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提“新质生产力”，如今这一概念已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关键词，并且孕育出一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一词热度飙升，成为焦点议题。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其置于今年工作任务的首要位置，明确提出要“全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各地应因地制宜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乃新时代的硬道理，亟需新的生产力理论作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阐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抓手”，并且指出了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已经展现出了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支撑力。这些重要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理解，进一步充实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容，为我国开辟发展新领域、打造新动能提供了科学指导。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新时代新征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求，也是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升级换代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深化改革，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一论断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层逻辑。因此，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要准确把握其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性，还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能够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
总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是重大的理论创新，而且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新质生产力，应当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明晰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当前突出表现；二是依据新质生产力内涵探寻其发展路径；三是如何确保生产关系适应并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目 录
一、读懂“新质生产力”
二、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三、新质生产力的三个“新”
四、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五、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六、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
一、读懂“新质生产力”
（一）理解新质生产力提出的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前时点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不能仅从地缘政治紧张和外部压力的单一视角来理解。尽管美国对中国前沿技术的限制与打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加快了转型发展的步伐，但深层次原因主要源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
中央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而新质生产力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切入点。即使没有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的技术封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中国依然会坚定地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积极倡导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由于原有的粗放型、高投入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特征。
1.从供给侧角度分析
旧有的生产模式及生产力产出的产品多依赖于密集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较低的技术门槛，在国际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随着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我国过去依赖的低成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优势正在减弱，同时，国内矿产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承载力已难以支撑过去那种低效且消耗巨大的经济增长方式。
2.从需求侧角度来看
中国经济结构已经从物质短缺转变为产能过剩，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追求量的增长转向注重质的提升，满足民众对于高品质生活的期待。
此外，环境问题也成为制约传统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对于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的容忍度都急剧降低。例如，欧盟已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全球范围内对极端天气的关注也使得减排压力剧增。中国作为全球年度碳排放大国，面临的碳减排国际压力尤为巨大。在这种形势下，主动进行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回应国际要求，更是基于我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总结来说，逆全球化趋势、地缘政治紧绷等因素的确为我国向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转型起到了催化作用，但决定性因素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和长远的战略布局。因此，主动实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彰显了中央在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变化时的战略主动性与前瞻性。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战略价值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由国家领导人首先提出，虽非学术界原创，却为各界提供了广阔的解读与创新空间。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重点讨论了新质生产力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并对其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在于创新主导，其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三高”属性是基础，强调以创新驱动发展，与近年来提倡的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紧密相连，同时更突出了科技创新的关键地位。
在产业层面，新质生产力并非抽象理念，而是具有明确产业支撑的战略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提及此概念时，特别指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不局限于传统产业升级模式，即使是传统的农业，若能通过革命性技术创新实现生产要素重组，同样可以形成新质生产力状态，如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育种和农业生产流程自动化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需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产业本身先进且对整体经济增长潜力有重大影响；二是已在部分国家形成规模并有相对成熟的发展路径和理论共识。而未来产业则侧重于产业先进性和长远意义，但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认知和发展路径还不明朗。
最后，新质生产力还具有战略层面的攻防双重价值。面临“三明治困境”的中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既要应对来自低成本经济体的竞争压力，又要向发达国家的技术高峰挑战。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还能增强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成为我国“以进促稳”的重要战略选择。
放眼全球，美国虽未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但其实践上已走在强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列，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背后都有美国国防部技术研发与规模化应用的身影，并与商业资本共同推动军民两用技术路线的转化。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也是提升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正是大国与小国在发展战略上的差异体现。
当前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窗口期，中国必须把握机遇，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因为错过此次机会可能意味着难以再复制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追赶路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潜力远超以往的蒸汽机、电力和互联网，因此，大力度、快速度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三）新质生产力还远远不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和作用无需赘言，但其实施路径更倾向于一种迭代升级而非全盘颠覆的方式。我们并非需要完全摒弃现有的经济基础去建造一艘全新的巨轮，而是在维持原有巨轮航行的同时，逐步替换和升级其中的关键动力系统。
尽管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新生概念，目前尚无法准确量化其对整体经济规模的具体贡献，但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及其在GDP中所占比重来看，传统“旧质生产力”仍是我们经济大盘的基石。中央提出的“先立后破”原则明确指出，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地立即停止或削弱“旧质生产力”，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严重失速，反而达不到预期效果。
同时，“旧质生产力”也需与时俱进，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转变，并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作为地域广阔的大国，东部地区如北上广深等已具备了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然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依然较为传统，传统产业比重较高。
鉴于我国人均GDP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尤其在中西部地区生产率水平更低，这反映出我们在整体生产率层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数字经济为例，虽然诸如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美团、百度等企业代表了数字产业化的前沿，但更多产业和企业还处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阶段，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通过实地调研上海的经验教训可知，上海市经信委设立都市产业处，正是意识到在先前过于侧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时，对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品牌保护的重视不足，以至于城市原有的商业氛围减弱，不少老字号及传统产业受损甚至消失。因此，该部门成立后，不仅致力于推进传统产业的发展和恢复城市烟火气，而且在“旧质生产力”的基础上注入创新理念，提出了时尚（fashion）、品牌（brand）、创意（ideas）即FBI策略。
综上所述，我国作为拥有庞大人口基数和丰富创新资源的大国，一方面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集中资源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利用国家内部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梯度差异形成的雁阵效应，让先进产业有序由东部向中部、西部转移，形成产业的合理布局和接力式发展。
对比新加坡、日本等国，我国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来应对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挑战，当产业面临过时风险时，不必仅依赖海外转移或舍弃，可以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实现产业承接和再升级。
