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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前沿]海外直接投资:学会“两栖”

[资本前沿]海外直接投资:学会“两栖” 广州华勋律师事务所
2016-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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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导语塔什曼等最早提出“两栖性”(Ambidexterity),认为管理者必须将组织引向两栖的状态,既能渐进地


导语
塔什曼等最早提出“两栖性”(Ambidexterity),认为管理者必须将组织引向两栖的状态,既能渐进地改良,又能实施突破性变革,这样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成功。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海外直接投资。

海外直接投资 (FDI) 分为两种:利用型FDI和探索型FDI。

利用型FDI的特点是:应用企业在东道国形成的既有资源和能力,在投资国更多的是追求利润和市场扩张(如降低成本、扩大市场);探索型FDI则注于创造新资源和新能力的投资,目的则是强化企业的原有竞争优势或在新市场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有研究表明:利用型FDI,自项目实施后第1年中,平均可为跨国企业创造16.3%的超额回报,但在第2年中,则只有13.7%;而探索型FDI,其第1年的回报不显著甚至为负值,第2年平均可为跨国企业创造30.8%的回报。

|王凤彬: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阳: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讲师

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 (FDI) 越来越活跃,中国的大型企业已经逐步成长为跨国企业。对于跨国企业来说,经常面对是否应该投资某个项目的决策。虽然每个企业都有一套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项目选择标准。但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这些流程和标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战略和哲学高度思考企业海外投资战略和组织发展。为此我们引入两栖的概念。

我们将海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种:利用型FDI和探索型FDI。利用型FDI主要特点是:企业在投资国应用企业在东道国形成的既有资源和能力,更多的是追求利润和市场扩张(如降低成本、扩大市场);探索型FDI的主要特点是:企业专注于创造新资源和新能力的投资,目的则是强化企业的原有竞争优势或在新市场获得新的竞争优势。不难看出,这两类FDI适用于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情景,互有优劣。不同的企业根据不同的内外条件可能选择不同类型的FDI。从长期来看,两种类型的FDI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投资回报。

FDI:“探索型”与“学习型”的回报差异

在讨论投资回报时,任何企业都要知道并且区分:FDI项目产生回报的时点 (timing)是近还是远,是快钱还是慢钱,是杀鸡取卵的买卖,还是源源不断的摇钱树?这是决策中有关时长(duration)的思考与分析。

跨国企业FDI的收益可分为经济和行为两种。

经济收益上,跨国企业FDI可获得三方面的优势:通过规模扩张,形成更强的市场势力;通过内部技术、知识和能力的跨界传递,避免技术授权、特许经营所附带的市场失灵问题;将价值活动配置在合适的地点(价值洼地),以更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来实现低成本,如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地。

经济收益易衡量,直接反映为企业的绩效结果,如销售收入的增加或成本的下降。

行为收益上,伴随着海外子公司的创新、无形资产的逆向转移,跨国企业得益于嵌入整体的网络外部知识获取与创造,以及内部全球网络节点之间的知识交换与整合,企业专有优势逐渐得到培育和提升。

但行为收益衡量困难,且回报周期更长,风险也更大,需要持续的投入和足够的耐心。

1展示了两类FDI价值实现过程的差异。

利用型FDI为跨国企业带来的好处主要在经济利益方面;而探索型FDI的收益则主要是行为收益。

利用型FDI虽然回报较快,但是回报通常难以长期持续。

因为利用型FDI的核心机制是模式复制。这种机制仰赖已有的专有优势进行跨境开发利用,或提升效率,都借助于套利地调用地理分散的各种要素,以降低成本、提高收入和利润。然而,一旦全球竞争者涌入,利用型FDI的价值会减少,甚至会因为核心技术的更新换代而转瞬消失。纯粹的利用型FDI会使企业逐渐陷入衰颓,短期价值的促生要素,转而成为长期价值恶化的制约要素。柯达、诺基亚等面临的崩盘生动诠释了此弊端。

探索型FDI带来的回报虽然风险大、周期长,但是,带来的是远期、长效的价值。

首先,海外子公司或研发机构产出创新成果,与母国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整合之后,才能真正发挥所投资产的价值。尤其,如果跨国企业以在发达国家并购等方式获得战略性资产,由于制度距离、组织文化等的差异,其逆向的知识吸收与整合需要较长的磨合过程。其次,把探索成果——构建或提升企业的专有优势——运用到实际业务中,也需假以时日。另外,探索型FDI收益实现的等待期内,跨国企业往往还需支付高额的前期投入,如并购重组成本的摊销等。因此,探索型FDI实施后,短期内往往给跨国企业带来负现金流。然而,这种投资具有路径创造的特性,可使企业扩大既有的知识基础,防止陷入能力陷阱和组织惰性中,提高未来生存发展的能力。

