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技信息》对话汪斌院长，听他深入解析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与破局之道，探寻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实践路径。
中国科技信息：汪院长您好，您在“十五五”规划编制窗口期发布的十篇科创建言，全网阅读量突破数百万。请问最初推动您撰写这些建言的核心动因是什么？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又是什么？
汪斌：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曾提出“独角兽之问”——“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我发布科创建言的核心动因，是想回应这个问题。
经过深入分析，我认为独角兽企业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链条存在诸多梗阻。恰逢“十五五”规划在网络上公开征求意见，总书记强调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令我深受触动，于是决定系统梳理自己三十年来横跨政、产、学、研、金等领域的实践经验，形成系列建言。
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是围绕“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这一目标，构建“技术供给—人才支撑—资本赋能—制度保障”的全链条科创生态。从链主企业引领技术产业化、上市公司创新并购模式，到地方政府转变招商思路、培育耐心资本，再到“师生共创”“大学生企官”等微观机制，所有建议彼此呼应、层层递进，最终指向“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一核心目标。
中国科技信息：您的著作《科创经济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多位院士给予了高度评价。能否用简洁的语言，介绍一下书中最核心的理论？这些理论又如何为您的建言提供支撑？
汪斌：《科创经济学》的理论基座最核心的有两个：“科技成果转化三段论”和“科技风险投资鱼肚理论”。其实用两段话就能说清楚。
“三段论”指出，一项科技成果的价值实现，或者一家科技型企业的成长，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从0到1，即从实验室样品到成立高新技术企业；从1到10，是企业快速成长、实现千万级年利润的关键阶段；以及从10到100，意味着企业通过并购或上市等方式实现规模化发展。
“鱼肚理论”则是从投资角度对“三段论”的衍生：在“0-1”阶段，若投资成功，尽管收益倍数高，但企业存活率低，犹如“鱼尾”；在“10-100”阶段，尽管投资成功率高，但竞争激烈、资金需求大，资金收益倍数要小很多，就像“鱼头”；唯有“1-10”阶段，成功率较高，而资金门槛较低，综合来看性价比最高，是投资的“黄金区间”，恰如肥美的“鱼肚”。
这两个理论正是十篇建言的根基。例如，建议链主企业聚焦“1-10”阶段建设产业加速器，上市公司在这一阶段布局培育式并购，地方政府瞄准该阶段精准招商，耐心资本采用“70%投0-1+30%投1-10”的组合以平衡风险——所有建议都是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非凭空设想。
中国科技信息：您在建言中提出，链主企业要当好科创生态的“带头大哥”。当前我国链主企业在发挥这一作用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有哪些具体方法能让它们真正扛起“带头”责任？
汪斌：链主企业作为产业链的核心，既是地方经济的“压舱石”，也是跨区域资源整合的“黏合剂”，但确实面临不少挑战，最突出的是“创新者的窘境”——大型企业容易固守现有技术和商业模式，难以开展颠覆性创新；特别是国企链主，还存在决策流程冗长、容错空间小、与外部中小创新企业缺乏信任接口等问题，导致“想创新却不敢、想合作却难落地”。
破解这些难题，关键在于推进“三重加速”：第一是技术加速，由链主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及上下游企业的智力资源，共同攻关前沿技术，打破内部思维定式；第二是市场加速，链主利用自身渠道与品牌优势，为生态内的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试验田”和“出海口”；第三是资本与人才加速，链主设立产业基金和孵化平台，一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汇聚全球顶尖人才，提前布局未来增长点。
