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回应转基因作物　我国安全性评价体系全球最严

近日，农业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权威回应转基因领域几大焦点问题。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央对转基因工作要求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即研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新；推广上要慎重，做到确保安全；管理上要严格，坚持依法监管。

　　转基因安全评价是否严格

　　转基因是一项高技术、新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作为农业生产大国，必须在转基因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今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介绍，从全球发展来看，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到2015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已经增加到28个，年种植面积接近27亿亩。转基因技术的推广显著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效。目前，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2015年转基因棉花推广种植5000万亩，番木瓜种植15万亩。

　　转基因技术产生以来，为保障转基因产品安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制定了一系列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标准，成为全球公认的评价准则。依照这些评价准则，各国制定了相应的评价规范和标准。从科学研究上讲，众多国际专业机构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已有权威结论，就是通过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从生产和消费实践看，20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累计种植近300亿亩，至今未发现被证实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因此，经过科学家安全评价、政府严格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表示，只有经过安全性评价的转基因产品才能上市，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安全性和传统的食品是等同的。

　　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相应配套制度的规定，我国实行严格的分阶段评价。从实验室研究阶段开始，到田间、小规模的中间试验，再到大规模的“环境释放”，生产性实验，安全证书申请的评估等5个阶段。“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评价基本上是两种模式，美国模式是对产品进行评估，欧盟模式是对技术过程进行评估，而中国既对产品、又对过程进行评估，此外还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试验和水稻重金属含量分析等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评价体系是全球最严的。”吴孔明表示。

　　转基因大豆都去哪了

　　2015年，我国进口大豆数量为8169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转基因的。为何要进口这么多转基因大豆？

　　对此，廖西元表示，一方面，我国对大豆的需求不断增加，人均年使用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2.6公斤增加到目前的22公斤；另一方面，我国的大豆产量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据测算，我国大豆需求量从1990年的1100万吨增加到2015年的9300万吨。从1996年起，我国成为大豆的净进口国，进口量从当年的111万吨持续增加到2015年的8169万吨。2015年的进口量相当于我国要用6.7亿亩的耕地才能生产出来，这是不可想象的，肯定会挤占其他的作物。因此，进口大豆是难免的。

　　我国进口转基因大豆也是由世界大豆生产贸易决定的。2014年全球大豆种植面积约为16.5亿亩，其中转基因大豆约为13.6亿亩，占82%左右。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比例为95%，阿根廷、巴西几乎全部种植转基因大豆。所以在全球大豆贸易中，主要是转基因大豆。同时，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总量占世界贸易量的70%，但只占世界生产量的30%。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转基因大豆还是在国外消费。

　　对于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廖西元指出，凡申请我国进口安全证书的，必须满足四个前置条件：一是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已经允许作为相应用途并投放市场。二是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经过科学试验证明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无害。三是经过我国认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检验机构检测，确认对人类、动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不存在风险。四是有相应的用途安全管制措施，批准进口安全证书后，进口与否，进口多少，由市场决定。

　　此外，廖西元说，国外人也吃转基因食品。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豆生产国、贸易国，大豆年种植面积5亿亩左右，产量1亿吨左右，他们的出口量是6500万吨左右，国内自用消费3500万吨左右。

　　市场上有哪些转基因产品

　　我国在推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安全评价和安全管理，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时，按照非食用、间接食用和食用的路线图，首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是口粮作物。充分考虑产业的需求，重点解决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比如说抗病、抗虫、节水抗旱、高产优质等瓶颈问题。

　　近期网上流传一首名为《转基因识别指南》的顺口溜，指出我国小麦、水稻、水果蔬菜等很多都是转基因食品。对此，吴孔明明确表示，网上传播的像小麦、水稻、水果、蔬菜和番茄、大蒜、洋葱、紫薯、土豆、彩椒、胡萝卜等，其实都不是转基因品种。转基因小麦可以说在全球也没有商业化，水稻是很多年以前伊朗曾经宣布商业化，其他国家也没有规模化的生产。水果中，美国抗病毒的李子有过小规模的种植，其他品种从全球的角度也没有规模化种植。

　　廖西元介绍说，到目前为止，我国批准投入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两种，一是转基因抗虫棉花，二是转基因抗病毒番木瓜。此外，我国还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包括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甜菜。在我国，商业化种植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进口安全证书的品种还需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二是主要农作物还需要按《种子法》的规定通过品种审定。当然，即使是非转基因作物的品种，也得通过审定才能种植。三是种子生产经营者还需要经过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意才能生产经营。基于我国现有转基因大豆、玉米、水稻研发状况，以及产业需求，我们目前还没有批准商业化种植。

　　“是否是转基因农产品只能通过基因检测。像转基因的抗虫棉花，可以从虫子的危害上看出区别，真拿出种子，人是看不出来的。转基因农产品和常规育种农产品在外表和颜色上没有区别。”吴孔明说，对于任何一个农作物的品种，其实在自然界也都是多样性的存在。比如过去很多人没有见过紫薯，就说它是转基因的，其实不然。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没有见过，就说它是转基因的，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coop.gov.cn/HTML/2016/04/14/106269.html

二.产权交易

合理选择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运营模式

日前，伴随着农村“两权”抵押政策的出台，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发展迅速，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运营模式方面出现了不同选择。综合各地情况，我们梳理并总结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三种运营模式类型，即社会资本运营型、国有资本参股型、政府部门运营型三种运营模式。

