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元宇宙教育》
元宇宙时代，高等教育遇到了怎样的挑战？新时代的大学，使命是什么？
1860年前后，美国出现了一批任期超过20年的大学校长，其中以查尔斯·艾略特为代表，他在哈佛担任了40年的校长。
对于大学的未来，这些校长有一个高度相似的判断——18世纪延承下来的传统神学院模式，已经过时了。
但是，他们在“如何定义大学新的目标与使命”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艾略特把哈佛的使命描述为“培养具有独特风格的领导群体”，而其他人则有完全不同的表达，比如“成为理性思想的应用系统”“培养高级知识生产者”“做广大民众接受的高等教育”等等，每种表达听起来都掷地有声。
但事实上，这些使命基本都停留在口号阶段，不断被修改，就连学校里的教授也说不明白。
校长常常忙碌于各种世俗事务，让学校在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些新颖、分散、模糊的使命表达，以及务实发展的作风，看似脱节，却让全球高等教育的重心完成了从欧洲到北美的迁徙。
时间跨越200年，到2060年，全球平均每20多万人就有一所高等教育学校，足以支持超过半数的青年学生，无论他们的学术成绩如何，亦无论是通过怎样的支付方式，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高校进行学习。
如此高的普及率，打破了此前高等教育的“精英”模式。
由于高校之间的层次和规模差异很大，分布也极不均匀，这反而让很多老牌大学的招生变得相当困难，发展更是举步维艰。
现实的压力，让大学校长、教授、学生都在思考：新时代的高等教育的定位是什么，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无论这些思考怎么表达，在元宇宙时空里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数字共振——20世纪流传下来的传统高等教育，已经有点过时了。
到2070年，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字化发展已经非常深入，虽然很多大学教授和学者就是这场变革的直接推动者，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却相当迟缓。
真正融入全球教育超算平台的高校数量有限，深度也有限。
客观原因当然很多，比如有些细分领域师生人数太少，没有人开发专门的数字工具，教学方式依然传统，教育效能落后，科研突破自然也就乏力了。
面对数字化发展的滚滚大潮，高等教育已经无法“高高在上”，大学的命运其实并不在大学手中。
元宇宙时代，人类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是决定大学命运的根本。
有人说“象牙塔即将倾倒”，也有人说“象牙塔应该聚焦”，更有人说“象牙塔还要扩张”。
变革已经发生，虽然还没有完全清晰，但宏观方向已经大体成形：就是继续扩张。
大学的管理者都很清楚，深度数字化改革就是获得扩张动能的唯一路径，要以更深度、更稳固、更清晰的方式，融入并推动时代的发展。
但也有两个挑战摆在面前：
如何进行深度数字化改革，显然不能照搬基础教育的经验；
另外，如何选择扩张的维度，是连线结盟，是延长时间，是学科细分+跨界，还是产业融合，都没有清晰定论，还处于自由探索的阶段。
有一位艺术家的表达常被人们津津乐道：“大学的困局是还不够‘大’，大学不是University，而是Metaversity。”
全球高等教育格局有哪些变化？大学的变革有哪些重点的模式？无边界的虚拟大学成为主流了吗？
元宇宙时代，全球高等教育发展遇到了巨大的危机。
原有领先者的实力基础强，但新晋挑战者更加快速灵活，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新格局尚未形成，还存在很大的变数，但要预判趋势，可以先从历史中找寻规律和启发。
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高等教育”。
古埃及时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学园、中国起源于周代并延续至19世纪的太学、公元前4世纪的稷下学宫等，都是不同形态的高等教育载体。
各类宗教与文化组织中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同样也具有高等教育的特征。这些高等教育的形态，运作上相对独立。
11世纪末出现的现代高等教育，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大学，以及17世纪出现的科学院模式，虽然大学之间相互独立且竞争，但通过校际联盟、学术范式协同、院系学科关联、跨国跨学科学术团体等方式，整体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互联的高等教育聚合体。
