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西方不亮东方亮？

摘要：“智慧城市”已经成为了显学。在舆论场上，媒体与评论家正在乐此不疲地辩论。他们讨论安全、讨论伦理或是道德议题；但回到现实，无论推动力来自政府还是企业，智慧城市的最大困境都是四个字：难以落地。

本文试图就此简单梳理一下。我们会发现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们正在左右为难，一方面是科技巨头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的权力性结构阻力。前者，可透过科技巨头的商业逻辑一窥究竟。后者，本文将透过多伦多与杭州两个海内外最受关注的智慧城市案例切入，做进一步分析与思考。

本文是城市数据团首次尝试的评论性文章。历经了近五年的具体且有趣的城市数据分析，我们也会试着想：要不要从具体工作中抽身一点点，做一下形而上的思考呢？带着这个想法，产生了这篇文章，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灵感与启发。

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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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11月6日。当时的美国经济深陷次贷危机，处于海啸的正中央位置。

两天前，公民们用自己的选票选出了第一个非洲裔总统，再一次向人类证明“美国梦”的存在。奥巴马的口号是“Change"，但谁都知道，只是上了个新总统，并不能不算真正的Change。他们更需要一个彻底的改变，让整个社会脱离泥沼。

而这一天，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位于纽约的美国外交协会没有邀请政治学者去评论刚刚过去的选举，也没有找金融专家为次贷危机开出药方，而是找来了IBM的总裁帕米萨诺大谈他的“智慧星球”战略：

“就好似哈勃望远镜改变了400年来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认知一样，智能与大数据浸透的世界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

（帕米萨诺）

帕米萨诺嘴里的“智慧星球”，其基本理念就是通过无数IoT把海量数据摄入、结合AI与大数据将这些数据做处理、阅读和应用，从而让整个世界更加“智慧”。

这个战略中最重要的部分叫做智慧城市。

从这个演讲开始，智慧城市这个概念，正式进入了主流的媒体舆论场。不仅如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建设运动席卷了全球。2008年的11月6日，像一个宣示，宣示要用“智能技术改变人类的社会问题”。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智慧城市是成功还是失败？智慧城市是人类的福祉还是反乌托邦的噩梦？

这些话题成为了报章杂志和社交媒体密集讨论的“显学”。由于智慧城市的技术属性包括IoT、AI、大数据等热门科技话题，围绕着这个议题的讨论，也基本集中在渲染智慧城市可能带来的便利效果、和社会伦理的善恶等愿景式问题。

但实际上，如果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定义为一场运动，它目前都走不到有机会去验证其实用效果或伦理困境的时刻。毕竟，迄今为止，也几乎没有一座整体性的智慧城市能够在地球上落地成功。

本文将从建设的角度，试图去梳理：为何智慧城市这把全球性的星星之火，却难以燎原？

IBM的“底层技术”战略

（IBM官方广告宣传）

IBM大约是最早吹起“智慧城市”号角的玩家，但也可能是最早主动低调收声者。

帕米萨诺的开山演讲过去了12年，“智慧星球”战略留下的最大遗产，也许只是其雇佣的广告公司Oglivy&Mather 在这个case上拿到的艾菲奖。作为商业战略本身，“智慧星球”这个概念已经不复存在，而是被替代成了“认知智能”。

今天，若去翻阅IBM的官方网站，是找不到 “smart cities”这样一个独立分项板块的。而IBM所建立关于智慧城市的非营利组织"Better World International"的网页，2016年后就基本没有再做更新。IBM的“智慧城市挑战项目”也止步于2017年。

现实中，IBM也几乎没有做任何整体性“智慧城市”的项目，只是尝试了城市部分环节的“智慧化”而已。

根据公开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IBM团队的工作模式：

他们会针对项目自己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到项目地方上去与当地政府或者有关方直接沟通，花费的时间差不多只有几天到几个礼拜，然后就开始上产品了。以加州索诺玛县针对弱势群体的项目ACCESS为例，政府方对自己的面对问题的困境是有比较全面认知的（这个案例为部门之间的数据无法打通）。然后IBM去到现场花了两天时间沟通，提供自己相应的云端、数据库、AI Watson 等产品去帮助解决问题。

无一例外的，IBM在项目里更多是以总包姿态出现，卖硬件、卖数据库，然后把应用和解决方案层面的部分再包给其他单位来处理。

换言之，它们要兜售的是底层技术。

(AI Watson)

