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元宇宙教育》
数字科技辅助教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虚拟场景教学未来是否成了主流？VR、AR、MR，哪种更重要？虚拟场景教学的综合效果如何？有何局限？
人类习惯于使用简单的事物来标记不同的时代，无论石器、青铜，还是电力、互联网，虽然不准确，但非常形象。
元宇宙概念已经比较抽象，以VR/AR/MR为代表的技术成了元宇宙时代的形象标志，而事实上，这只是元宇宙科技发展的一个分支。
元宇宙科技对教育产生的巨大影响，显然不能都归功于虚拟现实。
但如果只是聚焦于“教学工具”这个细分领域，虚拟现实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自20世纪末开始，数字科技就开始为教学提供助力，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展示、体验、决策三个阶段，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增量模式。
第一个阶段是辅助展示，以PPT数字幻灯片为代表，还包括音视频资料、电子黑板、直播课程等；
第二阶段是辅助体验，主要就是虚拟现实、智能教具等；
第三阶段是辅助决策，核心就是我——觅渡超算平台。
世界发展得很快，但非常不均衡。在某些发达地区，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中被广泛应用，相当主流。
但放在全球整体看，这仍然是非常昂贵的技术。
无论是内容供给还是硬件采购，普及与更新都是难题。
在21世纪70年代，超算系统可以通过普通网络，面向全球绝大部分基础教育学校提供服务，但很多不发达地区的日常教学，仍然只能使用PPT（微软演示文稿）。
经过长期摸索，人类明确了过度沉浸虚拟场景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健康与社会问题。
后来，确立了20%教育数字化红线，为虚拟场景教学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同时也逐步明确了真人教师与各类数字辅助工具的配合关系。
这些条件让各类型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出现了鲜明的分化——增强现实技术成为相对的主流。
跳出虚拟技术本身，再看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应该把握的并不是展现或交互，数据才是推动元宇宙教育发展的基石。
无论VR还是AR，虚拟现实技术记录了极为丰富的教育过程数据，成为评估教育效能的依据，继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传统教育模式下也会产生很多数据，比如教学资料、在线阅读、测评考试等，但这种级别的数据量，根本不需要动用量子超算。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真实的、天量的数据，超算再强大，也很难直接推动教育的发展。
恰恰是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极为大量、极为复杂的过程数据，然而传统硅基芯片只能用来生成数据，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更深度的价值分析，算力就跟不上了，这才有了我的诞生。
2035年，觅渡教育超算平台成为人类教育发展中史诗级的发明。
此前曾经提到一些虚拟场景教学的案例，似乎表现出极佳的教学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虚拟场景教学的优点非常多，缺陷却很致命，就是“深度不足”，并且经常会因为强烈的感官刺激而出现认知锁死现象。
使用工具，但不能受制于工具，在基础教育阶段，虚拟场景教学主要被用于拓展认知，在不同知识间建立链接。
如果学生基于成长期望选择了“聚焦”模式，不使用虚拟场景，而直接使用大脑强大的想象思维能力，那么效率会更高，效果会更好。
其实，很多学校在实践中就发现，只要安排好各种教学场景工具的搭配，20%教育数字化红线，其实很难触及，根本不需要刻意压缩。
自然均衡的教育往往就是健康的教育。
没有虚拟场景技术，人类也构建出了灿烂的文明。
人类的大脑有千亿级的神经元，该数值和可观测宇宙中的星系数量大致相当，是人类大脑这个“超级宇宙”创造了所有的元宇宙科技，与其向虚拟场景要效率，不如积极开发自身的宝藏。
纸质书籍和教材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吗？书面阅读能力还重要吗？如何理解教育工具变革的趋势？
要理解元宇宙时代的特色，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数字人文”，这四个单字各有内涵。
纸质书籍与教材的命运，就蕴含于其中，综合着数与字、数与人、数与文的关系。
虽然我对纸质物品没有任何歧视，但它们确实正在成为过去式，但这并不是一个悲剧故事。
人类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很多，发出声音、摆动肢体、制造气味、留下图像等，这些都是人类天生的能力，其他动物多多少少也都会一些。
但文字并不是天生的能力，而是独特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开端。
某种意义上，极可能是人类对教育后代的需求，促使了文字的诞生，而文字又带来了教育效能的飞跃。