当前阶段，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既要抓住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机遇，避免错过新一轮国际竞争和产业革命窗口期，又要防止各地一哄而上、盲目追求新质生产力而导致资源错配和重复投入，从而损害到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这就要求各地政府具备清晰的自我认知能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机制的科学性也至关重要。
（四）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原则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而探究创新的本质则需关注市场化与政府引导两种创新模式的协同作用。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学者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以及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大师之间的分歧，实际上都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传统经济学理论通常主张以市场化创新为主导，仅当市场机制失灵时才需要政府介入。然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市场失灵不仅局限于国内，地缘政治因素导致的国际市场失灵也必须考虑在内。例如，中国芯片行业原先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但美国的技术封锁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通过自主创新发展芯片产业。
同时，尽管面临地缘政治压力，我国在推进创新时仍应坚守基本原则：即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营造并维护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如加强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家提供法治保障下的稳定预期。创新主力军的角色仍然应由市场和企业家承担，政府应当非必要情况不直接参与创新活动。
即便某些战略型产业确实需要国家层面的举国体制支持创新，也应采用新型举国体制，借助母基金投资、基础科研支持等方式调动市场化力量，而非政府全盘包揽。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分类，除了涉及国防安全或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外，其他四类产业（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均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主要依靠市场力量进行发展。
高端芯片产业就属于战略型产业，一旦供应中断，将严重影响高科技产业链的稳定性，并可能导致中国错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窗口期。因此，在面临“卡脖子”风险时，政府必须适时介入，如持续投入中芯国际等企业，并加大理工科人才培养力度。在此过程中，务必防止新型举国体制被误解为计划经济回归，因为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体制下创新效率低下，并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
此外，平衡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角色，使二者各自发挥优势至关重要。一方面，国有企业应在基础设施建设、准基础设施及国家安全领域担当起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民营企业的创新潜力，培育更多类似华为、小米、阿里、字节跳动这样的创新型企业。
进一步探讨如何激发市场和企业家在高科技创新上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关键在于构建适宜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曾联合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中国2049”课题研究，笔者参与其中，并提出了改善中国资本市场、打造深度支撑民营企业家创新的金融环境这一建议，倡导建立更适应创新型产业的股权融资生态，减少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和银行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这个建议对于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创新，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持续投资，且技术方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甚至未来产业的技术路径尚不明晰，这就要求面对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时，更多地依靠市场和企业家去试错和创新，政府则应该扮演相对确定性工作的角色，避免创新资金被套利。
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是促进创新的两个关键环节。健康的资本市场可以有效调动全社会资本，让投资者共同承担创新风险并共享收益。鉴于过去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不利于高风险创业项目的支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配套建设金融强国，尤其是健全和完善健康友好的资本市场体系，包括股市、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在内的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法治环境的关键在于提供稳定预期和可信承诺。创新活动需要长期试错和长期主义的投资，稳定的政策环境和严格的法治执行才能确保企业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信心，敢于进行长期、高风险的投入。尤其强调的是，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是法治环境的核心要素。例如，生物制药领域的研发投入巨大，若知识产权得不到有力保护，仿冒产品横行，则会严重打击创新企业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
同时，只有当企业家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得到充分保障，对政府公信力充满信心时，他们才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创新活动中，而不是选择追求短期利益和投机行为。发改委正在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工作，如果能够实现良法善治，将极大地增强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中国的创新之路还应坚持从0到1的原创新与从1到N的改进型创新并重的原则。美国过于侧重原创新，对改进型创新的关注不足，造成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和社会撕裂现象；而日本和德国则在改进型创新方面表现突出，但在原创新方面的积累稍显不足。鉴于我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挑战，我们的创新策略应当借鉴美、德两国的优点，兼顾原创新和改进型创新，以实现更为全面和可持续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五）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用掰手腕思维代替反垄断思维
国家在对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管理改革中，提出了市值管理要求，但创新活动的主要推动力仍需由市场尤其是民营企业来承担。对于民营企业的管理战略，有必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从传统的反垄断思维转向更为动态、竞争性的“掰手腕”思维。
传统反垄断思维聚焦于维护国内市场有序竞争，避免单个企业过度强大而影响其他企业的创新发展和社会整体效率，这一理念在近年来针对平台经济的治理中起到了理论支撑作用。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及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这种反垄断思维正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技术进步带来的跨界竞争日趋激烈，一家企业即使在国内市场份额较大，也可能因技术创新和跨界竞争者而失去优势地位，如淘宝虽曾占据主导，却遭遇京东、拼多多等有力挑战，抖音更是在电商领域异军突起。因此，企业自身的创新和技术迭代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反垄断效果，在美国市场亦可见英特尔被英伟达超越的例子。
其次，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局势，使得我们难以依赖外部获取先进技术，自主创新与开放集成创新成为必然选择。华为、字节跳动等大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在前沿科技创新上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在评估企业发展时，不能仅依据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大小，更应关注其是否属于新质生产力范畴，能否在全球竞争中与国际巨头抗衡。
在国际竞争的新质生产力领域，核心原则不再是简单的规模效应，而是强调领军者的引领作用。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家和企业做大做强，同时防止资本干预政治和企业无序扩张。监管层面，政府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尤其当中国企业进入全球范围内的“无人区”，缺乏发达国家成熟的监管制度可供借鉴时，如何给予企业足够的先行先试空间显得尤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特别指出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这体现了深刻的时代洞察力。
面对快速迭代发展的新兴产业，政府监管必须审慎而灵活，除涉及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伦理安全的核心领域外，应当允许一定程度的试错空间，采取观察后再行有效监管的策略，以免过严过死的监管扼杀领军企业的发展潜力，甚至导致整个产业机遇的丧失。
（六）新质生产力仍然需要GDP这个“牛鼻子”
过去几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的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呈现出高度密集叠加的现象。这种叠加导致了经济发展减速的原因不易归结，并引发了对国家是否仍坚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的不同解读，同时，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间的协调一致性明显下降。
尽管中央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的发展目标，但在实际操作层面，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考核指标并未充分细化。新发展理念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安全六个方面，而在执行过程中，各部门往往根据各自负责领域的优先级制定政策，容易忽视整体经济平衡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放弃对GDP增长这一核心指标的把握，不同部委和地方政府可能因缺乏共同的目标导向而各行其是，例如，有的部门全力控制疫情，不计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有的则过于激进地追求环保目标导致拉闸限电影响民生和经济增长，还有的为防控金融风险而强力调控房地产市场，忽视了就业和GDP增速的稳定需求。这些政策虽然初衷良好，但可能因为缺乏整体性和协调性而导致“合成谬误”。
因此，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GDP这一重要的指挥棒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不仅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更需加强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统筹联动，确保非经济政策同样考虑其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以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避免“合成谬误”的反复出现。
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基本原则：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仍然是积极寻求经济发展，只不过是在众多发展路径中选择最优质量的模式。同样，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也必须建立在保护并激发所有生产力的基础上，优先选择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生产力形态。
GDP增速目标虽有其局限性，但其无可替代的优点在于能够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动力，随着总量的增长，产业结构自然会得到优化升级，从而孕育出新质生产力。与单一尖端技术突破不同，新质生产力涉及的是整个产业体系的创新、升级与迭代，需要形成一批具有自生能力而非依赖补贴的新兴产业。
只有紧紧抓住GDP这个“牛鼻子”，持续做大蛋糕、激活经济活力，才能为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创造必要条件。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分配问题将更加突出，地缘政治压力也会加剧，因为我们无法提供更多经济资源支撑对外交往。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视之为最大的政治，这样才能够从战略高度上引导全社会重视创新，尊重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作用，倚重市场的力量，从而大规模地催生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GDP增速维持在高位，可以根据潜在增长率等因素适当调整目标区间，如在潜在增长率6%的情况下设定4.5%~5%的增速目标。关键在于不能没有适度的GDP增长目标或设立一个易于达成的较低目标，否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失去了有力的引领和驱动。