在这个战略下，项目能否落地的关键因素从IBM转移到了项目的其他参与方，如中间供应商或政府本身。IBM等于把能否解决问题的球踢到了其他人脚下。但那些接球的人，往往和这些巨头一样，也都缺乏射门的能力。

他们组成了一个没有前锋的球队。

回过头来，我们似乎可以断言：

“智慧城市”的根本是要解决城市问题，而“智慧”只是技术发展到现阶段的手段。科技巨头们的“底层技术”思考从布局上就决定了它们本身没有扎根地方、解决具体问题的意愿。

IBM的故事，也在其他一些科技巨头上也一再上演，例如微软。我们不能指摘“全世界卖硬件”这样的策略从商业上有什么错误，只是这个局面决定了此类玩家很难成为智慧城市运动中真正的key player。

其中，有一家科技巨头似乎认知到这一层问题，并且不想只是在这一赛道上跑跑龙套。

拉里佩奇的梦幻城市

在谷歌2013年的I/O大会上，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表示：人类社会对技术变革天生充满着担忧，所以社会在各方面包括法律永远是滞后的。

（拉里佩奇）

他希望有机会在一个不受既定社会框架和法律制约的环境下做各类的社会性、技术实验，然后从中去纠错或者接纳某种技术方向。想要创造一个技术乌托邦，一个真正的智慧城市。

拉里佩奇梦寐以求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谷歌的面前。

2017年3月，北境之城多伦多市的湖边区域发展合资机构Waterfront Toronto开始向全世界征集针对湖边Quayside区的振兴方案，其核心诉求是环保、可持续发展。

2017年10月，经过竞赛与评议，谷歌旗下公司Sidewalk的几百页提案得到了青睐。加拿大三级政府领导联邦总理特鲁多、安大略省长韦恩和多伦多市长庄德利都出席了计划启动的发布会。

这可见当地政府在最初阶段的重视和期待。

（加拿大联邦总理、安大略省长与多伦多市长）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SIDEWALK CEO丹尼尔.多克托夫）

毕竟，多伦多作为整个北美洲的第四大城市、加拿大作为特朗普时代西方世界进步主义（反特朗普）的桥头堡，憋着一股劲儿希望让世界看到自己；并且也愿意接受新鲜的、科技的、环保的事物，去满足这个多元文化社会的需求。而多伦多湖边地区作为一个前工业区，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这个区域搞得好不好，对多伦多来说是个面子问题。而这个面子做好了，很可能更多的“里子”也就来了。

因此，整个事情一开始的氛围都是积极的和令人期待的。

首先，与IBM等公司不同，谷歌给出的方案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包括了顶层设计、技术方案、应用解决方案等等，形成一个类闭环系统。

其次，整个团队也是以前美国政治人物、市政官员和城市规划专业人士为主。更引人瞩目的是Sidewalk的CEO丹尼尔.多克托夫，他有着无可匹敌的辉煌履历：曾经作为纽约市副市长，帮助布隆伯格市长，完成了纽约市数字化转型的传奇人物。

（丹尼尔.多克托夫）

看上去一切都是对的，在技术的底层上面，以城市专家为主导来解决城市问题。天时地利人和，看似都到位了，那么这事儿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呢？

很可惜，天时地利人和，只是看似到位了，其实还真就没有到位。

2019年11月，Sidewalk给出了完整的计划方案《明日多伦多》(Toronto Tomorrow)。

2020年5月，Sidewalk便宣布自行放弃计划，理由是：

疫情导致这个项目不牺牲核心内容的前提下，资金上很难持续支撑。

（来自Sidewalk Toronto 公开资料）

这个理由也许只是事实的一部分。

了解这个案子的人都知道，这几年的过程里Sidewalk和谷歌从一开始的备受期待，慢慢在当地变成了多方人士质疑的对象。从顺境不知不觉就走入了困境。

第一个困境涉及程序正义。Sidewalk长期以来的沟通和协调对象都是Waterfront Toronto。但忽略了它只是一个机构，理事会成员还是由三级政府指派的。这个机构背后的势力涉及三级政府，但又不具备民意代表的属性。只跟Waterfront Toronto沟通，从一开始就让社会舆论觉得有黑箱作业的嫌疑。你跟一个政府投资的机构谈半天，代表民意的联邦议员、省议员和市议员并没有及时知情的渠道，又算哪门子沟通？