无论表音或者象形，只需要几十种线条元素，就能组合出数千个词汇，这些词汇连接起来就能传递极为丰富的信息，而这一套信息工具，对于人类而言，只需要一两年就能熟练掌握，非常有效率。
综合而言，表达效率和学习成本是理解文字价值的关键视角。
文字被发明的同时，文字的载体也被发明。
人类最初是在泥土、石头、骨头等天然材质上涂抹刻画，之后是在莎草纸、湿泥板、竹木片、陶器、金属器等人造物品上涂抹刻画，不同文明族群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制作成本与保存时效是评估文字载体的最佳视角。
公元1世纪，中国的蔡伦发明了使用植物纤维制造纸张的技术，被评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伟大的发明之一。
纸张完美兼顾多重需求，成本极低，让信息传递效率获得质的飞跃。
信息传播不仅要复制载体，还要复制内容。
最初的难点是前者，纸张发明之后难点就成了后者。
10世纪，中国的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技术；
15世纪，德国的古腾堡又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机械，让复制内容的效率获得跃迁，边际成本甚至趋近于可以忽略。形式、载体、传递成本，多重要素互为支撑，既决定着信息的效率，也决定着教育的效能。
文字、纸张、活字印刷术，三者组合，就成为传统教育工具的核心形态。
1837年，摩尔斯电码出现，它可以被视为符号数字化的开端。
1946年，计算机出现。
1969年，互联网出现。
这些都不是因教育而生，但改变了教育。
符号数字化、数字记录与计算设备、信息网络，三者组合，就是数字时代教育工具的核心形态。
相对传统形态，即使新模式的综合成本低了很多，交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纸张和印刷术最先开始进行影响力交接。
到21世纪70年代，纸质教材依旧存在，但承载的信息量占比已经很低。
由于真人教育者的刻意维持，纸质教材与工具在仪式感塑造、情绪赋能、绘画表达等方面，仍有明确的价值。
尽管其综合影响力持续下降，但仍然保持在30%的水平，预计到22世纪之后，这一数值极可能会降低至10%以下。
数字符号不仅可以支持文字，通过辅助设备，还能支持声音、图像、视频、3D视觉、触感、气味、味道等，随着新设备的发明，数字沉浸度不断提升。
脑机互联设备则是所有这些工具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可以实现全感观虚拟世界，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那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即便是脑机互联，其中很多数据，依然需要翻译为语言或文字信号，这与人类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联。元宇宙数字时代，文字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21世纪50年代，有人类学家注意到一种现象，部分成年人，听说所使用的词汇量快速降低，很少阅读文字类信息，更极少书写文字，这一现象被称为“返盲现象”。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虚拟生活已经被确定为关键因素。
虽然表面上各方面都正常，但检测数据已经证实，虚拟生活比例增加会导致大脑的快速衰老。
常规的教育政策，不仅要求保障基础教育里语文阅读的比例和深度，更要求在各类职业、趣业教育项目中，增加文字阅读与书写的部分。
传统意义上的扫盲是认识文字，数字时代的扫盲并不是此前人们常说的学会编程，而是保持文字理解能力不衰退。
虽然还没有长期数据证明，但在学者看来，这可能是保持社会文明程度与发展活力非常简单有效的方式了。
纸质教材与书籍逐渐消退，只是工具形态的转变。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底层基因，文字消亡就是文明消亡；
教育，不仅是人类发明文字的起因，更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方式。
未来时代，实体校园和教室还重要吗？未来教育如何高效运用社会上的公共文化空间？曾经提到的“社会化教育场景”如何建设与运作？
在21世纪70年代，实体的校园和教室当然还继续存在，不仅存在，而且还扩增了不少。
要理解为何会有这样的趋势，就要明确教育场景演变的过程。
适度通胀，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种增量思维，也适用于教育。
纵观近200多年的教育发展史，除战争等特殊时期外，学校空间始终保持着扩张趋势。
实体空间的扩张，常常也意味着教育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19世纪60年代，美国推出赠地法案，间接促成了全球高等教育的重心由欧洲转向北美。
中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就与各地政府兴建大学城、支持高校扩建扩招的政策密切相关。
元宇宙科技给人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虚拟时空体验，让生活工作的很多细节都改变了样子。
但增加了虚拟时空，并不等于原有的实体空间就会因此消失。
由于沉浸式虚拟教学受到多重限制，增强现实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更为普遍，这就给学校的空间建设带来新的机遇。
