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早期诊断干预为儿童成长铲平障碍

科技成果转化征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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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可能是撬动整个儿童发展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柯李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神经发展性障碍（NDDs）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从事心理与学习评价工作，印象最深的便是董奇教授说的这句话。

他们口中的评估工作，便是如今团队“脑与动作发展”研究课题的大背景。研究课题简单来说，就是测量孩子是否存在某方面的发展障碍，分析其形成原因，通过建模，介入康复、训练手段，让他们补齐“短板”，目前项目仍在研究阶段。 

上世纪90年代，在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授的带领下，组建起了研究心理与教育测量评价的团队。2004年，柯李加入了这个团队，并逐渐承担起科研助理团队的管理职责。2016年，团队整体加入到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开始集中支持我国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也是在2016年，柯李老师最终确定将科研方向转到做儿童发展障碍的早期评估和干预上。

为什么选择“脑与动作发展”项目作为研究重点？用团队成员的话说，“因为动作发展很早。如果我们在0~3或者3~6的阶段早点发现孩子存在动作发展障碍的话，也许有可能去预判其他的阅读障碍、计算障碍等潜在联系。”

团队负责人柯李为记者介绍项目情况。  荆祎澜/摄

目前，团队在全国采集到两批重大数据，一批数据是在全国7个省的8个主要城市采取的中国儿童动作发展常模样本数据库，包含2185个3～10岁儿童数据。“我们用这个数据描述出了中国儿童动作发展的一个常模，就是说在3岁到10岁的这样一个年龄段里面，每一个年龄段的男生女生动作发展的高线、低线、平均水平，我们分析出最大的影响因素其实是孕产期的不良因素。”柯李说，例如早产、体重过轻的孩子到了3~6岁或者7~1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存在动作发展障碍的风险可能会比其他孩子要来得高。

在此基础上，团队第二批重大的数据来自广东省，他们对某地区小学生做普筛，去观察存在动作发展不良的孩子，他的基本认知的发展是不是同样存在问题，并进行少量干预。最终，团队得出两大结论：其一，与儿童的动作发展障碍关系最大的认知能力主要是执行功能；其二，基于认知的干预训练方案有望提升障碍儿童的动作发展水平。

“以往文献报告的障碍儿童干预的周期需要1~3年，才能够让他回到同年龄段的平均水平。但是我们的初步研究数据显示，6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让其中的大部分孩子恢复到正常水平。”柯李说。

被访者供图

“我们也在跟多个医院去联系，跟医院的康复科、儿科、产科、精神科，还有影像学科等合作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它的最现实的意义就是把这些孩子尽早的挑出来，然后尽早的给他干预，让他发展得跟其他孩子一样好。如果不加干预的话，在一个很长的人生阶段里，他们都会存在障碍。”在团队成员看来，不加干预可能就不会改善，而且它会逐渐叠加更多的问题。

“长期以后它会内化成自己的问题，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引发一些情绪问题，然后到了成年早期的时候，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他的职业选择会极大的受限，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对于家庭养育抚养带来的压力也会比其他孩子来得多。”柯李说，项目带给他们的帮助就如同给他一把梯子，他就可以站得跟高的人一样高，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看得一样好。

其现实意义就隐含在DCD及NDDs的定义中，DCD指的是发展性协调障碍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是一种主要的动作发展障碍，而动作发展障碍与智力障碍、自闭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特定学习障碍（包括计算障碍、阅读障碍等）、社交情绪障碍等共计6大类，合称神经发展性障碍（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NDDs）

被访者供图

发展障碍可以被调整、干预，其本身也不是一种缺陷。“我们是希望大家有这种理解，它是一个正常状态，这个状态下，被给予了支持以后，他就可以跟其他人表现得一样好。”

因此，未来团队的研究重点将放在改善这个环节，目前小范围的数据证明提早的干预是有效的。“我们打算在今年2021~2022的阶段，再抓一批更大的数据，我们想推一个包含100个左右孩子，时间为6个月左右的训练，根据训练结果来看，它的真实有效性的状况。”

但是项目要想落地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说我们一直想着说我们做个软件，来帮助障碍者进行干预，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软件其实设计难度会高于说我们平时做的手机APP，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方案。”柯李说。

荆祎澜 张子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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