从伦理上，当地居民的知情权被变相剥夺了。甚至加拿大的不少群体包括科技业商会来质疑：这样的智慧城市项目为什么不让更熟悉本地的加拿大公司来做？

第二个困境涉及数据安全。Sidewalk试图做了多轮解释，但始终没有解释出一个让民众信服的数据安全方案。Sidewalk背后是谷歌，而谷歌最大的盈利模式就是基于个人数据的广告业务，民众自然会担忧Sidewalk建设多伦多湖边区的真实意图。毕竟这是公司行为不是公益行为，那么Sidewalk要如何赚钱呢？

为了抵消疑虑，Sidewalk最后强调自己放弃数据的拥有权，建议第三方中立方来管理。这个说法也很模糊，加上作为一家企业在盈利和智慧城市治理之间逻辑关系的暧昧说辞，令当地政府和民众愈发感到不安。

假如说前两个困境更多是敷在面上的具体因素，那么第三个困境则更加底层：

西方社会对于科技想象的彻底转变。

（赛博朋克类动漫电影《攻壳机动队》片段）

大环境看，过去十年恰恰是科技公司代表进步力量的形象慢慢转变成了资本主义霸权的图腾的十年。IBM在2008年的“智慧星球”畅想得到的是好奇心和展望，同样的话放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能就是“油腻”和充满着阴谋感。

举个例子，在谷歌的Sidewalk在多伦多推进项目的两年半里，另一家科技巨头亚马逊搞出了一场第二总部（HQ2)选址的政商综艺大戏。北美有几十个城市争先恐后参与这场亚马逊的“选妃活动” —— “科技产业+增加就业”，多好的方程式。但诡异的是纽约的皇后区好不容易争取到了“皇帝”贝佐斯的青睐，当地的居民、工会和市议员却联合起来抵制了亚马逊的入驻。科技公司从带来就业和产业升级的好东西，在主流社会眼中却变成了提升房价、偷税漏税的坏东西。

(纽约市民抗议亚马逊）

不仅如此，这一反感已经从对于科技公司组织形式存在更进一步到了科技发展本身。细看过去十年的影视作品，赛博朋克类反乌托邦作品明显增多。在2016年一场以社交媒体为舞台、假新闻冲击下的选举更是让民众情绪的矛头直指了像脸书、推特这样的公司，其中对于谷歌是否真的“不作恶”自然也在于讨论的焦点。Uber的安全隐患、亚马逊是否与军方合作都成了公共场域的热门议题。

在这样的大氛围转变下，多伦多地区的民众和政治人物对于Sidewalk所提出的计划自然多了一份敏感和警惕。

如果说2017年开始征集方案的时候，社会总体氛围是期待技术进步带来的美好未来的话，2020年被疫情凌虐的时刻技术并没有解决人类最根本的抗拒。以至于Sidewalk自行宣布退出计划后除了《多伦多星报》的社论认为对多伦多来说是一次损失外，当地媒体竟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惋惜。

Quayside的烂尾的本质，就是政治问题。

具体而言，可更细致地定义为组织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双结构壁垒困境。

加拿大对于如何振兴湖边区域所设立的Waterfront Toronto公司本身的组织结构，有许多的矛盾和模糊地带，而这种模糊则导致了过程中相当程度的权责不符。Sidewalk作为服务方，会很难确认自己真正的甲方。

而即使这个问题能够被克服，智慧城市也能够建设完毕，那么之后运行中区域本身的行政所属，区域内的数据控制权、平台使用权、当地居民的权力在哪里等多方面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也许是不幸，它失去了一次利用科技和地方政治决斗的机会。

也许是幸运，它也避免了陷入更深泥潭的窘境。

但无论如何，Sidewalk在获得机会直面这些问题前，在没有做出任何落地项目的情况下，计划就被终结了。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为城市服务，城市又服务于人。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对于智慧城市而言，这是最初也是最后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Quayside社区富有诗意的愿景图）

（Quayside现状）

月亮在西方似乎不亮，那么，在东方呢？

进击的杭州城市大脑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

（周书记在发布会现场）

2018年12月29日。

在Sidewalk的圣诞假期中。杭州城市大脑（综合版）经过第一个“百日攻坚”，召开了第一次发布会。

会议由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主持，而杭州城市大脑总架构师王坚向公众第一次全面地介绍了杭州城市大脑（综合版）。

（王坚）

（王坚在发布会现场）

其主要的理念推广人和架构师是一位叫做王坚的云计算技术专家。他有着学者背景（后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有商业属性的身份 —— 阿里云创始人。这样一个学者兼企业家，作为杭州市的政府体制外的一个特殊成员，与整个政府组织一起，以“工作领导小组”和“专班”的模式，开始推动这个叫做“杭州城市大脑”的项目。