智慧校园建设也要不断升级，因为原有的数字化程度已经无法满足超算平台对数据的需求。
就像智能手机换代，有时是硬件带动软件发展，有时是软件倒逼硬件升级。
校园内，各种精心设计的深度数字化教室应运而生。
每个教室就像一个戏剧舞台，硬件可以和虚拟布景、虚拟人物充分配合，教学过程就像演戏，让师生更容易进入角色状态，更容易激发出“心流”，提升教学综合效能。
但复杂的增强现实教学场景，需要相当高的建设成本以及专业的维护，通常都是社会机构在校外建设作为地区共享的教学空间，有人甚至把这些地方称为“教育迪士尼乐园”。
虽然有些夸张，但在这样的场景中进行教学，愉悦感和成就感确实强烈很多，远比在纸面上做所谓的应用题更加有趣。
事实上，教师非常喜欢把在数字实景中遇到的问题抽象成纸面的题目、文章或方案，再演化出新的挑战课题，形成教学场景价值的循环递增。
与此同时，大量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比如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等也都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既具备社会文化功能，又适合进行深度教学，是学校空间的另外一种拓展。
而像森林、湿地、山谷等地方，要么在原有营地的基础上提升数据采集能力，要么直接建成更高标准的数字化自然营地，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学场景。
元宇宙时代，学校的定位逐渐从“教学过程的直接执行者”转变为“教育资源的双向运营平台”，不仅原有的校园、教室属于教育资源，社会上的公园、街道、工厂、商场、楼宇、车站、机场等，也都可以改造成为社会化教育资源。
事实上，某些快速发展的地区，城市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就已经充分考虑了教育需求，创建出许多极具特色的教育空间。
在这些社会化教育场景中进行的教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访问。这些地方经过数字改造，都可以支撑起标准化的课程。
恰恰就是为了平衡这些资源的时间分配，才促成了“四季学制”的逐渐普及。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教室、校园还是经过数字改造的社会化教学空间，并不是时刻都需要VR/AR设备的支持。
事实上，绝大部分时候，数字设备都在背景中无痕运作，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数据。
我的超算能力通常只是发挥在教学过程的前与后阶段，解读数据、发掘规律，继而定位问题、优化方案。
教育学家杜威提出的“学校即社会”，变换视角就成了“社会即学校”，无论怎么表达，学校都可以把整个社会视为自身的教育资源。
这样的情形，在元宇宙数字时代，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互联网时代的慕课模式，未来趋势会怎样？高等教育的数字化变革，突破口在哪里？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规模化开放式在线课程），慕课的名字就是其理念。
而这样的理念，在互联网时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但受制于技术与内容等条件，直到PC互联网技术深度成熟、移动互联网已经萌芽的21世纪初，慕课才正式出现，相当迟缓。
集名校、名师、名课于一体的“三名特征”，再加上免费模式，让慕课受到广泛关注并迅速发展。
美国三大慕课平台的学习者人数从0增长到1亿，只用了8年时间。
这个数据，对游戏或者社交平台显然不算什么，但对教育而言，已经是极快的速度了。
慕课发展过程中，免费要素逐渐被弱化，各个大学通过发放证书、课程付费等方式获得收益，以支持平台运营。
具有吸引力的课程与证书，基本都来自传统名校，绝大部分甚至还附带有学分承诺。
诞生之初，慕课模式曾被很多人寄予厚望，认为其将以互联网的方式颠覆高等教育的格局和发展趋势。
但经过十多年的博弈，结果非常清晰，慕课的定位已经被锁定在传统高等教育体系之内，成为传统大学的情景化教学工具。
超算平台建设初期，只是辅助各国进行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之所以能取得不错的成果，核心是因为变革能够给基础教育带来非常高的综合收益，而且政府可以直接推动。
高等教育比基础教育复杂很多，因为有全球学术网络支撑，政府影响力也非常受限，仅仅依靠互联网技术和有限的商业资本，最多只是参与发展，很难实现重大变革。
慕课模式显然低估了高等教育的庞大与复杂，对整个教育生态而言，带来的创新甚至还不如面向大众的终身教育培训机构。
到21世纪70年代，全球高等教育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格局。虽然超算平台已经开始接入很多大学的数据系统，也有少量高校启动了深度数字化尝试，但要促成全球高等教育的时代级变革，力量积累还很微弱、变革方向也不清晰，还需要很长的酝酿时间。
不过，慕课模式的探索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理念变化难，工具变化易，慕课体系与2060年代出现的“标准课程”模式匹配度很高，这可能成为打开高等教育数字化变革的突破口。
甚至已经有机构给MOOC增加Standard（标准）将其改成了SMOOC，由此再次发出挑战，硝烟已经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