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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
中央财政继续出资5亿元支持黑土地保护
日前，农业部在黑龙江召开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推进落实会，记者在会上获悉，中央财政在去年安排资金的基础上，今年又安排5亿元试点资金，目前已全部到位。会议要求各省各项目县切实抓好落实，贯彻2016年中央1号文件“藏粮于地”的重大战略部署，力争将耕地地力提高0.5个等级以上，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3%以上，耕作层厚度达到30厘米以上。
去年六月，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启动，近一年来取得了扎实的成效，各地都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制定了细化实施方案和绩效考核指标。各项目县结合本地实际，创新项目机制，重点支持新型项目主体，扎实推进项目对接，各省（区）农业厅土肥管理部门负责试点项目实施，建立专家组，加强技术指导。各项目县就做法和经验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此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试点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即明确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围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和黑土资源永续利用思路，明确以解决“土变瘦了”、“土变硬了”、“土变少了”等问题的黑土地保护目标任务。明确以秸秆还田和增施有机肥为重点，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的保护路径，明确黑土地保护的职责分工，及时解决项目实施中的具体问题，做到项目责任落实到人，项目任务落实到乡村和服务组织，技术模式和措施落实到地块，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会议对今年的试点工作做了动员部署，要求各项目县在实化方案、细化措施、探索创新、专家指导、监管考核、信息宣传上下功夫。去年制定项目方案时，已对3年工作进行了统筹考虑，今年原则上不做大的调整，各项目县要着重探索技术模式、技术规范、操作模式、补贴标准和运行机制，凡是项目实施方案中已经明确的技术措施，都要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探索通过金融、保险、产业政策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县较多的省，可以根据工作需要，确定包县专家，确保技术指导到位。要严格按照确定的项目方案使用资金，杜绝挤占、挪用、套取补助资金，确保在项目完成后经得起审计部门的审计。同时加强宣传力度，打响黑土地保护利用牌子，加大项目盘子，努力做到对上有信息、对外有声音，为项目实施和规模扩大创造良好氛围。
原文链接：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602/t20160229_5032163.htm
二.农业现代化
全球视野下的农业现代化改革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农业现代化”这一大主题。文件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放眼世界，不少农业大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美国：人少量大的“效率”农业
美国农业产量大，从业人口少，这“一大一小”体现的是美国作为现代农业强国的典型特征——生产效率高。美国农业早已告别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美国着力建设“精准”农业，通过现代化农机设备的使用，对土地、种子、农药和化肥等生产资料进行精准定位，不仅节省体力和时间，也避免浪费生产资料，使土壤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为保障农产品销路顺畅，美国还出台了一套以农业合作社为核心的供应链，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农业合作社掌握了当地多年产销数据，统一与食品加工厂、超市、餐馆甚至国外进口商洽谈供货协议。此外，农业合作社具有强大的运输能力，在本地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可帮助农民将产品销往海外。农业合作社还为会员提供融资服务。
此外，美国国会每5年左右制定一次农业法案，详细阐述对农业生产的补贴政策。政府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种形式，直接补贴是根据农民种植农作物种类与面积直接给予少量现金补贴，间接补贴则是提供农业保险补贴和低息农业贷款。
印度：推行三色革命谋农业创新
印度政府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发起“绿色革命”，解决了粮食问题；在70年代发起“白色革命”，解决了奶业问题；在80年代后期大力发展“蓝色革命”，着力开发以海洋渔业为代表的水产养殖业，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其中“白色革命”，迅速提高牛奶产量和消费量，奠定印度作为世界最大产奶国的地位，牛奶年产量达1亿吨，占世界产量的17％以上。