准确地说，杭州城市大脑是从2016年开始推动的。比多伦多的Quayside项目要早了一年并且范围更广。

整个项目一开始表面看上没什么总体规划，只有一些具体的落地项目。

其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萧山区的智慧红绿灯。王坚在多次公开演讲谈到这个项目时都用了这么一个梗：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南极到北极，而是马路监控摄像头和红绿灯之间的距离”。

智能摄像头可以对车辆进行识别，但是其数据从来没有与红绿灯做结合。而杭州城市大脑的关键工作，就是把每个时间段杭州马路上行驶的车辆数（在途量）数清楚。

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这一工作对城市的交通管制和布局起到了明显的帮助。在萧山区，经过城市大脑赋能的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实时路上的车流量变化，做有弹性的红绿灯切换。这让城市的流动，特别是紧急状况如救护车的行驶速度有质的飞跃。

在类似交通大脑等落地项目成功的基础上，在2018年9月份，出于某些考量，杭州市政府希望全面地把城市大脑建设的节奏拉起来。

于是，前文中提到的第一个“百日攻坚”启动了。

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当地政府的公务员要加班加点投入之外，杭州方面还招揽了一大批智慧城市技术公司作为“志愿者”，约上百人参与，共组成了19个专班。

2018年12月29日的发布会结束后，城市大脑的专班成员们才发现，自己似乎进入了一个创业项目当中。

2019年年初，杭州城市大脑的建设似乎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是进一步往前冲。用当地参与者私底下吐槽的话来说就是“魔鬼节点三连击”。

多个项目的落地杭州市给了第一个节点 —— 630（六月三十日）。当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团队辛苦完成一个节点后，如打造100条智慧旅行公交路线，城市大脑的总团队会根据运行所沉淀的数据去做调整。往往是大调整，甚至是推翻第一个节点的整个思路，再给出新一个节点 —— 930 （九月三十日）。然后再进行一轮运行、调整和推翻，最后再给出一个1230（十二月三十号）的节点。

630、930、1230。

一眨眼，就到了2020年。

2020年初，在疫情打击后的经济恢复期间，杭州城市大脑又推出了“亲清在线”。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应用。

过去十年时间，全国的城市都在推一个叫做“一网通办”或者“最多跑一次”的智慧化工程，就是将以前要跑多个部门才能申请到一个资质或者证件的事情，归拢到一个互联网端口。

而“亲清在线“是要更进一步。假设你的公司要申请补贴，你只需要把公司最基础的证件如企业代码登入，然后选择你要申请的内容。系统将会自动去匹配你的资质，核准后直接把钱打到公司账上。

在现有的政府体制机制下，类似“亲清在线”的服务要跑通，是很难的。

首先，这对各部委自身的数据质量要求很高。目前沉淀于各部委的数据填报和记录方式能否驾驭这个系统，需要配套一个全新的数据质量管理体制。

另外，它将大面积稀释各个部门对于政策的解释权和审批权。这不仅仅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力稀释，甚至会重构整个权责流程。在行政体系中，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有多少部门私下里有多少意见呢？

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能看到的是：

杭州城市在创业公司的模式上微调了方向，进入了政府改革的深水区。

哪怕有杭州政府背后的撑腰，城市大脑团队在地方上做很多资源整合的时候还是会碰到非常大的阻力。

比如曾经某个区域想做智慧停车项目，大脑团队希望在某个时间段释放一家医院的停车场。在沟通会上，医院方就明确表示意愿不大。核心很简单，这个事情医院承担风险却得不到什么好处。共享停车的平台不归医院管，能够收集的数据也掌握在其他方面手中，医院为什么要承担这一切呢？其实这样的故事在许多具体的项目中都会发生。

问题不仅在具体中诞生，更在抽象中凝聚：

• 有多少政府部门是应该让城市大脑去“建设性破坏”的？
• “亲清在线”跑顺了、整个城市大脑跑通了，类似于数据管理局或者大数据中心这样的部门和机构在市政系统里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
• 城市大脑的这些问题在政治层面又应当如何解决？

也许，目前杭州城市大脑仍然在治理层面，还处在传统治理和数字治理的过渡期。

或者说：实验期。

一个漫长的实验期，这也许是对的。

Sidewalk编写的《明日多伦多》是一份数百页的大型文件，甚至详细到了每块地砖的设计。而相比之下，《杭州城市大脑数字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草案）》不过只有2400字。