更重要的是构建“链主+孵化器”的协同模式，这相当于为链主与中小企业搭建“风险可控”的信任接口：中小企业可“小批量接入”链主供应链，通过“低风险验证”证明自身价值后，再“逐步放大”合作规模，形成“大企业出场景+小企业出技术+孵化器做服务”的创新共同体，最终实现“以大带小、以小促大”的良性循环。
中国科技信息：您提出上市公司应采用“童养媳”模式进行并购，这一模式与传统并购有何本质区别？为什么您认为它能推动资本市场形成“慢牛”格局？
汪斌：传统并购存在“七七定律”：70%的并购未能实现预期价值，其中70%的失败源于文化融合问题。本质上，传统并购陷入了“收割式”逻辑误区——要么高价收购“10-100”阶段的成熟企业，成本高、风险大；要么盲目跨界并购与主业无关的企业，缺乏协同性，最终往往沦为“割韭菜”的工具。
“童养媳”模式则完全不同，核心是“提前锁定+长期培育”，属于“培育式并购”。它和传统模式有三个关键区别：一是投资阶段聚焦“1-10”的“鱼肚”阶段，而非成熟企业或“0-1”的种子期；二是投入方式以早期股权投资为主，资金需求仅为传统并购的10%-20%，风险更分散；三是强调通过产业加速器长期陪伴中小企业，使其深度融入上市公司生态，提前磨合文化与业务，避免后期并购的“排异反应”。
这一模式可实现三方共赢：上市公司提前锁定优质标的，降低整合风险，开辟第二增长曲线；创业企业获得资金、资源、渠道的全周期支持，加速成长；股民看到上市公司价值依托真实产业协同提升，而非资本炒作，信心不断增强。当越来越多上市公司从“并购收割机”转变为“创新孵化器”，资本市场的信心机制将发生质变，再配合注册制深化与“长钱”入市，A股有望走出“政策牛”“资金牛”的轮回，“慢牛”格局自然水到渠成。
中国科技信息：您建议北京打造“链主之都”，北京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实际的“链主效应”？
汪斌：北京的优势非常突出，它连续十三年成为全球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47家上榜企业总数超过东京与纽约之和，为打造“链主之都”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而言，北京具备四大独特禀赋：
第一，智力密度全国领先，约半数“两院”院士、三分之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聚集于此，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还有中科院等顶尖科研机构技术供给能力强劲；第二，产业生态完备，69家央企、400余家上市公司、115家独角兽企业以及超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形成“大树小苗共繁荣”的创新矩阵；第三，政策与辐射优势显著，作为国家部委和央企总部所在地，政策传导高效，依托京津冀一体化可快速调度区域资源；第四，全球创新联动能力强，中关村示范区贡献了北京三分之一GDP，各类创新主体能便捷对接全球科技资源。
但优势不等于效应，要将静态优势转化为动态“链主效应”，关键还要在于按照“三段论”做好分工：“0-1”阶段，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链主企业合作，为实验室技术提供场景验证与资源支持；“1-10”阶段，引导链主企业牵头建设产业加速器，解决中小企业技术迭代难、市场切入难、生态协同难等问题；“10-100”阶段，通过并购、资本合作等方式，将优质中小企业纳入链主生态体系。同时，我还建议有关部门成立“链主服务专班”，专门协调资源、解决问题，将北京的“总部经济”升级为“生态枢纽经济”。
中国科技信息：科技人才“懂技术不懂市场”是行业普遍痛点，您提出的“师生共创”模式和“大学生企官”计划，如何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
汪斌：这一痛点的本质在于科学世界与商业世界的逻辑差异——科学家追求真理、专注研究，讲究“慢工出细活”；企业家则需直面市场，强调“小步快跑、试错迭代”。强行让科学家转型为企业家，往往事与愿违，这也是许多教授创业失败率高的核心原因。
“师生共创”模式通过清晰的角色分工破解困局：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技术研发与方向把控，无需放弃教职全身心投入创业，降低了机会成本；学生作为创业主体，负责商业化运营，他们年轻、行动力强、对市场敏感，能快速响应需求。这一模式还有两大优势：一是师生间信任基础好，沟通与磨合成本低；二是能激活高校资源，形成“科研—转化—反哺教学”的良性循环。大疆无人机就是典型范例，李泽湘教授提供技术指导，汪涛团队负责市场开拓，实现了技术与商业的完美融合。