印度的奶牛养殖很分散，大型养殖场很少，主要是农户个人饲养。“白色革命”充分凝聚了印度公私营部门的力量，在运营机制上进行创新。通过完整的牛奶产销三级合作社（村、区、邦）网络，将牛奶的生产、收购加工和销售进行专业化管理。
这种三级合作社网络，以奶农为中心。他们作为合作社的股东，除了牛奶销售的收入，还可以分红，大大提高了奶农的积极性。此外，合作社还配有专业经理人，在牛奶品牌策划和营销方面给予支持。这一模式保证了各级合作社之间建立分工协作、统一协调的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内部竞争，形成了竞争合力和优势。
澳大利亚：重视环保发展绿色农业
澳大利亚在农业发展中严格落实环保责任，强调将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目前，生态农业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种植面积在世界名列前茅。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制定重要的国家环境体系法律；州政府担负环境保护和管理的责任；地方政府（市政府）提供包括废物处理在内的公共事业服务。
由于职责清晰，澳大利亚在农业发展中的环境保护效果良好。以澳大利亚墨累达令盆地为例，该盆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和纤维作物产地。
过去由于过度开采，盐度增加，加上来自化肥、城市和动物等的废水废料污染，水流量降低和水质下降影响了下游城市的生活状况、农业和生态环境，并带来农业、环境和城市之间、上游和下游之间可用水流量的激烈竞争。
为此，澳大利亚成立了墨累达令盆地管理局，实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并建立使用者水资源产权，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水资源交易系统，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原文链接：http://www.farmer.com.cn/xwpd/btxw/201602/t20160229_1184335.htm
三.农村金融
涉农扶贫款成唐僧肉？甘肃列清单堵漏洞
未来五年内全国涉农扶贫款项将继续增加，最终是让中国尚有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然而，来自纪检监察机关的数据却显示，涉农扶贫款正在成为“唐僧肉”。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年6000个亿，通过政府创新融资机制，在涉农投入里应该是力度最大的。但与此同时，“有的资金被贪污浪费”。
2015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贪腐案件中，新农村建设、惠农资金管理等涉农领域的贪污受贿人数达6623人，居各领域贪腐人数之首。
为防止涉农扶贫款的跑冒滴漏，甘肃的做法引起关注。从2014年开始，甘肃省检察机关组织2万余名检察联络员“驻守”基层，盯住项目资金从涉农部门“流出”后的每一步动向。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扶贫办在甘肃召开会议，决定启动为期5年的全国专项行动，打击和预防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行为。
甘肃定西市的一位检察官表示：“要防止扶贫中的贪腐，核心的问题就是信息公开。”
而甘肃信息公开的做法也将成为今后扶贫领域惩治预防犯罪的参考样本。
[案情]
涉农职务犯罪曾一度高发
据悉，从全国检察机关的办案情况来看，与扶贫开发相关的职务犯罪涉及政策落实、资金使用、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和环节，呈现出“蝇贪”、“蚁贪”问题突出、窝案串案突出等问题。
与其他领域相比，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多发生在乡镇站所和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村“两委”人员利用财经制度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到位、扶贫信息不对称等漏洞，通过截留克扣、虚报冒领等方式逃避监管。
在甘肃，近年来中央和省一级投入在惠农扶贫领域的资金每年平均400亿左右。与此同时，涉农职务犯罪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8年到2012年，甘肃共查处涉农职务犯罪1772人，占全省立案总人数的37.9%，尤其是2013年，被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人数占到总人数的44.6%。在某些地方，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7%。
2014年，甘肃省检察院对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结果显示，扶贫资金之所以被贪污挪用，与缺乏第三方监督密不可分。
[监督]
检察官每月下村核对拨款
魏星月是甘肃定西市安定区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从两年前开始，她每月至少要去康家庄村走一趟。这个村子，她“承包”了。