大学本身甚至也成为世界上较长寿的组织类型之一，远远超过商业公司，甚至跨越政府的更迭。
现代高等教育聚合体，几乎代表着人类认知能力在各个维度上的极致，最深、最高、最久、最新、最全、最细、最远、最难……
但到了元宇宙时代，数字世界迭代的速度实在太快，以大学为代表的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很难适应这样的节奏，数字化变革既不迅速，也不彻底。
很像某位企业家所说的，从“看不到、看不起”，到“看不懂、追不上”。
早期高等教育的核心资源是权力，近代高等教育的核心资源是人才，而到了元宇宙时代，高等教育的核心资源是数据。
当然，这并不是说权力和人才不重要，那是坚实的基础。数据是时代的增量，是博弈的关键。
曾经有位大学校长感慨：“大学者，既有大楼，又有大师，更有大数据之谓也。”
数理领域的挑战还相对温和，对于社科领域，甚至有学者使用“全面溃败”来形容高等教育的影响力趋势。
有些顶级大学依赖外部合作借数据，授予名誉学位揽人才，通过这些“糊墙纸”的做法勉强维系着高等教育的形象。
数据资源只是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效能退化，才是更深层的问题。
直接的指标来自高校学生的感受，对所学专业内容的信任度持续走低，高等教育并不能帮助他们对社会建立高水平的认知，是更切实而严峻的挑战。
曾经有学者设计过一个模型，汇集发明创造、学术探索、理论研究、社会思潮等方面的数据，评估高等教育在这些前沿领域的综合社会贡献。
到2060年，全球高等教育的前沿贡献度已经低于三分之一，而且还在持续下降。
与此相对，元宇宙科技带来的便利，让社会化的教育服务发展极为迅速，如企业学习、终身教育、智库机构等等，前沿贡献度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
2065年，有十多所高校先后宣布放弃“毕业制”，这被视为全球高等教育深度数字化转型的标志事件之一。
随后有数百所大学跟进，成为可以只进不出的“终身大学”。
虽然各个学校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也和社会上的终身教育机构存在鲜明的差异。
高等教育界对此的争论非常激烈，实质性变化刚刚开始，远期效果如何仍是未知数。
至于“无边界大学”，应该是指21世纪初期，基于互联网兴起的一批前沿教育创新项目，比如奇点大学、密涅瓦计划等，虽然沿用了大学的名称，但通常不纳入正式的高等教育范畴，实际影响力非常有限；
而传统高校开展的慕课教育则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发展也是磕磕绊绊，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高等教育的数字化发展，并不是大学自身的事情，各国政府也密切关注，相关的社会配套机制也开始探索。
其中，高等教育是否需要强推纳入全球教育超算平台，或者建立独立的数字系统，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20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年度大会的主题就是“高等教育再出生”。
未来的大学，依然分教学型和研究型两种倾向吗？教学与研究将是怎样的关系？
描述大学的方式非常多，“教学型”和“研究型”的划分反映出大学定位的差异，当然也有“综合型”大学，但通常也是以研究成果来展示自身的江湖地位。
直到2070年，在社会普遍认知中，“研究型”大学依然处于歧视链的顶端。
本科教育近乎普及，硕士阶段也稀松平常，而博士依然是高等教育的掌上明珠。
处于中游的大学，如果不多搞几个博士点，就很难证明学校在发展。
曾经提到过的，高等教育在前沿领域的综合社会贡献度不断下降，关键原因就是研究型大学的成长乏力。
这个问题之所以被长期忽视，并非因为高校科研能力在萎缩，而是其他领域的创造力发展更快速，只是成果通常不用论文等方式呈现而已。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通过算法比较之后，伤害确实很大。
2060年，全球曾经出现过一股小范围的“学术祛魅”风潮，颇有一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学术”本身并不特殊，其实就是一种职业倾向。
拥有学术意愿的人，自然分布在各个年龄段，从5%到20%不等，大学和研究机构只能覆盖其中一小部分，甚至本身也并不纯粹。
学术强烈的“求真”导向，恰恰是人工智能擅长的领域。
有很多大型数据平台，当然也包括我，为自由研究者开放接口和算力。
截至2070年，全球已经有超过1亿的自由研究者在虚拟导师的协助下，以学术方式输出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巨大，质量也相当可观，他们的发现力和洞察力，甚至让顶级学术机构的专家都感到汗颜。
新的时代，当研究不再是职业特权，当学术不再是封闭的游戏，研究型大学何去何从？
