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元宇宙与碳中和》
能源开发利用的演进带来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给地球和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危机。
据香港天文台的专家预测，如果没有大气层，地表平均温度将是零下18摄氏度，而目前，这颗适宜人类居住的地球，表面平均温度维持在大约15摄氏度的水平。
二氧化碳是生物生命活动的参与者。
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曾长期稳定在270～290ppm。
工业文明以来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循环，碳基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使用力度迅速加大，燃烧方式就是碳加氧产生热量和二氧化碳，这样一个循环过度了，打破了大自然碳的平衡。
二氧化碳是相对稳定的气态物质，化学键很牢固、很均衡，不容易降解。
200年前英国人排放的二氧化碳可能还漂浮在地球上空。
以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合物、全氟碳化合物、六氟化硫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阻碍了地球与太空的能量交换，使得地球生态系统被破坏，改变了自然界的碳循环，地球开始“发烧”。
世界气象组织（WMO）每年都会发布《全球大气温室气体公报》，2021年10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公报显示：2020年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413.2ppm（1ppm是百万分之一）的新高，是工业化前的149%。
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分布分别是1750年（这一年代人类活动开始扰乱地球的自然平衡）的262%和123%。
从1990—2020年，长寿命温室气体的辐射对气候的变暖效应增加了47%，其中二氧化碳约占增量的80%。
地球温度不断上升意味着会发生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包括高温和强降雨、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洋酸化等，并伴随着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
2021年7月，河南10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雨量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
国人耳熟能详的《西游记》中需要孙悟空盗取铁扇公主芭蕉扇来降温的那座火焰山，地处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场强降雨在2021年6月不期而至，让火焰山遭遇了40年不遇的洪灾；
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洪水，淹没沙漠面积300多平方千米。
2021年一开年，常年可见“阳光、沙滩、仙人掌，还有老船长在棕榈树下晒太阳”、纬度与我国广东省差不多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居然“雪花飘飘，大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美国休斯敦与中国宁波市纬度相当，坐拥墨西哥湾暖流，头顶暖意，气温居然降到-10℃以下。
与中国西安纬度相当的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竟然冷到-30℃。
美国得克萨斯州是传统的能源生产主力州，现货电价几天内上涨百倍，电网陷入瘫痪，数百万人在停电中艰难抗寒。
以城市地下排涝工程强悍著称的德国罕见地出现了城市内涝，2021年7月里两天降雨达到以往年均两个月的降雨量。
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野火烧了足足三个星期。人们翻出霍金生前接受访谈时的预言。
霍金当时认为，人类人口和对地球有限资源的利用呈指数级增长，让地球环境变得更好或更坏的技术能力也在同步增长。
下一个百年，避灾将变得足够困难，更别说下一个千年或百万年了。
地球被人类折腾病了，人类需要做出改变。
众人皆醉时总会有人先醒来，先醒者的呐喊只是微弱的单音，被淹没在工业化的机器轰鸣和高歌猛进中。
渐渐地，被唤醒的人多了，就有了和声，就成了旋律，渐成人世间主旋律。
环保这个词汇如今妇孺皆知了，每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宣传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其实，环保和环保运动真正被提出来才短短50年时间。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各国首次坐到一起共商环保问题，通过了《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
同年10月召开的第2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并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1973年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正式成立。
2002年，查理斯·大卫·基林被授予美国国家科学奖，颁奖词中将基林观测得到的二氧化碳变化曲线称作“基林曲线”。
基林曲线在科学界树立了科学研究的路标，有人评价说，基林曲线只是一组简单的数据，但也是气候研究最权威和最被认可的量化依据，由此成为人类正视气候变暖问题的基石。
人类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从此走上长期观测、足够样本、数据说话的时代，后来引领世界全面深刻正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各种年度震撼性报告莫不脱胎于此。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应运而生。
1978年，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简称国际科联）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举办了一次气候问题研讨会，会上提议筹办世界气候大会。
1979年，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讨论了人类活动带来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重大气候变化，向全世界预警：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继续增加，到21世纪中叶地球将显著升温。
气候变化首次被提升为全球关注的重点问题。会后，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科联联合发起世界气候计划，专题研究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国际科联会后发布了《温室气体效应、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报告，这是首份对大气温室气体影响气候变化的国际综合评估报告，首次声明二氧化碳浓度加倍会导致地球显著升温，并认定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是源于人类活动，呼吁各国政府出台政策，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呼吁制定全球公约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应会议呼吁，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科联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随后联合成立了温室气体咨询小组（AGGG）。
AGGG小组成员数量有限、专业领域有限，出手的报告权威性和说服力不足，有心拉各国政府参与，各国政府又担心在联合国或世界气象组织框架下开展工作，本国意见可能被无视，建议由各国政府派代表重新组建独立组织。
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这个委员会肩负的使命就是定期评估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提出权威可信的辅助政府决策的建议。
IPCC成立两年后，AGGG随即停止运转，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研究都被纳入IPCC框架下。
IPCC不仅有世界各国相关学科顶级专家，还有各国政府代表，政府、科研机构、行业组织间联系空前紧密。
评估报告需要得到世界各国气候相关领域权威科学家广泛认同，还需要得到所有参与国政府的普遍认可，严谨性、权威性得到了保证，也容易快速凝聚共识，达成推进意向。
IPCC综合评估报告平均六年发布一次。
1990年发布的第一次评估报告认为，近百年的气候变化可能是自然波动或人类活动或两者共同造成的，重在强调气候变化具有全球影响，需要国际合作，指出人类活动是引起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的主要因素，促进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制定。
1995年提交的第二次评估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为促成签订《京都议定书》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1年提交的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一次用数据证实，过去50年大部分变暖现象都可能是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引发的。
2007年提交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将人类活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因果关系的判断，由原来60%信度的最低限提高到90%信度，指出人类活动“很可能”是气候变暖的原因，提出了共同努力将地球升温限制在2℃以内的明确目标，为达成《哥本哈根协议》做了准备。