进村后，她先去看看近期要发给困难群众的补贴有没有到位，然后带着镇上的明细表，跟村里的表核对一番，比对两张表里的扶贫项目和资金是否一致。按规定，每笔扶贫款发给了谁、哪家多少都要公示，因此魏星月还会到个别农户家去询问，他们对发放情况是否满意。
自2014年起，除办案之外，甘肃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们都多了一项工作任务。在统计清楚全省各类涉农扶贫政策和款项后，按省检察院规定，直接向县直涉农资金管理部门、乡镇街道和村级组织派出检察机构，同时各确定1名检察警官专门联系协调工作。
这些检察干警负责监督县区各涉农部门向乡镇公开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入驻乡镇的检察官们监督乡镇政府向各村分配的情况；最后再由“承包”村的检察官核对到村款项是否减少，监督这些信息向农户公开。
以定西为例，这个位于甘肃中部、以盛产马铃薯著称的城市共有119个乡镇和1185个村，为保证扶贫款项不被层层扣留，检察院把全市300多名检察干警派驻到每个涉农部门、乡镇和村中。
检察官无法全覆盖，检察院还在乡镇聘请纪检干部、司法人员，在村一级聘请大学生村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作为检察联络员，协助开展监督工作。
在魏星月不下村的日子里，康家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魏仪便作为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他们的照片、电话号码和所有政策、资金发放情况一同被公示在康家庄村村委会的告示栏上。在甘肃，像魏仪这样的检察联络员已有23252人。
[公开]
惠农政策上墙致上访量锐减
46岁的宋宗勇现在习惯每个月都到村委会大院去转一圈儿。他从宣传栏上可以了解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惠农政策，以及发到手的低保是不是这个数。
宋宗勇家里共6口人，上有两位85岁的老人、下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每个月在砖场打工挣的2000元让他入不敷出。按照相关政策和评级，宋宗勇家每人每个月可拿到58元的低保。
去年6月，一场大雨把他家的墙冲倒了。他拨通驻室检察员魏星月的电话，结合自然灾害评定等级，宋宗勇拿到了500元的补偿款。这500元钱，还是村里社员评定出等级的。
康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新川向新京报记者介绍，2015年该村的涉农资金共220万元、33项。每项资金到了村里，村委会先开党支部会议，再开村民代表大会，“会上讨论最近哪家比较困难需要救济，也会说明为啥你家发了200，他家发了400。”
最终确定下来的资金发放情况会在村委会墙上至少公示15天，同时村里还要将内容报送村检察联络室。
所有信息都痛痛快快地上了墙吗？
“原来我们也有公示，但是不准确也不及时，有时怕老百姓上访，公示两三天就撤下来。以前总有老百姓骂我们，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发的，总觉得别人发的比自家多，总觉得村干部动了手脚”，做了多年村支书的李新川称，一开始让所有信息都上墙也有顾虑，但大形势如此，再加上检察院的监督，“我们也被倒逼着这样做了。”
公开带来的变化在上访量中反映出来。2013年康家庄村总共28件上访案件，2014年共16件，上访内容几乎全是补贴、低保的问题。到2015年，该村上访量减少到3件，全都是因为邻里纠纷。
[不足]
人员机构不固定下村难保障
据介绍，在甘肃，每个地区与涉农相关的部门都在15个左右，小县城也有12到13个，此外发改委、财政方面也有不少涉农项目和资金。
要把这些部门的涉农项目和资金数据全部拿过来监督并非易事。定西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炜说：“一开始向涉农部门要数据他们很敏感，有时调不到，因为检察院的职能定位，对方部门在接待检察官时总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被调查。”
甘肃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张泽武也承认，信息公开这件事光检察院一家做不起来。为此，省检察院先给省委写了一份过去5年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报告争取支持，并最先联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后来在全省召开动员工作大会时有15个涉农部门参加，最终慢慢扩大到省直机关22家单位。
王炜表示，公开信息可减少上访情况，也让资金少出偏差，各级领导干部不希望在这方面出事。
采访过程中，多位检察官也透露，目前检察院开展的这一监督工作尚存不足，人员和机构都不固定。“和基层法庭、派出所不同，检察院在基层并没有自己的派驻机构。”
魏星月所在的区检察院公诉科一年要办理200多起案件，这些案件平均分到8个检察官身上，加之有些案件案情复杂，“平时时间很紧张，只能自己协调办案和进村巡回监督工作。”
“希望今后还是将工作制度化、法治化，这样阵地才能稳定”，一位检察官这样认为。
原文链接：http://www.farmer.com.cn/xwpd/dfny/201602/t20160229_1184453.htm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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