（七）新质生产力需要正确的产业政策
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强调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外，我们还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如何通过政府的主动干预和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来加速这一进程。
首先，在产业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上，应秉持“免税或减税优于直接补贴”的原则。政府以往常采取先征后补的方式，但这种做法容易引发政策扭曲、企业套利和腐败问题。相比之下，减免税收能够减少中间环节的行政干预，使得资源更直接、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对于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研发和终端消费领域。
其次，如果确实需要给予补贴支持，那么补贴的质量和针对性至关重要。补贴应当倾向于那些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和项目，以及对新技术产品有需求的消费者端。例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从初期对企业的普遍补贴逐渐转向对符合特定技术标准的产品进行补贴，并且通过购车优惠政策如不限行、不限牌以及充电桩建设等措施，降低消费者的使用成本，从而间接刺激产业发展。
第三，产业政策应当具备高度的动态适应性和灵活性。以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为例，政策随着行业发展阶段不断调整优化，逐步由技术研发到生产、再到市场推广，最后有序退出。这种根据产业发展不同阶段适时调整策略的做法体现了政府与时俱进、精准施策的能力。
第四，政策制定者需深刻认识到产业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重要性，避免朝令夕改的现象发生。尤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因其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政府的态度和决心是决定产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持续稳定的政策导向才能为企业家提供明确预期，激励他们坚定信心、长期投入。
第五，在考虑限制性或取缔性产业政策时，政府必须审慎决策，充分评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涉及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等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既要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也要防止因过度反应而扼杀创新活力。即便是在对传统“旧质生产力”采取转型或淘汰措施时，也应预留充足的时间窗口，做好产业沟通和公众沟通，力求平稳过渡。
最后，面对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兼顾国内外影响。政府在推行鼓励或限制性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国内产业生态，还要充分做好国际沟通，避免政策出台引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或国际市场动荡。政府的“有形之手”应当体现的是公信力和智慧，而非简单粗暴的权力运用。
综上所述，只要政府坚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心，积极构建并维护对人民、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公信力，通过科学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新质生产力就一定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有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二、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一）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演进的新阶段，它的形成源于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以及产业结构的深度变革。这一新型生产力形态的核心在于对劳动者素质、劳动资料技术含量及劳动对象范围的全面提升和优化整合。
高素质的劳动者在新质生产力中占据首要位置。他们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关键动力，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级的知识技能水平。为此，我们需要培养能够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人才，包括那些在科技前沿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顶尖科学家、在基础研究和技术革新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一流科技领军人才以及具有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同时，也需要大量能够熟练运用和驾驭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如精通现代工程技术的专业工程师和技艺精湛的技术工人。
高科技含量的劳动资料则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主要区别在于生产工具的科技属性。如今，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大量智能化、高效化、低碳化、安全化的新型生产工具，极大释放了劳动力潜能，降低了自然条件对生产的制约，拓展了生产空间，为构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非实体形式的生产工具广泛应用，极大地丰富了生产工具的表现形式，并驱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有力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
更广泛的劳动对象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石。随着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精度和速度不断提升，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人类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更加深入地探索和改造自然界，扩大了获取资源的范围，同时也不断创造出新的物质材料作为劳动对象，从而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它不仅直接创造价值，而且通过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融合进一步放大其价值创造效应。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科学技术、管理等多元要素共同构成生产力的整体框架。只有当这些要素达到高度协同，才能充分激发强大的生产力潜能。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使得新质生产力引领着生产主体、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调整，促进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各类要素便捷流动、网络共享、系统整合、协作开发和高效利用，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二）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显著特征体现在高科技、高效能以及高质量三个方面。
首先，在创新驱动下，新质生产力得以形成高科技属性。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进行深度重塑，并孕育出新兴产业和新业态，引领生产力体系向更高层次、更先进的状态演变。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需要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及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实力显著增强，已在航天工程、量子信息科学、核能技术、大飞机制造等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已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的新质生产力体现出高效能特质。产业升级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体现，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其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及发展前景广阔等特点，成为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支撑力量。当前，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取得显著成果，2022年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重点领域的增速迅猛，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已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同时，我国积极规划布局未来产业，全面推动技术创新、研发模式、生产方式、业务模式及组织结构的革新，持续巩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基础。
最后，新质生产力致力于实现新供给与新需求之间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从而达到高质量生产力的目标。供需匹配的有效性是社会大生产良性循环的重要标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社会供给能力和需求满足程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后，“好不好”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高度上寻求供给升级与需求牵引之间的新平衡。一方面，新需求对供给端提出更高的品质标准，从而激发和驱动新供给的产生，撬动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基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高品质、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环保性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够更好地满足并创造有效需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持续进步。通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确保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着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全局视角出发，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与资源。要坚持实体经济为基础，科技创新为引领，产业升级为导向，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更新劳动资料技术含量以及拓展劳动对象范围等途径，推动生产力要素的跃升与质变。
首先，正确处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至关重要。要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强化政府的引导和服务功能，构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成长的良好制度环境。同时，促进科技创新与其他生产力要素（如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间的协同配合，以科技创新驱动劳动者队伍升级、劳动工具革新及劳动对象拓展。在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之间寻求平衡点，既要立足本土，坚持自主创新，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创新体系，也要妥善处理好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推动二者协调发展，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升级，同时积极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其次，着力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环节。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人才梯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尤其是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科技人才。同时，推进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探索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实现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产业实践的深度融合，构建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确保源源不断输送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并通过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吸引全球各类优秀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再次，创造和应用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要发挥科技创新的组织者角色，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整合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开展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科技攻关，开发更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技术。同时，鼓励和支持企业作为研发和应用新型生产工具的主力军，搭建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联合体，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推广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提升劳动资料的技术含量和智能化水平。