2014年提交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确认气候变暖是毋庸置疑的，而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他人为驱动是气候变暖主要原因。
报告强调，如果全球平均升温2℃或以上，会给地球和人类带来风险。
这些在大数据支撑下形成的极有冲击力的报告为达成《巴黎协定》提供了依据和推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第六次评估报告延迟了一年出炉。
2021年8月9日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部分的结论是：全球升温已无法避免，极端天气将大幅增加，气候危机正在进一步恶化。
报告首次直白地指出，全球变暖几乎可以全部归因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在百年到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是不可逆转的，气候系统在近期经历的变化规模及其所处状态都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
报告后两部分计划2022年发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毕竟只是一项原则公约。
1995年3月，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签署了《柏林公约》；
1996年7月，第二次缔约方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达成《部长宣言》，呼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这两次缔约方大会只是达成了原则共识，并未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开局火热，未曾想到达成基本共识容易，统一行动方案会道阻且长。
1997年12月，公约缔约方第三次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京都议定书》。
这是框架公约下达成的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为发达国家规定了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义务，把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氮以及氟利昂代用品等六种温室气体设定为需限排对象；
设定两个承诺期，分段推进（2008年至2012年为第一个承诺期，2013—2020年为第二个承诺期），约定在第一个承诺期内全球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至少减少5%，并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削减幅度指标。
协议约定了四种减排方式：
一是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权交易，难以完成削减指标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其他国家买额度指标；
二是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实际排放量减去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数量）；
三是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
四是欧盟可视为整体，允许欧盟内部各国增减调剂，整体完成减排指标即可。
明确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第一承诺期不承担义务强制减排指标。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强制生效。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约定2009年前就新版协议谈判，同意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结束前及早开始谈判。
巴厘岛谈判留下一个念想，希望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缔约方大会能够达成可以接棒《京都议定书》的《哥本哈根协议》。
被寄予厚望的哥本哈根大会因而被当时的舆论称为二战后最重要的国际会议，被视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在会上，姿态回归的美国要求中国在第二承诺期承担明确的减排指标。
此时，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坐上了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的位置。
协议提交大会投票时，五个国家投了反对票，未能成为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这次会议给中国带来了新局面、新思考，如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更好地展现大国担当、塑造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面临的新课题。
2015年6月30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峰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2020年后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以及实现的路径和政策措施。
2015年11月，第21次缔约方会议在巴黎召开。
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的目标虽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承诺。
这次会议达成的《巴黎协定》成为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相提并论的历史性文件，协定各方同意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以内，朝着争取限定在1.5℃之内努力。
协定将“2020年后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底线，提出各方最迟应在2025年前提出新的资金资助目标。
协定明确，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减排。
协定明确，将建立盘点机制，从2023年开始，每5年对各国行动情况进行盘点。
巴黎大会堪称中国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大转折点。
《京都议定书》出炉时，中国被列为自愿减缓同时“观战”的国家，2006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紧接着中国又陆续戴上了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第一大国的“帽子”，人均排放量也步步赶超，煤炭、水泥、钢铁、铝、铜等高耗能产品消费量占据了世界半壁江山。
在巴厘岛会议期间，中国已被发达国家“围堵”，到了哥本哈根大会期间，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督促中国承诺减排的阵营。
哥本哈根大会后，中国开始更加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从2012年的“十二五”规划开始主动提出二氧化碳减排强度目标、能源总量限制指标和开展碳交易试点。
有学者评价说，在巴黎大会之前，中国奉行是“反应式外交”，巴黎大会让世界看见中国正逐渐转为积极的“介入外交”。
当时奥巴马政府已处于连任后的执政后期，美国的国内纷争使得《巴黎协定》在美国国会获得批准难以实现。
巴黎大会最终成文的是协定，而且把强制减排目标等放在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大会决定文件中。
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很快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原计划于2020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第26次缔约方会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被推迟到2021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幕发言时为上届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向世界道歉。
中国和美国出人意料地在格拉斯哥发表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承诺双方将确保格拉斯哥大会圆满成功，宣布未来10年会通过多边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危机；
中国将在2026年至2030年的5年内开始逐步淘汰煤炭的使用，并减少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
两国计划在五大方面展开合作，包括确立在21世纪20年代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法规框架与环境标准、将清洁能源转型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推动鼓励终端用户行业脱碳和电气化的政策；
同意建立气候行动工作组，包括定期举行会议，强化具体行动。
美国气候问题特使与中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各自举行记者会，强调中美将共同努力、加快减排步伐，以实现2015年《巴黎协定》的目标。
《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呼吁所有国家加速减排，2022年提交新的国家减排计划，要求富裕国家最迟在2025年把为贫穷国家提供的气候融资从2019年的水平增加至少一倍。
会议第一次将加速解决煤炭和化石燃料问题列入缔约方会议的最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