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岗村到塘约村
中华供销总社商业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杨谦
小岗村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我们不能忘记小岗村标志的那个时刻。塘约村是最近随着《塘约道路》的报告文学而一炮走红的贵州安顺的一个贫困山村。这两个典型的中国农村故事虽然跨越了30多年，但是讲述的都是一个主题，即中国农村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贵州安顺平坝区塘约村是典型的山区传统农业村。全村921户3392人，耕地面积4860亩，人均1.43亩，是一个国家二级贫困村。2014年的一场大雨，几乎冲垮了这个小山村，也让塘约人警醒。在安顺市委书记的指导下，他们在七权同确的基础上成立了合作社，实行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以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社员分红的经营方式，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带动全村以妇女为主的劳动力，通过民主决策，科学管理，分工互助，艰苦奋斗，两年时间就实现了从国家二级贫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华丽转身。
塘约现象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全国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正在涌向塘约学习，这反映出中国农村发展到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下一步农村发展的路径。由于塘约现象是从报告文学开始引人关注的，所以很多人学习塘约经验存在着断章取义的现象，这很容易产生误导。例如有些专家把塘约村的成功简单的解释为集体经济的回归，这是值得商榷的。的确，塘约村从发展形态上看，确实是因为实行了集体经济的模式，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在《塘约道路》中，我们也看到作者对集体经济的赞美。但是，塘约村的变化，绝不是简单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作者在书中特别讲到了在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塘约村从七权同确开始，也就是把涉及到农民的各种财产权利先确定下来，然后把这些财产权利量化到合作社中。这部分作者尽管后来着墨不多，但是已经足以让我们理解塘约变化的基础了。也就是说，尊重农民的财产权利，才会有农民对集体的认可。或者可以说，塘约村的实践再一次证明，真正的合作社是以农民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即便把这样的合作社叫做集体经济，这种集体也绝不是一大二公的集体。
所以，在学习塘约村经验的时候，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那就是把塘约村与小岗村对立起来，用塘约村否定小岗村。我认为，塘约村应该是从小岗村发端的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新阶段。从小岗村起步的，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跨越。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没有清晰的产 权边界，也就谈不上市场经济。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中国向农民赋权的开始，尽管赋给农民的权利还仅仅是承包经营权，但是几十年不变的承诺，已经在心底让农民把这种权利等同于产权，从此激发出了无限的经营热情和积极性。因此，以家庭经营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当然，我们都看到了在现实中，双层经营制度逐渐出现了偏差，统的不足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农民分散经营暴露出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尽管2007年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试图引导农民依托专业合作社走上组织化的道路，但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这个时候，塘约村出现了。
我认为，
塘约村的实践不能简单的描述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胜利，更不能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人民公社那样的集体化的胜利。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表述，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忽略了，塘约村的合作社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合作社的成立也是在七权同确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方法。这样一个产权明晰的合作社，与当年的人民公社不可同日而语，也不能简单的贴上集体的标签。它的基础是产权明晰，它的功能是适应市场经济，离开了产权的明晰，离开了市场经济，解读塘约村的变化逻辑就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从小岗村到塘约村，其发展逻辑是一致的，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取得了不同的结果。但无论如何不能用塘约村去否定小岗村。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纲领明确指出，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明确告诉我们要坚定不移的发展市场经济。习总书记在小岗村主持农村改革座谈会的讲话指出，要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多要素联动深化农村改革。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把集体资产确权落到每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上，让他们拥有更多获得感。塘约村农民自发的实践，与习总书记对农村改革的部署不谋而合。
因此，我觉得可以把塘约村的实践归结为几个关键词，尊重农民财产权利，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这就是中国农村要走的道路。塘约村的成功，这三者缺一不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小农仍然占有一定比重的国家，小岗村告诉我们，不赋予农民一定的财产权利，农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塘约村告诉我们，不尊重农民的财产权利，农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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