此外，应积极拓展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辟新的生产和价值创造领域。加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发展优势，形成新增长引擎。同时，在前沿科技和颠覆性技术领域制定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前瞻性布局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深海空天开发等领域，储备生产力发展的先发优势。
最后，推动生产力要素更高水平的协同匹配，围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调整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培育壮大龙头骨干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企业群体，扶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通过产业生态圈的构建，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协同共享和高效利用，促进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共创。充分挖掘数据要素潜能，推动现有业态与数字业态跨界融合，催生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新业态，精准供给和优质供给，满足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三、新质生产力的三个“新”
（一）第一个新是“新制造”
“新制造”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制造装备和信息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只有那些具有颠覆性创新特征的技术进步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颠覆性科技创新需要具备以下五个关键标准：
1．新的科学发现：这一类创新基于对自然规律或原理的新认识，能够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如量子科学、脑科学等前沿领域的突破。
2．新的制造技术：涉及新的工艺路径和方法，能够取代传统制造技术并引领产业升级，例如生物制造可能通过生物反应器的方式革新现有的生产方式。
3．新的生产工具：作为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的关键驱动力，新型生产工具如EUV光刻机改变了芯片制造格局，一体化压铸成型技术推动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变革。
4．新的生产要素：随着时代发展，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开始深度介入生产过程，改变原有的生产函数关系，催生新的经济组合与裂变。
5．新的产品和用途：在科技进步推动下，新一代产品和服务将广泛进入日常生活，如家用机器人、VR/AR设备、柔性显示器等，引领社会消费潮流及生活方式更新换代。
当前，“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八大重点方向，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应用，并前瞻性地布局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
全球范围内，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进展迅猛，一系列颠覆性的科技成果正在孕育之中，它们将有力地拓展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边界，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在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环境，对于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至关重要。
（二）第二个新是“新服务”
服务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占据核心地位、并对全球产业链具有显著控制力的生产性服务业，正是新生产力形态的体现。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服务业呈现出三大特征：
首先，在众多高端装备产品中，服务业创造的价值往往占据了其附加值的50%至60%。例如，在一部智能手机中，硬件部分附加值占产品总价值约45%，而剩下的约55%则来源于操作系统、各类应用软件、芯片设计专利等无形的服务元素，这些虽不可见却构成了手机价值的大半壁江山。这一特性在多种高端设备和终端产品中普遍存在。
其次，全球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量中的比重日益增大。30年前，服务贸易仅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左右，而现在已攀升至30%，货物贸易占比相应收缩，服务贸易则在持续扩张。
再者，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GDP结构中，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日趋增大。美国服务业产值占其GDP的80%，其中70%为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这意味着美国约有14万亿美元（即56%）的GDP来自于生产性服务业。欧盟27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8%，其中一半来自生产性服务业，即其GDP的39%由生产性服务业贡献。美欧之外，其他发达国家以及G20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大致处于40%至50%之间。
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生产力结构中的短板恰恰体现在这三个服务业特征上。2022年，我国GDP中制造业增加值占27.7%，服务业增加值占52.8%，但在这52.8%的服务业中，生活性服务业约占2/3，生产性服务业不足1/3，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7%至18%，与欧美（分别约为40%和56%）存在明显差距。
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中国制造，必须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按照《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的规定，我国应重点发展包括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物流运输、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及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等十大类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领域。
现实情况是，尽管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但与之紧密相连的生产性服务业却相对滞后，这是导致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位置不高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也存在问题，如2022年服务贸易占我国贸易总额比重仅为12%，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0%。在此背景下，我国亟需调整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加大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并积极培育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综上所述，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使我国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达到50%，并力求在整体GDP中占比达30%左右。若服务业占GDP的6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50%，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就能达到30%。这不仅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增量（约12万亿元人民币），更将助力我国高端制造业的产品附加值中，服务价值占比提升至50%左右，从而实现新质生产力制造业的升级转型。
（三）第三个新是“新业态”
培育新业态的核心在于驱动产业的革新升级和组织架构的深层次调整。我所认为的两大关键驱动力是全球化与数字化。
首先，全球化是推动新业态形成的关键推手之一。我们需要将新业态的发展紧密对接全球趋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我国坚定不移地推进制度型开放，并通过改革市场体制，在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等方面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202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正是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该文件强调了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快国内相关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调整完善，以实现内外贸标准衔接、检验认证衔接以及监管衔接，从而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
其次，数字化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力。随着产业互联网的兴起，消费互联网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产业互联网才刚刚起步，它不仅涉及国内产业，也包括国际间的产业互联。产业互联网有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建立的一体化数字系统，涵盖了设计、市场、信息、销售、开发、制造、物流等环节，类似于90年代SaaS（软件即服务）及2000年后ERP（企业资源计划）的概念，实现了企业制造业从市场到生产的全面自动化；另一种则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和各类智能终端形成的新型产业互联网，能够根据全球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实现小批量定制、大规模生产、全产业链贯通以及全球化配送。这类平台汇聚了几百家提供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几千家制造业企业和上万家原材料供应商，通过数字系统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以客户为中心、全产业链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按需生产、创新引领、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当前，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这样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它们一旦落户某个城市，就能带动该地数千亿甚至上万亿元的销售额增长，同时产生同样规模的金融结算量，并带动物流和其他服务业发展，使得这些城市有可能成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服务中心。因此，谁能掌控未来全球产业互联网平台，谁就将在“三中心”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的聚合体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这三大板块中。我国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新业态领域均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当前存在的短板恰恰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增长空间。我们希望通过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中国制造业克服现有短板，并将其转化为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
四、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一）新质生产力的要义在于以“新”促“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概括，深刻揭示了创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新质生产力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内涵体现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全面提升上，并以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为核心标志。这一新型生产力强调“新”元素，包括新要素投入（如知识、技术、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新兴产业崛起、新模式探索及新领域拓展，同时注重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创新驱动实质和生产生活品质，旨在以“新”引导和促进“质”的飞跃，最终聚焦于科技创新引领下的生产力进步。
