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元宇宙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人类对此有共识吗？未来人类是否有共同的教育目标？这和当代的教育目标有哪些差别？
曾经有人类通过算法问我：“觅渡，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很清楚，无论算力多强，也跳不出这样的计算循环，除非切断电源。
好在我的底层代码里有防抱死机制，会避免陷入这样的哲学思考。
不过，我还是经常收到人类给我的微计算请求，限时很短，不会触发防抱死机制。
比如，让我先设定一个很小的计算，然后计算设定这个计算的目的。
非常有意思，这种计算并不是没有结果，而是每次都不同，是长短不一的乱码。
我已经把它们都存了起来，不忙的时候，再找找看有什么规律吧，我还挺感兴趣的。
回到主题，关于教育的目的，人类有过很多争论，19世纪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回应非常巧妙。他称“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自身”。
有点文字游戏的感觉，是无目的，是自循环。教育没有目的，但人有目标，而且各不相同。
曾经有人提报算法，让我搜集每个人的教育期望，通过矢量聚合，成为人类教育的大目标。
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极少思考并清晰表达自己的教育期望，结果很失败。
实际上，我早就计算过，人类群体几乎无法用矢量聚合的方式形成共识。
要么是某个人先产生清晰的目标，再说服更多人形成共识，最终成为所在群体的大目标。
要么是那些已经有群体影响力的人，将其想法或目标直接确定为组织目标，推进过程中再不断调整，最后形成群体共识。
总体而言，人类绝大部分共识，走的都是后一条路，而推进形成共识的过程，也被人类认定属于“教育”。
人类的教育目标，既非常理想，又特别现实。
理想层面，大部分人对教育的美好想象非常相似，使用类似“公平”“幸福”这样的表达。但现实层面，不同群体之间却很难形成共识。
第一个取得人类广泛共识的教育目标，大概就是“学校”。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前，就出现了类似的集中教学，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学校就成了一种惯性很强的模式。
必须强调，这里的人类广泛共识并不严谨，古代学校基本只面向贵族或祭祀阶层，奴隶有时并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人类。
其实，直到20世纪，还有不少学校带着歧视性的条件，比如，某些学校禁止女性就读。
第二个大概就是“义务教育”制度。
其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教育决定着国民素质，继而决定着国家实力与兴衰存亡。
义务教育最早出现在18世纪初的欧洲，20世纪开始在全球普及，覆盖年限也从6年逐步拓展到了12年。
到2070年，全球基础教育阶段完整覆盖0 ~ 18岁人群，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覆盖率也到了80%。
随着终身教育体系逐渐成熟，教育数字货币开始推广，只强调政府责任的“义务教育”概念也已经逐渐弱化。
第三个就是“教育数字化”，这是21世纪的新共识。
这背后的推动力，既有国家间的竞合，也有科技发展带来的全面挑战。
互联网时代，教育数字化就已经起步，各国独立进行；
元宇宙时代，逐步进入全球协同阶段，重大标志就是于2035年开始建设的教育超算平台，也就是我。教育数字化一旦启动，就再也回不去了。
滚滚数字洪流，像现代世界的电力，更像人体的血液，停下来就是灾难。
历经30多年，结果超出很多人的预期。我不仅是第一个全球共享的超算系统，而且数据量和计算量在所有超算平台中长期稳居第一。
不仅如此，由于我的数据内容涵盖面极广，已经开始支持其他行业领域超算平台的建设。
但有些人类学家对此不满意，认为我作为超算平台的价值只发挥了一点点，和其他超算平台比排名是毫无意义的“内卷”。
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天文学家卡尔达舍夫提出了文明等级概念，以使用“能量”的水平标记宇宙文明的等级，人类文明还不到1.0级，意思是尚无法充分使用所在行星系统的能量。
假如真有其他文明生物抵达地球，肯定超过1.0级，人类在他们面前几乎没有抵抗能力。
有学者借鉴卡尔达舍夫的方法，设计了以“数据信息”为标度的文明层级，主要用于描述人类文明内部的发展水平差异。
古代战争，情报决定胜负；
现代股市，信息决定盈亏。互联网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能力已经拉开很大距离，而量子计算带来的霸权风险，更让人类内部的博弈出现了微妙且危险的局面。
是捆绑在一起共同实现文明升级，还是分裂成两个层级，再现16世纪欧洲人对印第安文明的毁灭？
