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家族信托的十个关键常识

信托，顾名思义，是基于信任而设立的安排。通过“信”字解读家族信托的核心理念：

总结来说，家族信托的有效性依赖于以服务人为根本，诚信为基础，核心结构由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构成，并且考虑多方面的专业、地域文化及人性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家族信托合法、合理且符合人性。

尽管家族信托在市场上热度高，但许多人的认知仍停留在表面，未深入理解其深层次的技术和逻辑。设立家族信托时，有十个关键常识需要高净值人士了解：

税务居民身份决定了个人财富架构的安全性。国际税务透明的趋势使得税务居民身份影响金融账户信息的交换和隐私保护。逃税被视为洗钱，可能影响个人金融账户的安全。

家族信托只是个人财富架构的一种法律形式。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法律形式，如基金会或有限担保公司，而非盲目依赖信托工具。

一般地讲，信托是一个财产法律意义上的所有人受制于衡平法院的限制而为他人创设经济意义上的权利。一个有效成立的信托需要的条件，目前还是基本遵循英国衡平法院1840年在Knight v Knight一案中确立的“三个确定”原则：

• 意图的确定（委托人有明确设立信托的意图

• 资产的确定（要放入信托的资产需明确）

• 对象的确定（信托的受益人必须确定）

简言之，信托是受托人（通常是信托公司）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所有人、履行委托人之意图、为受益人之利益的持有和管理资产。受托人执行的是委托人为受益人利益的意图，但不是委托人控制资产的意图。

设立信托后，资产的法律所有权转移到受托人手中，即资产不再是委托人的所有物。资产保护依赖于正确的法律架构，而不是单纯控制。

许多市场上的“OOO的家族信托”说法反映了人们对控制资产的心理愿望，根据常识3，受托人执行的不是委托人继续控制资产的意图。家族信托是一种法律设置，和委托人并没有依附关系。从法律角度，家族信托的存在不等于委托人对资产的控制。

受托人是家族信托运作的核心，其履行审慎管理责任是确保信托有效的基础。信托运作的核心是通过受托人履行审慎管理责任(fiduciary duty)，来确保受益人利益的实现，任何剥夺受托人决策权的行为，都可能使信托失去其合法性。

资产保护要求严格限制个人的控制权，保留过多控制权会影响资产保护效果。想要资产保护，就必须要对个人之控制欲望进行严格限制。在个人保留太多控制权的情况下，即使资产放于任何架构，可能都是徒劳。普加乔夫案件说明了控制欲望与资产保护的矛盾。

俄罗斯亿万富翁、前“克里姆林宫的银行家”普加乔夫案例中，普加乔夫作为保护人有着广泛的权力、以致整个信托资产被认定为保护人个人资产之组成部分。

普加乔夫对受托人实施隐蔽的控制，而且双方对该控制都有着明显的意图；整个安排只是为真实的所有权架构提供一个掩饰，以使得实际上属于普加乔夫的资产在外观上看起来并不属于他。法官发现在所有的主要时间内，普加乔夫都将放入信托内的资产视为属于他，并有保持最终控制的意图。

普加乔夫设立信托的目的不是将其资产的控制让渡给他人，而是为隐藏其对该资产的控制。其设置的保护人的角色就是为了实现这种控制的目的。最终，普加乔夫设立的五个新西兰信托被穿透、而丧失了任何资产保护的作用。

设立信托并将资产放入其中，并不能确保永久的资产保护。资产保护需要持续跟进和维护，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

财富传承必须以资产保护为基础。没有资产保护，财富传承将存在实质性缺陷。

家族信托在用于家族财富传承的过程中更多只是一个法律工具，其运作的具体完成需要一个有效的生态系统。财富传承需要确定性。家族信托设立法域之法律的确定性、法院的经验和判决的趋势、受托人的经验等，对于家族财富传承都有重要影响。

比如，在郭氏家族信托中，泽西皇家法院判决的良苦用心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于额外资产补偿方案，受托人还没有最终决定，因此并未将该事项向法院申请确认。

但考虑到郭炳湘对资产分配不公的意见，法院认为如果受托人在进行安排额外补偿时能够更多地将香港的物业分给郭炳湘、并争取能够实现三兄弟手上的香港物业尽可能地类似；这将有助于缓解郭炳湘认为资产分配不公的指责。

用资产而不是现金进行额外补偿将更为公平，将香港物业分配给郭炳湘将有助于帮助其改变其由于其美国物业升值较慢、其获得的资产少于其兄弟的感觉。”

在帮助客户进行家族财富安排时，不仅要理解信托的架构、税务规划及资产隔离，还要深入挖掘富人选择信托背后的逻辑。这些专业知识和高道德标准对市场和客户至关重要。

家族信托的从业人员需避免仅凭网络信息进行分析，并确保在分享真实案例时获得当事人许可。必须建立在智慧和高标准的职业道德之上，以赢得市场和客户的信任。

资料来源：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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