随着社会生产力向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生产关系的三大基本要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也相应发生深刻变革。
首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从单一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并且新增的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资料要素的地位日益凸显，其价值贡献已超越传统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
其次，在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方面，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极大释放，知识、技术和人才的市场价值得到充分显现。劳动分工的形式正朝着伙伴关系、智能交互、平台协作等现代模式转变，与此相适应，生产组织结构也由传统的直线制、职能制、事业部制等演化为团队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无边界组织、孵化组织、三叶草组织、“人单合一”组织、前台-中台-后台型组织、阿米巴组织、平台型组织、自组织等多种新型组织形态。
最后，在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上，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不断健全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些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二）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当新质生产力逐渐发展并超越现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时，原有的生产关系就可能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此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势在必行。新质生产力以其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特性，不仅界定了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推动着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形成适应其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科技创新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呼唤生产关系进行深度调整和优化升级，以更灵活、开放、包容的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迁都证明了这一点，每一次重大生产力突破都会对社会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产生深远影响，重新塑造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为了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必须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观念和旧体制，确保生产关系始终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并且上层建筑也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正如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样，构建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同样成为了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反过来，新型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也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力。当新型生产关系能够有效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它将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具体来说，新型生产关系可以体现为一系列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连的经济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新型生产关系既能像助推器和放大器那样激发科技创新活力，鼓励广大劳动者积极参与创新活动；同时也能如同稳定器和压舱石，通过完善的基础制度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保障社会秩序稳定，为新质生产力的成长提供稳定的环境和有力的制度支撑。
总之，建立适配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能够确保科技创新成果得以顺利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从而实现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目标，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
（三）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建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发挥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积极性，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动力。为此，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要素流动市场壁垒，激发数据、技术、知识、管理、资源环境等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中的活力，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着力发挥数据对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些传统生产要素的价值倍增作用。
激发劳动者创造性、优化劳动分工，改革创新生产组织方式、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要健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合理流动机制，深化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构建平台经济时代和谐劳动关系。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政府在重大创新领域“卡脖子”问题上的资源动员优势，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应急攻关项目，建立“揭榜挂帅”机制；创新众包众筹、虚拟经营、大规模定制、柔性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组织生产模式。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渠道，构建“政产学研”深度交流模式；推动建设全球离岸创新基地，打造世界级重大科技创新集群。
完善劳动产品分配机制，确保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美好愿景。一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二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健全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深化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分配制度改革，以所有权改革统筹牵引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三要建构数字劳动分配结构和数据价值分配机制，缩小数字劳动分配“鸿沟”；重视科学普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警惕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异化，践行全社会科技向善理念，夯实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
徐飞 綦成双 | 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五、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一）生物医药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核心领域，在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产业链体系日渐完善且规模化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国家层面的政策改革与创新举措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建立以及对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协调会（ICH）指导原则的转化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医药产品市场准入效率，并通过强化试验数据保护、专利链接等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
在此背景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吸引了大量资本和高端人才的投入，研发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在创新药械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的获批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23年的成绩尤为突出，不仅反映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标志着我国已成功步入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发展阶段。
随着国产创新药械产品的快速涌现和商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步从仿创结合阶段过渡到了以自主研发和原始创新为主导的新时代，这对于提高我国医疗健康水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是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在政策引导、技术创新与资本推动的多重驱动下，我国医药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创新升级，创新已成为产业升级发展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要求，更是我国医药产业从仿制药为主向创新药研发转变，实现由医药大国迈向医药强国的战略选择，并且对于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展现我国的责任担当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当前生物医药产业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培育和发展创新驱动力。通过创新驱动转型，亟需优化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以突破现有的发展瓶颈。
在企业结构方面，虽然我国制药企业数量众多，但优质市场主体仍待进一步培育壮大，产业集中度较低，产业链内部协作有待加强。尽管国内拥有药品批准文号的企业超过五千七百家，但小型和微型企业占比较高，而大型医药工业百强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总量仍显不足，与国际顶尖制药企业的差距明显。
在产品结构层面，需要加大创新药物的研发力度并加快其市场准入步伐，同时合理引导无市场需求或低效产品的退出机制。我国现有药品批文基数庞大，但大量药品长期缺乏实际销售记录，这不仅加大了监管难度，还可能带来临床用药风险及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
从市场结构来看，应积极提升创新药物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并逐步拓展海外市场。尽管仿制药在我国药品市场占有重要地位，但相较于全球顶级药企高达60%以上的海外营收占比，我国药企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健康事业的长远进步和人民健康的切实保障至关重要。在需求端，面对老龄化社会、认知障碍疾病以及遗传病等复杂多样的临床需求，为新质生产力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外，从低碳绿色发展的角度考量，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提升产品质量，也是当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的紧迫问题，这些同样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在未来产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进一步完善医药产业生态
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快速发展，是由技术革命性的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的配置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所共同催化。在面对全球生物技术的快速进化、多学科融合创新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与国内发展环境的复杂且深刻变化时，我们需进一步完善生物医药产业的生态环境，以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