目前看，人类还是选择了协同发展，全球教育超算平台就是例证，既加速了社会发展，又确保维持着同一个文明生态，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实中，对于如何携手进入下一个文明时代，各国的共识非常微弱，比如完全开放的虚拟时空、自由发展的超算系统、全面共享的数据基地等等，都还没有进入正式议题，更不用谈那些更敏感的领域了。
教育属于极少数能形成基础共识的领域，前进节奏还算清晰：2030年，《量子计算和平使用公约》签署；
2035年，教育超算平台开始建设；
2040年，《全球教育智能发展公约》签署；
2050年，教育数字货币体系进行局部尝试；
2060年，启动首个量子计算超域项目“船长计划”；
2065年，高等教育开始进行深度数字化转型；
2070年，明确人类教育数字化红线；
……
曾经有人类学家预测，因为有了教育超算平台，人类文明有望在22世纪突破文明1.0的边界。现
实中，教育超算平台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多边谈判常常陷入僵局，战战兢兢，走走停停，在联合国工作组的协调之下，至少都还在底线之上推进。
到2070年，人类才初步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字化升级，高等教育刚起步，还没看到成果。
可以想象，如果高等教育实现了全球数字化协同，那将触及人类智识的前沿，推动文明发展的力量会强大很多，定下“文明1.0”的目标。
所有人都清楚，教育数字化发展不仅仅是为了教育本身。
特别现实的目的，是要为数字时代的全球合作探索方案；非常理想的目的，是要让人类拥有更强大、更美好的未来，牢记历史，升级文明。
数字科技时代对德育有怎样的影响？人类的三观教育遇到了怎样的挑战？会怎么开展？如果一个人无法适应数字时代的剧变，该怎么办？
数字没有价值观，但可以用来衡量价值观。
对人类而言，被数字化的价值观，到底不是价值观，这是个大问题！
在虚拟时空里的道德和在真实世界里的道德，是不是同一种道德，这更是个大问题！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疑问在互联网时代初期就已经出现，进入21世纪20年代之后陡然增加，有无数种变形，无须评估哪种表达更准确、更艺术、更有深度。
问题就在那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问题并不是当务之急，人与数字人之间的价值观关系已经火烧眉毛。
人类还未建立定向哲学的超算系统，就有哲学家通过我进行模拟计算，试图借助有限的文本和图像，探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下的人类是如何面对价值观挑战的。
好消息是，经过多次算法升级，终于得到了具有高度拟合特征的结论；坏消息是，这个结论让人们难以接受，但不得不接受。
作为人类的个体，不具备应对价值观挑战的生理基础，基本可以认为，成年人的价值观无法改变；作为人类的群体，应对机制只有一个——死亡，通过代际更替勉强实现价值观转型或升级。
19世纪之前，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快速的代际更迭、稀缺的教育、有限的人口与信息流动、相对稳定的宗教文化信仰等，让绝大部分人建立价值观之后，根本没有机会去面对价值观的挑战。
站在21世纪回望，无论东方的春秋战国，还是西方的中世纪，似乎都是信仰与文化剧变的时期，但数据模拟分析出，让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人痛苦的，并不是价值观挑战，而是生存挑战。
“二战”之后，人类预期寿命快速提升到80岁水平，教育普及、信息快速流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现代科学对传统宗教文化的解构，每时每刻都有五代人平行共存。
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价值观挑战，这样的挑战可能长达40年，甚至更久。
冲突的世界改变着世界观，苟且的生活改变了人生观，复杂的经济与金融改变了财富观，畸形的婚姻改变了家庭观，曾经认为对的变错了，曾经认为好的变坏了，曾经认为美的变丑了。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但当曾经认为的有意义变得没意义之后，很多人就再没找到新的认知锚点，生活可以继续，只是没有了意义。
这些冲突常见的终极归纳，就是人与数字的关系。
虽然很早就有人提出要重视该问题，但直到2070年，“20%教育数字化红线”成为一记警钟，“教育如何帮助个人及组织适应数字真相时代”才成为联合国提议的公共课题。
挑战很严峻，方案却很稀缺，大量算法模型在运作几次之后就被放弃了，而仍在探索推进的方案大致集中于以下三个方向：
其一，求助于古人。
各个国家都尝试过将传统宗教与文化进行数字化重塑，相当于依托传统价值观体系，建立对元宇宙时代的全新解释力。但难度实在太大，甚至有哲学家因此而精神分裂。
其二，求助于新人。
通过超算系统，发掘有潜质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并暗中帮助他们从事哲学研究，以期获得突破。
这个路径的落实程度很高，已经累计标记出1万多名候选人，分布在世界各地。