我们的研究发现:利用型FDI,自项目实施后第1年中,平均可为跨国企业创造16.3%的超额回报 (Buy andHoldAbnormal ReturnBHAR),但在第2年中,则只有13.7%;而探索型FDI,其第1年的回报不显著甚至为负值,第2年平均可为跨国企业创造30.8%的回报。


学会“利用”和“探索”两栖

过多利用型FDI就会变成鼠目寸光、竭泽而渔,过多的探索型FDI则可能是不顾死活的豪赌。那么,摆在管理者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利用和探索?

塔什曼等最早提出两栖性”(Ambidexterity),认为管理者必须将组织引向两栖的状态,既能渐进地改良,又能实施突破性变革,这样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成功。

过往研究发现,利用型FDI战略能促进渐进性创新和眼前销售收入的增长,探索型FDI战略能促进较大程度的产品和流程创新,但两者单独使用对企业平均销售收入增长不显著。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如探索型和利用型FDI相对均衡,则企业的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最佳。

不同类型的FDI项目之间具有潜在的整合优势,所以同步推进两类FDI是有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企业应该是两栖的,应能均衡发展两类FDI,以创造更高的公司价值。

跨国企业均衡发展两类FDI,会因为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而更好地利用实体或隐形资产。

首先,两种类型FDI具有潜在的强互补性。当跨国企业均衡推进两类FDI时,短期内,利用型FDI产生的利润可用于支持、补贴探索型FDI的实施。这反映在资源的运用上,两类FDI均衡发展将提高跨国企业内部实体资产的使用效率,进而催生相应的互补效应。所以,彼此相异的FDI要同时并存。

其次,经由探索型FDI所获得的战略性资产,通常表现为无形资产,如新技术、营销技能、知名品牌等。这些战略性资产在培育或获取后,逆向向母公司及旗下其他子公司转移,将有助提升整体竞争力。尤其是跨国企业通过对各地知识的吸收和整合,还可能产生熊彼特式的创新,实现对无形资产更加有效的开发与共享。因此,均衡发展两类FDI能为组织带来协同价值。

当然,为了取得上述两种效应,跨国企业需要形成促进两类FDI互动的两栖动态能力,以确保在地理上分散的利用型FDI和探索型FDI之间的异质性资源得以协调和整合。为此,跨国企业母公司在针对特定技术的全球整合过程中,需要扮演中枢(Hub)的角色:接收探索型海外子公司逆向转移而来的技术;将该技术融入到母公司及其附属本土子公司的技术体系中,通过组合创新而形成新的技术;将形成的新技术传递给利用型子公司。这些流程是协同效应产生的基础。

但是,这些流程也将产生某些额外的成本支出:一是直接运营成本的增加,如总部需配置专职联络与协调职位、配备专人负责技术转移的协调,甚至可能需要设置专职的整合人员来负责多方面来源技术的重新组合;二是间接成本的增加,此乃母子公司的日常运营因可能受到干扰因素影响而产生的隐性损失。这就意味着,跨国企业谋求FDI两栖性,可能会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跨国企业管理者必须以全局、长远的眼光对这种成本收益比进行权衡,持续地构建探索与利用交互的管理流程。而且,只有当这些流程固化之后,才能真正成为两栖动态能力,投资收益才会有大的提升,异质组合的协同效应真正凸显。

低技术行业更宜“两栖”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低技术行业,跨国企业对利用型FDI和探索型FDI的有机平衡程度越高,公司的价值越大;但高技术行业未表现出同样的特征。

这可能是因为,技术密集程度越高的行业,技术变革越频繁,市场变动越大。这种变动降低了企业通过探索型FDI获取战略性资产、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成功几率。与此同时,高技术行业频繁的技术变革也缩短了利用型FDI价值持续的时长。结合这两点,使得利用型FDI的短期超额回报创造优势、探索型FDI的长期超额回报创造优势,在高技术行业消失了。

进一步地比较,低技术行业的环境相对稳定,探索与利用二元整合的流程也相对确定,是一个线性的渐变过程。企业较容易通过经验积累、持续地小幅度变化将其惯例化,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两栖动态能力。

因此,通常的理性投资者不会对高技术行业中均衡发展两类FDI的两栖做法给予积极的评价。(文章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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