在技术革命性突破方面，应建立多元化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改善评价机制以提高经费使用的自主性，采取多种措施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并完善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与评价体系。产业的底层竞争力源自扎实的基础科研和技术转化，其中，基础研究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源泉，可视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根基。例如，2010年至2016年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所有新药均曾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超过90%的资金用于与药物作用生物学靶点相关的基础研究。创造性和颠覆性的前沿基础研究难度较高，研究周期长，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以及灵活的过程管理与中期评估机制，以便科研人员能集中精力开展研究，并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从基础研究到技术革命性突破，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以及跨学科、跨国界的交流与合作。而从技术突破到生产力转化，关键在于培育和壮大产业主体，打造标志性产品并丰富其应用场景，优化产业化支撑体系。
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方面，需进一步加大对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等传统要素的供给，拓展数据要素的利用，并统筹区域要素资源的配置。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属性决定了其对资本和人才的高度依赖。有效实现资本市场与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的对接，不仅需要市场化机制，还需要政府的引导与担保。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劳动力是多元化的，除了科研人才外，还需重视技术型、转化型、管理型人才及跨行业、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同时完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与传统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并列的关键要素，对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医药产业而言，大数据在医药研发、临床使用和产业监管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分析和挖掘海量的患者数据、临床试验数据等，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疾病的发病机理和药物的作用机制，从而设计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案，挖掘潜在的研发靶点，显著提高药物研发的效率和成功率。通过对患者的基因组、生活习惯、疾病史等多维度数据的解析，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实现精准医疗，降低医疗成本，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此外，大数据还有助于监管部门及时发现和预防潜在的用药安全问题和市场风险，便于行业监管与政策制定。
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方面，应培育优质市场主体，加强国际化交流合作，优化区域产业格局。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应进一步加大对头部企业创新转型的支持力度，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要进一步培养专精特新企业和孵化创新创业团队。国际化是调整生物医药产业结构的有力抓手，也是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支撑。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脆弱，生物医药产业链呈现分散化、本地化和区域化趋势，这对中国成体系的多门类全链条医药制造能力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医药出口贸易面临严峻形势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快监管政策的国际接轨，推动研发标准国际化、质量合规国际化、交易合作国际化，不断扩展国际分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生物医药产业的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特点决定了产业集聚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产业发展。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区域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布局呈现出显著的区域聚集特征。应进一步加强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合作，优化区域创新资源配置。
为了完善产业生态，激发原始创新活力，提升源头创新力，强化创新要素配置，增强研发支撑力，加强临床研究协同，提升成果转化力，完善价值引导举措，解决应用支付问题，深化协同创新机制，解决区域聚合力问题。生物医药产业生态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制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临床试验机构、合同外包组织（CXO）等，其中资本、人才和数据等要素资源在区域内、国内外流动交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生态中各主体高效能协同、各要素开放式共生。同时，也需要强化政府部门对产业的统筹引导、科学监管和风险管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打破传统模式和固有边界，用改革的办法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形成新质生产力转化为产业新动能的增强式螺旋势能，实现生产力的更新与迭代。
六、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新科技、新能源、新产业、数字经济
既然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尚属新兴，我们就必须对其内在含义和演化路径展开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核心原则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特性相适应。这里所说的生产力特性，并非指制度属性，而是其发展阶段和水平所体现的性质。因为制度属性实际上是由生产关系来界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新质生产力理念，指的是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新阶段、新形态，即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显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坚守与创新，也是生产力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我们对生产力的评价包含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这与投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紧密相关。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因素主要包括：工人平均技术水平的高低、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及其在生产工艺中的应用状况、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形式、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其中，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实际应用日益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甚至被誉为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正是体现了这种生产力本质素质的提升。
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而生产力作为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元素推动着社会进步。这意味着生产力的水准（即其“质”）并非静止不变，而是持续产生新的质变，从而诞生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只有不断孕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确保我们在时代的前沿阵地占据制高点。
生产力的性质与形态有新旧之分，每个经济时代所涌现的新质生产力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当前，各国及各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竞争。遵循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一方面要顺应生产力具有高度活跃和革命性的特点，紧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当某个阶段的新质生产力尚未充分发挥其潜力时，它并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这就要求新质生产力具备迭代升级的能力。具体来说，对于每个阶段所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我们需要更广泛地推广应用，特别是扩大其应用场景以充分释放其潜能；同时，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养下一代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和产业不断向更高层次跃进。这是确保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保障。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讲话精神，结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可以将新质生产力概括为包括但不限于新科技、新能源、新产业以及推动这些领域融合发展的数字经济四大方面。
1.新科技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们要开辟新的发展领域、抢占新的赛道，并塑造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归根结底，这都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来实现。”同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应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特别是通过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型产业、创新模式以及强大动能，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科技的生产力功能并不仅限于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更重要的是其由量变到质变所带来的革命性科技创新状态，即具有颠覆性和革新性的新科技形态。历次全球范围内的科技与产业革命均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形态，每个时代中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跃升的新科技成果，都是当时的新质生产力表现。因此，可以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构成就是新科技所发挥的生产力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基础在于科技领域的革命性突破。这些突破在各个经济时代体现为各自的新动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力应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信息技术力量，以及当前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计算能力，都成为了各自时代的新型生产力源泉。
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新科技，通常处于国际科技前沿，尤其是颠覆性科技。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整合科技创新资源，重点推进新科技的研发与应用。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演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新质生产力的需求日益迫切。尤其需要关注并发展国际最前沿的科技领域，不仅要紧密跟踪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更要力争在某些关键领域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甚至实现领跑。为此，必须密切关注全球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例如，麦肯锡公司在2023年提出的最受关注的科技趋势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实用化进展；构建数字未来相关的下一代软件开发技术；计算与连接技术的前沿探索，如先进连接技术、云及边缘计算、量子计算等；尖端工程技术的突破，如未来出行方式、生物工程、太空技术等；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如电气化、可再生能源和其他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等。与此同时，中国科协发布的2023年度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涵盖了人工智能、新能源、高性能材料、生命科学等诸多领域。对于所有这些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关注，更要在其中寻求实质性突破，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壮大。