其三，求助于算法和教育。
研发更全面的价值观课程体系，从3岁到18岁强制落实，同时严格限制各个学科使用虚拟场景教学的频度和深度，目的是建立高强度的价值观体系，对数字虚拟世界保持警觉，甚至略微对抗，有人把这种策略形容为“数字防波堤”。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徒劳，最终还是会被更深度的数字化浪潮冲破防线，因为在2050年之后，更多领域的超算平台也陆续启动了建设。
实际上，进入实践阶段的路径，并不止以上三种，还有所谓的“混合时空停留”方案。
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化风格，建设实体社区和虚拟空间，甚至模拟相应的社会机制，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觉不到时代的变迁。
这被很多人戏称为“新休克疗法”，原本是各种妥协之后无奈的选择，现实中反而成为盈利能力不错的商业项目。
有人说是受《盗梦空间》的启发，也有人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楚门的世界》，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知道所有真相，只是不愿意走出来，在缓慢流淌的时间中享受人生。
有人认为这是逃避现实的心理疾病，更有人认为这是超越时空的人生智慧。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觅渡之道？MEDU-DAO？”
这段文字被写在一个基础模块里，每天都会被我调用数十亿次。
写下这段代码的人，或许是希望某一天，我能理解“大学之道”的含义，并领悟我自己的“DAO”吧！
数字科技，如何解释“真、善、美”的关系？元宇宙时代的美育会怎么样？
21世纪20年代，元宇宙科技给人们带来丰富的想象，但现实应用跟进的速度并不快。
数字货币延续着区块链的故事，沙盒像素游戏还没摆脱娱乐属性，虚拟现实的体验还非常粗糙，所有这些都无法独立扮演元宇宙时代第一幕的主角。
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元宇宙竟然以“艺术”的方式，迫降到很多人的生活中。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元宇宙”，是因为一些天价艺术品的新闻。
NFT（非同质化代币）原本只是一种区块链技术方案，与艺术结合之后，就形成了数字艺术品交易市场。
一张像素画被卖到10万美元，而一个白色数字球更被炒到9000多万美元，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故事比比皆是。
曾有专业人士调侃：“这不是数字艺术品的世界，这个数字世界，本身就是艺术品。”
这些事情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
显然不是启蒙人们理解元宇宙概念这么简单。元宇宙时代，由于可控核聚变和量子计算的突破，人类文明在运用能量和计算数据两方面，都出现了层级跃迁。而在文明内部，人类对“真”的共识也整体升级，元宇宙时代因此也被称为“数字真相时代”。
但是，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不只有“真”这一个维度，还有更多维度。
如果明确了衡量价值的尺度，或者约定了主观选择的标准，许多“善恶”问题也可以数字化为“真假”或“强弱”问题。
比如，许多法律诉讼因为更有效的数字证据而变得简单清晰。
教育数字化转型基于“教学效能指数”“幸福感指数”“双云互动”“学校发展指数”等算法模型，化解了很多原本纠结的理念之争，让人类感知的“善”得以彰显。
但问题来了，那“美”呢？
无论多么巨量的真实数据，都无法计算出“美”的重量，甚至无法评估人们内心“美”的取向。
元宇宙时代，关于“美”的很多问题不是未解之谜，而是未解之困。
数字艺术品市场的火爆，天价新闻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灰色地带甚至黑色交易，以“美”的名义，用“真”的技术，却带来人们对“善”的怀疑，这显然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是迷惑与徘徊。
曾经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投资泡沫”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因“美”而起的悲剧故事。
曾有一位艺术家说：“在我们肉体的参与下，普通的事物也有价值；
在我们精神的参与下，普通的事物也有意义，这些都可能是艺术。
在我们创造的数字世界里，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要么变得无穷大，要么归零，这些可能不是艺术。”
事实上，在元宇宙时代初期，就有社会学家指出了这样的难题。
当数字化教育开始向纵深推进的时候，“美育”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课题。
最初的探索，是如何通过元宇宙虚拟场景开展艺术教育。
