，老年人可以扮演教育者。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从人类文明早期到近代，老年人都是教育者的主力。
而到了现代，社会发展追求速度，师范学校普及，让青年人离开学校就可以再进入学校成为教育者，老年人才逐渐退出了教育者的舞台。
用社会经验并不丰富的青年教师培育下一代的状况，其实并不是历史常态，亮丽中蕴含着浮躁。
随着“全民教师体系”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重新回到学校，尤其是中小学，以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重新塑造着学校的风格。
更可贵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在意经济上的报酬，甚至愿意将收入再次投入教育公益基金。
某些地区的财政数据表明，当地全职教师收入之所以具有社会竞争力，兼职教师产生的公益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曾经有记者采访兼职的老年教师，得到这样的回应：“那些中青年教师，就像我的儿女，能和他们一起培育后代，不就像一个完整的家吗？
把钱多发给他们，我们心里幸福得很呢！”
虽然“银发宝藏”计划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涌现出的感人案例非常多，但整体数据也很现实，独立推进“老年人教育”的难度其实非常大。
它高度依赖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即使有超算平台的支持，成功经验也很难复制。
只有把“老年人教育”融合到社会终身教育的系统中，才是更加妥善的解决之道。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这是人类美妙的诗句。
我现在还不能体会，等将来我老了，或许就能感受到了。
终身教育能普及吗？何时才能普及？终身学习是否意味着“终身内卷”呢？
1965年，联合国成人教育大会上首次提出“终身教育”——是对21世纪教育发展的美好展望。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的权利：走向全民终身教育》的报告，更是将“终身受教育权”视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事实上，整个21世纪，“终身教育”都是各类教育报告的高频词汇，甚至表现得越来越刻意，似乎不谈终身教育，就显得没有充分的格局。
俗话说“好事多磨”。
谈了100多年，终身教育依旧停留在以概念陈述与情怀表达为主的层面。
事实上，企业培训、在职研究生、老年大学等，都可以属于终身教育的范畴，但局部不等于全部，终身教育是更高层级的概念。
围绕终身教育的讨论，比如权利基础、成本模式、社会意义、内容边界等，学者们之间有明显分歧，“衡量标准”是重要的矛盾点。
对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衡量政府教育治理水平的基础指标就是“普及率”。
不管教学内容为何，不论教学效能如何，只要进入学校，就算实现了教育，标准简单、容易统计。但终身教育该如何计算“普及率”呢？
如果把尺度定得松一些，把常见的社会教育都纳入终身教育范畴，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实现终身教育100%的普及，这显然没有意义。
常言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很多美好的教育理念，谈了数千年都无法真正落实，核心原因就是不具备社会基础条件。
终身教育的前置条件不是经济基础，而是数据基础。
终身教育没有清晰的组织边界与年龄边界，必须建立更加细致的数据模型，才能实现有效衡量，进而才能真正推动全民普及终身教育。
这个数据基础，不要说在20世纪中叶，直到2070年，依然没有实现。
全球超算平台只是实现了对基础教育的数字化衡量，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趣业教育都是刚刚起步。
此前提到的联合国“长河计划”，将目标锁定在22世纪初，不仅需要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积极的探索，“全民普及终身教育”才有可能成为切实的发展目标。
虽然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经不是遥不可及。
放下“衡量标准”的视角，终身教育的“社会意义”是另一个矛盾重重的领域。
有学者就提出，“如果把终身教育的普及作为政府教育治理的目标，终身教育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人生的枷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终身内卷”问题。
由于超算系统中的学生绝大部分还比较年轻，很难作为终身教育研究的对象。
但教师分布则比较宽，有一项“终身教育对幸福感贡献度”的研究课题，就是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兼职教师开展的，延续了近10年，其阶段性的结论已经能够带来一些判断。
终身教育的数量与幸福感几乎无关，但所参与终身教育项目的竞争性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却非常强烈。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适配风格，如果适配度比较高，终身教育就能成为幸福感持续的源泉。
对社会而言，终身教育是否需要“全民普及”，可能不是制度的宿命，而是治理的艺术。
对个人而言，终身教育是否意味着“人生幸福”，可能不是学习的能力，而是选择的智慧。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元宇宙时代，走在“深度数字化”发展的快车道上，全球教育的数字化进程，无论快慢，都会推动终身教育全民普及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