（来自Sidewalk Toronto 官网）

但后者从2016年开始的项目落地，到2018年总体架构的初步形成，再到2020年的城市大脑地方立法。

一共花了近5年时间去实验。

但在这5年时间里，杭州的确（有意或者无意地）闪避过了多伦多踩过的大部分坑:

第一，隐私问题。隐私问题几乎从没有出现在杭州城市大脑的讨论议题栏目中，因为该项目几乎摒弃了以“传感器”为核心的传统智慧城市建设模式，构建了一套以“数据”和“计算”为核心的叙事框架，甚至王坚博士和大脑团队一开始就明确拒绝了“智慧城市”的提法。

第二，科技信仰问题。的确，与深感数字乌托邦恐惧的西方社会不同，杭州市民普遍对科技仍怀有深切的向往。这向往也许来城西巨头阿里巴巴的崛起，也许来自于杭州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宣传与自豪，但可能更多来自于“城市大脑”的确为市民提供的看得见用得着的种种便利。

更重要的是，与摇摆尴尬的多伦多地方政府相比，杭州由地方政府一把手挂帅的组织架构，也彻底解决了在政治层面的摇摆问题。在杭州城市大脑的发布会上，有心之士会看到项目发布会上的落款是：

中共杭州市委。

尾声：未知的终局

从帕米萨诺在纽约的振臂一呼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12年。

这12年里谐星当上了美国总统、iPhone出了19个款式、利物浦终于成为了英超的冠军，全世界各地智慧城市的发展却是如此的磕磕碰碰。只是对于一座座城市而言，12年的时间也只是一眨眼的片段。

历史上城市的发展也从来都是磕磕碰碰、饱受非议的。巴黎大改造前，法国的知识分子近乎诅咒一般抱怨这座城市的脏、乱、差，惨无人道的生活空间和不可理喻的贫富差距。大改造后，所有这些抱怨依然存在，对其诅咒的程度并没有减退。平心而论，奥斯曼的计划实际上解决了不少当年巴黎存在的问题，并让大改造成为了拿破仑三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正面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大改造本身又创造了许多新的问题，使得后来的批评者亦批评得不无道理。

（大改造后的巴黎）

城市这个载体的发展思路都是这样，充满着问题、解决一部分问题、然后引发新的问题。

智慧城市会变成“权力的游戏”吗？

从历史上看，我们并不乐观。举个例子，在美国，由于汽车业和石油产业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成功让许多城市的规划走向了“平铺”、“郊区化”、“高速公路”的道路；但在一些地方则确立了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建设目标。背后的力量是在如何玩弄王冠和权力，普通的市民也许永远不得而知。智慧城市也正在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它涉及到的对组织和权力结构的颠覆、性质破坏和影响程度，甚至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掌握数据即掌握信息、掌握信息即掌握权力。

IBM看到的是智能技术和大数据的可能性，成为了“陈胜吴广”振臂一呼。谷歌的Sidewalk清楚技术只是工具并不是解决方案，所以城市专家们集结在一起摩拳擦掌，要造出一个“梦幻城市”。无奈历史就是那样。司马迁说要“究天人之际”。谷歌纵有成就智慧城市的一切软硬实力，也敌不过地方政治和权力结构这个大部分超出其控制、甚至影响范围的“天命”。

我们很难将杭州目前的幸运归结为主事者的先见之明，或者中国的确有着结构性和制度性优势。总之杭州的“城市大脑”还屹立着。它没有陷入谷歌在多伦多那种“四面楚歌”的场面，并且还在不断往前走。

终局还未来到，胜利也许也还未来到，接下来会怎样？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留言告诉我们，下一篇你期待怎样的城市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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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本文作者为赵食惠，由微信公众号 城市数据团 原创并首发。
   
2. 文中图片出处均标明来源，未标明的来源为城市数据团资料库及互联网公开图库。
3.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包括城市数据团资料库和互联网公开资料。

i. A Smarter Planet: The Next Leadership Agend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j4-Fm_Svs)

ii. Sidewalk Toronto

(https://www.sidewalktoronto.ca/)

iii. Editorial: Sidewalk Labs has walked away. That's a lost opportunity for Toronto

(https://www.thestar.com/opinion/editorials/2020/05/07/sidewalk-labs-has-walked-away-thats-a-lost-opportunity-for-toronto.html)

iv. 关于征求《杭州城市大脑数字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草案)》意见的公告

(http://sf.hangzhou.gov.cn/art/2020/3/27/art_1659435_42416303.html)

v. Harvey, David. 2003,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