社会资本运营型是指产权交易市场完全由社会资本投资、运营，政府在市场运营中履行监管职能。主要优势在于利用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的同时，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公共服务供给上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该模式存在的隐患在于，社会资本控股下的公司，以产权交易平台作为信息收集途径，形成产权交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通过垄断信息实施资本运作获得利润。这种操作将破坏市场公平，影响市场运营秩序，降低产权市场运营效率，对此问题，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和必要的监管措施。

国有资本参股型是指产权交易市场由国有资本按一定比例出资，市场化运营，政府在市场运营中同样履行监管职能。主要优势在于资本强大、信誉度高，整合资源能力强，有利于吸引各种要素资源进入平台进行交易。该模式运营的主要难题在于如何找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既能保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又能使社会资本获得应有回报。从全局和长远来看，该模式既能较好承担起农村产权市场的交易任务，又能对交易内容和项目进行准确把握。

政府部门运营型是指由政府部门主导建设、运营和监管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市场。该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公益性强，政策发布有一定的权威性，对产权交易主体保护力度大，覆盖面广，整合能力强，协调产权交易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该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政府投资、运营、监管“三位一体”，容易造成效率损失。

从实践来看，大部分地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由政府部门运营，处于发展初期，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可交易的资产量规模较小，无法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同时，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资产较多，产权交易相对活跃，多数采取社会资本运营型和国有资本参股型模式。

为了推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健康快速发展，比较各类运营模式，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厘清政府与市场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中的边界。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中，政府应负起监管责任，当好“裁判员”；市场应作为运营主体，扮演好“运动员”角色。

2.着力加强政府监管，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监管职能，中央政府着力做好监管的顶层设计，特别是应该制定监管的标准、规则、指导意见，为地方政府实施监管提供政策依据；地方政府应主要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运营中加强业务监管，保证产权交易在公正、公开、公平的环境中进行，同时严格产权交易内容的信息保护。建议监管机构设置在农业部门。

3.鼓励不同模式的交易平台共同发展，优势互补。原则上鼓励各地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环境、交易品种、交易规模，因地制宜进行选择。

原文链接：http://szb.farmer.com.cn/nmrb/html/2016-04/15/nw.D110000nmrb_20160415_2-03.htm?div=-1

三.农资改革

玉米不能成为第二个“大豆”

实行了9年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取消之后，价补分离的新机制如何建立？农民收益如何保障？

　　“上游注水过高，下游产业就没法发展了。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对整个产业链是利好消息。”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系主任倪国华分析说，玉米价格长期处于世界“高地”，扭曲了包括玉米加工、生猪产业等市场，也对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造成影响。

　　通过市场化改革把整个玉米产业链搞活之后，既扩大社会整体需求，还会把一部分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生产者挤出去，让真正有优势的种植户留在市场中，这有利于提升玉米产业的竞争力。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形成玉米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他估计，玉米种植面积的缩减情况，将会在2016年玉米季之后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

　　然而，玉米价格下降，对农民收入和国家粮食安全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东北玉米跟着国际市场价格走，玉米价格可能要降到0.7-0.8元的区间。”李国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玉米种植户难免要承受一部分损失。“玉米价格还得往下走。”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秀东也持相同的判断。

　　“重要的是，要给农民一个出口，让农民有更多选择。”李国祥提醒说，不种玉米之后种什么，要有充分考虑。同时也要防止国际价格波动、低温自然灾害等多重波动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冲击。

　　而对于补贴的发放，李国祥特别强调，补贴的金额要让农民种粮不吃亏，种粮积极性不受打击。补贴发放方式必须认真考虑，这里面有很多复杂因素。“财政补贴的资金只能以承包地登记面积为依据进行补贴，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地方的实际种植面积远远超过登记面积，据东北某地反映，个别地方实际种植面积可能比登记面积超出40%。”李国祥说，种粮大户的土地是流转来的，有土地的不种粮，种粮的没土地，补谁不补谁，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现实难题，要避免补贴发放引发矛盾。

　　关于补贴方式上，倪国华也指出，按面积补存在开荒地、测不准等现实问题；按产量补又难以避免出现“转圈粮”的问题；而直接按照粮食直补的方式，虽然易操作，但是在保障种粮积极性上可能出现偏差。他提出，要综合考虑各种补贴方式的优劣，既要防止财政走入“烧钱的悖论”，也要防止价格巨幅波动导致农民的更大损失。

　　“补贴太低，起不到保障农民利益的目的；补贴太高，又会成为国家财政包袱。”玉米不能成为第二个“大豆”！在王秀东看来，玉米新政之后，仍需要一揽子的配套政策措施。

　　“政策要有弹性，要充分考虑到东北农业生产的现实情况。东北大部分农机都是跟玉米配套的，种其他作物相关社会化服务跟不上来，农民短时间内是绕不过这个弯的。”王秀东说，对于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手段，不能只看到改革的必要，而看不到现实困境。

　　王秀东建议，要以种植合理成本作为补贴标准，尽量保证农民种粮不亏。最好是把出路想在前面，把各种困难都考虑进去。

原文链接：http://www.farmer.com.cn/xwpd/btxw/201604/t20160415_1198519.htm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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