但“师生共创”也有短板——学生缺乏产业经验。“大学生企官”计划正是配套解决方案：我们选拔顶尖高校的优秀学生，安排至龙头企业核心决策者身边担任助理，参与战略制定、市场开拓等实战，经过2-3年历练后，回到母校担任“科技成果转化专员”，在师生共创团队中扮演“准CEO”角色。这样一来，既能让学生掌握产业逻辑与商业技能，又可以为科技成果转化输送“既懂技术又通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相当于打通了产学研协同的“最后一公里”。
中国科技信息：您多次提到“耐心资本稀缺”是当前创投生态的核心矛盾，具体来看，我国创投生态存在哪些结构性问题？该如何构建可持续的资本生态？
汪斌：当前创投生态主要存在“三重失衡”，都指向“耐心资本稀缺”：一是国有资本受“短期考核”所困，80%的基金出资人为国有背景，年度利润、保值增值等考核指标迫使其倾向投资“10-100”阶段的成熟项目，不敢投早期创新；二是政府引导基金大多存在审批流程长、基金任期与科技创新周期错配的问题，导致大量资金滞留账上“投不出去”；三是社会资本“缺位”，民营LP出资占比不足20%，而且这一早期投资金额近年还在持续下降。
破解这一困局，我认为，关键在于以“鱼肚理论”为指导，构建“CVC+长钱”模式。首先，以龙头企业的CVC（企业风险投资）为引擎，它们最懂产业，能精准筛选“1-10”阶段的“鱼肚”企业，不仅提供资金，还能给予订单、技术、供应链等全方位支持；其次，联合社保、保险、养老金等“长钱”作为压舱石，这类资本规模大、周期长，与科技创新长周期特性匹配，能承受短期波动；最后，建议资本建立“70%投0-1+30%投1-10”的投资组合，以“鱼肚”阶段的稳定收益对冲“鱼尾”阶段的高风险，实现财务可持续。
针对天使投资，还需从三方面发力：政策上，推行税收抵免与“科技公益”税前扣除，降低投资风险；文化上，设立国家级表彰体系，宣传优秀天使投资人事迹，激发情怀共鸣；生态上，搭建官方对接平台，实现天使投资与“师生共创”“大学生企官”项目精准匹配，提升投资精准度，让更多“有钱人”愿意成为“有情怀的天使”。
中国科技信息：您认为当前孵化器存在“偏离本质”的问题，很多沦为“二房东”。如何让孵化器回归“老母鸡”的角色，真正为创业团队赋能？
汪斌：孵化器的本质是帮助创业团队跨越“死亡谷”，但如今许多孵化器仅提供场地租赁、工商注册等基础服务，缺乏深度赋能能力，根源有二：一是缺乏优秀运营者，很多运营团队缺乏产业经验，无法为企业提供实质性帮助；二是缺乏可持续盈利模式，仅靠租金生存，自然无力投入资源。
真正适合主导孵化器的，是那些实现财务自由的龙头企业高管——我称之为“高管老兵”。他们拥有深厚的产业实战经验，手握客户、技术、供应链等资源，兼具资本实力，能为初创企业提供“经验+资源+资本”的三重赋能，这是普通运营团队难以企及的。
要让孵化器回归“老母鸡”角色，需两大支撑：一是人才激活，鼓励“高管老兵”通过并购成为孵化器大股东，将其资源与经验注入其中，将孵化关系从“房东与租客”升级为“共生共荣”的培育关系；二是制度创新，设立专门的“创服板”，支持以优质孵化器为代表的创业服务机构上市。“创服板”不必追求“大而全”，而应“小而美”，不强调巨额盈利与资产规模，而是看重规范化运营、品牌化发展与稳定现金流。这样一来，既能为创业服务机构提供价值出口，吸引更多顶尖人才与资本进入，又能倒逼行业优胜劣汰，淘汰“伪孵化器”，还能拓宽服务边界——不止于孵化硬科技企业，还可以赋能民生领域创业项目，成为吸纳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平台。
中国科技信息：作为深耕科创领域三十年的“老兵”，您对年轻的科创者和创业者有哪些具体建议？未来您个人还会在科创领域开展哪些工作？
汪斌：给年轻科创者的建议有三点，这些都来源于我从实践中总结的教训：第一是“守初心”，硬科技创业并非“赚快钱”，周期长、难度大，可能要经历多次失败，唯有真正热爱所从事的领域，才能耐住寂寞、扛住挫折，热爱是最深的“护城河”；第二是“会协同”，当今科技创新不再是“单打独斗”，要学会借力——借助链主企业资源打开市场，借助孵化器服务解决运营难题，借助资本支持加速成长，在生态协同中实现共赢；第三是“平衡技术与市场”，科学家不必勉强自己从事商业化，应寻求专业CEO合作；创业者也不能只重市场、轻视技术，要尊重技术规律，避免“懂技术不懂市场”或“重市场轻技术”的极端。
未来我的工作将围绕三个方向展开：一是持续推广《科创经济学》理论体系，向更多政府官员、企业家、高校师生阐释科创生态的底层逻辑；二是推动十篇建言落地，加强与政府、企业、高校的沟通，争取将“链主+孵化器”“师生共创”“创服板”等建议转化为实际政策；三是搭建科创协同平台，通过产业加速器、技术对接会等形式，实现技术、人才、资本的精准匹配，减少“信息差”。作为民建会员，“参政议政、为国献策”也是我的责任，科创这场“长征”需要更多人同行，我将继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编辑：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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