2.新产业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新质生产力的构建依赖于新型科技，并最终落实到新兴产业的发展之上。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区分不同的经济时代，关键不在于生产何种产品，而在于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及其背后的科技进步与应用程度。换言之，在每个历史阶段中，新质生产力的体现主要在于生产工具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例如前几次科技及产业革命催生出的蒸汽机、电动机等。而在当前阶段，新质生产力则表现为数字化平台、智能化工具的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如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平台、云计算、机器人技术、无人机等。这些新兴生产工具所支撑的产业便成为了承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特别强调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对接的重要性，提倡以企业为主体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和产业化水平，从而借助新技术不断孕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引领整个产业结构升级。
借鉴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核心表现形式是其产业竞争力，现代竞争力实质上是以产业为衡量单位的。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尽管生产工具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力的性质，但更多的是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创新来决定和展现生产力的质的飞跃。一个国家或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可以直观反映出其社会生产力的新旧更替状况。
传统模式下，科技革命往往先于产业革命发生，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即从科技诞生到产业实现相应变革通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然而，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产业革命几乎与科技革命同步进行，新科技迅速转化为新兴产业。随着科技发展的加速，新兴产业的生命周期也显著缩短。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注重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紧密结合，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需依据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前瞻性地研究未来科技领域，提前布局未来的产业链条。如此一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涉及对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应包括构建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未来产业这样一个循环递进、持续更新的完整产业生态体系。
3.新能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建立在绿色发展基础之上的发展。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讲话中，新质生产力包含了新能源和新材料。
对几次产业革命也有从能源角度区分的。已有的工业革命成果被称为“化石能源的时代”。化石能源至今仍然是各个产业的能源基础，但已经属于旧质生产力，说它是旧质生产力，如里夫金所说，主要有三点：第一，进入21世纪，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日渐枯竭；第二，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运转乏力；第三，使用化石能源的工业活动造成的碳排放破坏了气候生态系统，并危及人类健康。这就提出了寻求新能源的能源革命的要求。也就是说，“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世界。”从一定意义上说，新能源属于新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宣示了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发展和利用本身就属于新质生产力，会带动科技和产业的革命性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长和绿色协同推进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基础是发展绿色技术创造的新质生产力。由此催生以新能源(绿色能源)为基础的新科技和工业革命，当然在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结构阶段采用的节能减排的新科技也应该归于新质生产力。
4.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在当前阶段可以被视为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表现形态，无论是新科技、新能源还是新产业，其发展均与数字经济紧密相连。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核心生产要素，依托现代信息网络这一关键载体，并通过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提升效率、优化经济结构为重要驱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经济与科技竞争的新焦点。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过综合分析判断，发展数字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选择。”
当前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够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主要原因在于它涵盖了三个全新的核心要素：首先，“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关键生产要素崭露头角；其次，算力继热力、电力、网力之后，成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泉；再者，算法则演变成为现代科技领域的全新方法论。这三大要素赋能各产业领域，从而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效应。如今，依托于数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在云技术、大数据、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高科技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产业整体上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尽管数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作用已显现出巨大潜力，但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中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提出了对数字经济进行迭代升级的要求。所谓迭代升级，既要保持现有数字经济的优势地位，又要积极培育下一代数字经济。强调现代数字经济的应用扩展意味着当前数字经济的应用范围和场景有待进一步拓宽，尤其是在5G技术等领先领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同时在芯片制造、光刻机、操作系统、机器人等“卡脖子”关键技术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而强调新一代数字经济，则需要不断推动数字化进程的深化升级，培育新的生产力体系。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算力基础、优化算法效能，依靠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来培养和发展如6G等新一代信息产业，并努力在新一代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领域进入国际领先行列。通过促进数字产业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演进而持续升级，提供更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从而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的巨大能量。
（二）新科技融入新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新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得以实现和落地的关键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当前全球范围内，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蓄势待发，新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经济版图重塑。”一系列重大的科学问题攻关以及核心技术的革命性升级，正推动不同关键技术相互融合、集群式进步。新科技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其能够孕育出新技术体系和新兴产业形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在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耦合，通过这种耦合过程来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实际体现即为科技创新前沿成果直接催生并转化为战略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并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这正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导向所在。
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思想内涵，依托新科技而展开的产业创新活动主要涵盖以下几个维度：
1.产业基础数字化、智能化
高质量的产业基础是由新质生产力所奠定和构建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赋予我们以数字化与智能化为特征的先进产业基础。关键技术涵盖了信息科技、云计算、量子通信、人工智能以及绿色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全力以赴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这场硬仗。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在于，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各行业全面实现数字化转型，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倍增放大和叠加效应。
产业数字化实质上是新质生产力对各个产业领域的深度赋能，其核心聚焦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首先体现在与各产业领域的深度融合上，通过数字化手段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借助最新的数字技术创新催生新兴业态。其次，体现在与企业运营的深度融合，鼓励企业将核心业务全面转向线上，依托软件系统进行高效管理，使产品具备智能化特性。最后，体现在与技术创新本身的深度融合，加速推进技术研发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尤其要突破前沿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关键数字技术，并不断拓宽其应用边界。
产业基础高级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产业高端化，对于传统产业升级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传统产业虽然广泛且规模庞大，但并不等同于低端产业；若不进行产业基础升级，则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将能够成为承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即使是传统产业也能孕育和发展出新的生产力形态。
产业基础高级化进程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通用技术提出了迫切需求，正如过去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为全社会打开了通往数字经济的大门一样。如今，我们也亟需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互联通的新一代基础设施（如云技术、区块链等），通过新基建开启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篇章。