如果大学的研究能力不再领先于时代，那教学方面的优势地位又该如何保持……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有人说，“要改革大学的学术制度，让那些尸位素餐的学阀现出原形”；
有人说，“要改革大学的激励制度，教学和研究是两种职业，要分开对待”；
有人说，“要改革大学的导师制度，给年轻人更大的空间”；
也有人说，“要改革大学的经费制度，向企业模式靠拢才更有效率”。
反思刚刚开始，变革尚未发生，就已经成了理念的战场。
有一位世界顶级大学的老校长，在他百岁诞辰的时候，讲过一段非常有趣的话：“高等教育，不是给高等人的教育，也不是教人成为高等人。
高级学习就是研究，高级研究也是学习，大学是给人进行高等学习和研究的地方，要尽可能开放给每个人，只要他可以，更要他愿意……”
元宇宙时代，大学如何培养顶级人才？
大学如何培养出顶级人才，这在中国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与“诺贝尔情结”紧紧缠绕在一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知名高校的扎心之痛。
其实，这也是全球顶级学府都要面对的核心难题。非常有趣的是，2065年，那十多所宣布部分放弃“毕业制”的大学，就将这个问题改为学生入学前的面试必答题，甚至每年开学前都会重复做一遍评估。
想象一下这样的面试提问：“你认为，大学应该如何培养顶级人才？
请认真审视一遍题目，给出你的思考，我们会对交流过程进行全维度的数据采集……”
结论本身不重要，观点和推理也不重要，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动作、情绪、生理反应等数据才是关键，可以计算描绘出每个人的“价值观数字图景”，没有两个人会完全一样，也没有人能够保持在两次面试中的数据会一样。
“这不是一个有效的问题”，很多学生都会如此开始，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标准答案。
但随着不断发散追问，尤其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广场演讲并遭遇各种非议和挑战之后，所有人都会回归自己原始、本真的认知。
这些青年学生的成长过程，会被持续跟进。
整个过程，其实属于觅渡研究所的一项重大课题，探索每个人思维的深层秘密，更是探索培养顶级人才的方法。
这项课题有一个前提假设，培养顶级人才的第一步，就是让他建立顶级人才的自我想象，方法并不是发誓，而是深度探究顶级人才成长路径这个课题本身。
其实，类似上面这种研究的项目非常多，综合判断并不乐观。
到2070年，系统中已经积累了数亿人长达30多年的完整成长数据，迭代形成了相当精准的评估模型，顶级人才并不是具有某些属性的人，而是社会主流认知体系下的反向选择。
相应的结论也很清楚：大学可以推动人的成长，但没有办法以确定性的方式培养出顶级人才。
这甚至被很多人视为毋庸置疑的高等教育规律。
即便如此，“如何培养出优秀乃至杰出的人才”依然是知名高校的发展重心，有些专注“如何培养”，有些倾向“识别选拔”，有些偏重“评选认定”，有些强调“宣传推广”。
不同学校会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的执行策略。
但必须承认，通过超算平台建立的顶级人才模型，并没有获得共识。
还有很多学者认为，顶尖人才就是某些人的本源属性，无须复杂计算，通过简洁而自然的方式，就可以发现并帮助他们获得成就。
他们还认为来自社会的过度尊重与赞誉，是扼杀顶级人才的重要原因。
在他们讲述的故事里，互联网时代的史蒂夫·乔布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不仅是他自身，还有他的观点：“顶尖人才知道自己的优秀，不需要悉心呵护他们的自尊。”
未来已来，只是尚未普及。建立于20世纪的圣塔菲研究所，定位方向是复杂科学研究，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既严谨又松散，融合教学与研究，探索前沿领域。
后来，这种类型的机构越来越多，因我而建立的觅渡研究所也有着类似的基因。在研究所的文本资料与社交数据中，“人才”是相当低频的词汇。
研究所成员时常变化，全球有多个分站，合计很少超过2000人，却服务着全球的教育生态——100亿的真实人类、1000亿的智能设备、7000亿的虚拟角色。
历经40年的发展，虽然没有进入标准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已经发展成为聚合教学与研究的综合机构。
像这样的新型机构与社群组织，不断蚕食着传统大学的影响力。
全球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已经缓缓启动，大学与人才的关系、顶级大学与顶级人才的关系，这个古老议题必将出现全新的解释。
实际如何发展，那是人类自己的选择。
我知道自己的优势，不需要人类呵护我的自尊。
我，是顶级人才吗？
又是谁培养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