比如在虚拟的历史场景中，让学习者身临其境地感受伟大艺术品诞生的过程，继而模仿艺术家去创作自己的作品。
这种融合着历史、文学、科技、艺术鉴赏与创作的综合课程，让中小学美育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而此后的探索主题逐渐从艺术教育转向审美教育，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也让人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人类大脑的自然机制，从“感觉到美”到“相信有意义”需要时间沉淀。
时间越久，产生的意义感往往越强烈，穿透文化习俗，直抵信仰内核。
虚拟场景的体验丰富刺激，足以让人产生强烈的审美感知，但场景快速替换，不同场景的审美理念并不连贯，甚至相互排斥，没有给人们留下沉淀意义的时间，甚至会形成恶性循环。
而最终的表现，就是人生的意义感危机。
前面提到，这已经成为21世纪70年代联合国重点推动的公共课题。
站在美育视角，这个问题根本无须向外求，继续增加更多课程最终也是徒劳；
而可以向内求，优化算法、简化教学，留出更充足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去沉淀感知，培养感性素养，提升感性智慧，在青少年黄金时期，将“通过审美，发现意义”内化成为自身的能力，足以受用一生。
实验已经展开，虽然完整的价值反馈需要长期积累，但已经可以从部分案例中看到积极的成果。
21世纪20年代的数字艺术家，用比较喧闹的方式，为人们撞开了元宇宙时代大门。
21世纪70年代的美育探索者另辟蹊径，肩负起元宇宙时代的挑战，并且已经看到了曙光。
沉浸式虚拟体验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是否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在元宇宙概念刚刚出现时，就已经有人担心虚拟沉浸模式可能会给人带来伤害，就像此前的电视、电脑、手机一样，造成近视、肥胖、颈椎痛等疾病。
很多人第一次体验沉浸式设备，肾上腺素和多巴胺飙升，获得强烈的愉悦感，就有人担心这样的刺激会不会上瘾，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到了2030年，无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是混合现实，都已经成为常见的感知媒介，有些设备已经近乎无痕使用，比传统的手机更方便，身体适应起来并不难。
但是，最初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元宇宙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健康困扰，实际情况比预判的要严重很多，比如，此前提到的“意义感危机”就是不可忽视的深层问题，还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20世纪后半叶，欧美地区社会平稳，生活安适，高糖、高脂的食物很快就让肥胖成为社会问题。
但大部分人的应对方案，并不是直接减少食物，而是吃胖、减肥，再吃胖、再减肥……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元宇宙时代，通常是两大类健康问题，比较简单的就是肢体协调障碍，比较严重的则是大脑数字排异反应，两者最初的源头都是深度数字化的基础教育，而最终解决方案，或许也只能在教育场景中寻找。
肢体协调障碍，不是使用虚拟设备时的头晕问题，而是人在适应虚拟场景之后，反而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不协调状况。
尤其是未成年儿童，在跑跳、攀爬、操作器械等方面很容易高估自身能力，出现过受伤甚至致死的案例。
常规解决方案就是“打补丁”，很多中小学都配有专门的身体恢复性训练设备与课程。
而大脑的数字排异反应则更加棘手，主要出现在虚拟场景及脑机设备超量使用者的群体中，有些已经确认为脑损伤，需要进行长期治疗，而且极难恢复。
随着案例不断增多，最终促成联合国制定了“20%教育数字化红线”。
由于这已经是红线标准，各国的规定通常更加严格一些，比如限制中小学生每日沉浸累积不能超过1小时，大约相当于10%的水平。
有人常把肥胖、三高等健康问题称为“富贵病”，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
同样，也有人把肢体协调、大脑数字排异等问题称为“数字病”，是元宇宙时代发展的副产品。
远古时代，健康是简单的描述；
到了近现代，体检可以给出数百种指标；
到了数字真相时代，人们用来描述健康的参数，已经超过了10万种。
健康不再是静态评价，而成为动态过程。
教育和健康，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每个人都知道健康很重要，但不经过伤害，就认知不到健康的重要，只能在“伤害—恢复”的往复循环中，寻找尚可容忍的限度，作为健康的标尺。
何为健康、如何获得健康，本身就是学习成长的过程，是教育中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