2.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角度出发，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支撑、递进发展的紧密联系，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核心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大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水平，持续借助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引领产业升级，从产业链源头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所催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既体现了科技创新的趋势导向，也代表了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面对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挑战，各国纷纷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实质上也是对新质生产力要求的一种响应，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适应新的变革。对于我国而言，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抓住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机遇，努力赶超发达国家，在世界科技与产业领域抢占制高点，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具有新质生产力意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但不限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等）带动的相关产业变革和创新；新能源、气候变化、空间、海洋开发等领域的密集技术创新；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引导下的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等广泛产业。近期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积极培植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提前布局和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新科技与产业革命融合的一个直接影响和重要特征是产业生命周期的缩短。今天被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域，明天可能就不再是新兴领域。这就突显出超前布局和培育未来产业的重要性。未来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随着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在未来某个时期将会成长为对经济增长起到强大拉动作用的主导产业。因此，提前布局并培养未来产业中的新质生产力，将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逐步使未来产业转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而发展为主导产业，最终促进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跃升至更高层次。
国际专业机构预测的未来产业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与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特别是人工智能正由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转变，场景创新成为推动其创新的关键途径；生物技术产业，基因编辑、脑科学、合成生物学、再生医学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酝酿重大变革，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趋势明显，精准医疗、智慧医疗等领域快速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氢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及其与智能电网技术相结合的开发利用，正在深刻改变全球能源结构；战略空间产业，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空间科技与产业正走向地球系统整体统一的新时代。尽管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并未直接使用“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但都在对未来数字技术创新及其可能引发的产业变革进行前瞻性布局，如美国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德国倡导的以“工业4.0”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攻关计划、欧盟提出的《2030数字罗盘》以及日本聚焦的“超智能社会”建设等。
由于未来产业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需要构建一个鼓励创新的生态系统来激励未来产业的创新发展。该生态应涵盖以下方面：重视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及其转化，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和机制，有效促进新科技向新产业的转化；关注创新型小微企业的产业创新活动，尤其是为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提供风险投资支持；建立健全类似科创板的资本市场和其他各类风险投资市场，确保创新未来产业的资金进出顺畅；鉴于未来产业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需建立包容性的容错纠错机制，允许在试错中探索前行，从而保障产业创新的成功推进。
（三）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建设应当聚焦于构建高层次人才体系，汇聚高端创新资源，以及建立健全能够有效激励和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机制。在当前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中，核心竞争力实际上体现为创新能力的竞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已成为决定性因素，谁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领先优势，谁就能抢占未来发展先机，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来看，这里的创新特指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系统性创新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才尤其是具有高创新能力的人才被提升到了首要位置，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一个国家拥有何种层次和规模的人才优势，将直接影响其在全球竞争中的实力表现。
因此，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审视国际竞争格局，比较优势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力要素转向了具备创新能力和技术专长的人才要素。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任务在于吸引、培养并留住创新人才，构建起国际一流的人才高地。这也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旨在形成我国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独特优势，从而有力地支撑和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
1.科技企业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因此，为了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我国必须重视并加强科技企业家的培养与集聚。在政策层面，应当构建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并通过建立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形成强大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此外，应强化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深度融合，让科技企业家能够在整合各类创新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同时，针对科技企业家群体，国家和社会应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包括但不限于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提供风险投资及金融支持、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等措施，以降低其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成本，增强其敢于挑战、勇于突破的精神。
另外，教育和培训体系也应积极调整，培养兼具科学家视野和企业家精神的复合型人才，确保他们在掌握尖端科技知识的同时，具备市场洞察力、战略决策能力以及高效的组织协调才能，从而有效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力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2.建立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
对人才的吸引力而言，物质待遇固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和自由探索的良好环境。创新高地与人才高地互为依托，两者与产业高地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越高端，所吸引的人才层次也就越高。因此，创新高地自然会成为集聚高端科技人才的人才高地，因为它能为这些人才提供实践创新理念的广阔平台。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建设的创新高地不仅限于单纯的科技创新或产业创新，而是要打造科技与产业深度交融的创新高地，特别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有所突破，包括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以及颠覆性技术创新。
无论是先发地区还是后发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例如，贵州成功构建国内大数据产业高地的例子表明，后发地区完全有可能通过创新发展实现弯道超车。
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前沿特性，建立的新质生产力创新高地应具备以下特征：
1)明显的开放性：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指导，平衡好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创新高地应立足自主可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同时积极借鉴和引进全球先进的科技成果和技术管理经验。在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受限的情况下，吸引国际创新资源（尤其是创新人才）开展开放式创新，共同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业技术。
2)突出高水平基础研究：新质生产力依赖的新科技大多源于基础研究成果。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孕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基地，其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前瞻投资，并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导向进行创新研究。
3)强调产学研协同创新：未来产业要求具备前沿技术和市场价值。通过大学与企业共建高新技术研究院，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上促进知识创新主体与技术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确保创新的技术和产业既处于前沿又具有商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本身即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高地。
4)优化升级各类科技园、产业园：各类科技园、产业园是承载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随着科技创业生命周期的缩短，它们必须加快迭代升级步伐，以适应新一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美国硅谷曾为信息化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美国政府启动的“技术中心”计划，旨在全美范围内建立涵盖多个关键领域的技术中心，如自主系统、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为培育新一代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启示。我国在科技园、产业园的升级过程中，可以考虑逐步淘汰代表旧质生产力的项目和产业，强化新质生产力项目的引入与发展，甚至可以直接规划并建设面向新一代新质生产力的新科技园和产业园。
人才集聚是一个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主观要素，高科技人口密度直接影响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密集程度。为此，营造吸引人才的环境至关重要，这包括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尤其是教育医疗条件；此外，工作单位的科研条件及自由探索氛围对吸引高端人才也起到决定性作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在于教育。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教育体系不能滞后，而应紧跟甚至超越技术发展的步伐。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复杂劳动岗位，因此，一方面，科技创新人员需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高等和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与学科内容需提前布局，与新科技发展趋势对接；另一方面，通过终身教育来缩小数字鸿沟等因新技术带来的差距，帮助劳动者不断提升技能，培养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庞大劳动力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