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件真相远比表面热议更复杂。从已公开的裁定书与多方法律专家的分析看，此案与其说是“击穿信托”，不如说是对“信托财产合法性”与“司法程序正当性”的双重检验。
信托资产被直接执行
在（2023）苏0602执6286号之一裁定中，法院列明崔某的信托资产为“委托第三方保理的家族信托基金”，并将其直接认定为“存款”，纳入执行范围，用于向华润医药退赔。这笔资产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家族信托”，引发诸多疑问。
据21世纪经济报导调查，该笔所谓信托基金可能并非由持牌信托公司依法设立的标准信托产品，而是挂名为“家族信托”的私募资金池或保理资产计划，属于“伪家族信托”的典型形式。本质上更接近于资产管理或委托理财，缺乏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隔离机制。
信托制度是否被击穿？
根据《信托法》第15至17条，信托财产应与委托人及受托人的其他财产相互独立，原则上不得因个人债务被强制执行。但法律也规定了若干例外情形，例如财产担保、信托债务或依法应缴税款等。
此外，若信托设立本身违反法律，例如信托目的违法、财产来源不当、或设立过程不符规定，依据《信托法》第11条，该信托可被认定无效，相关资产则可能不再享有信托隔离保护，成为可被执行的对象。
本案争议在于，法院未明示启动认定信托无效的司法程序，也未对信托关系进行实体审查，便径行扣划信托资产，引发程序合法性的质疑。多位学者指出，即便涉及刑事执行，也应通过独立诉讼或审判程序，确认信托财产归属与效力，而不能让执行裁定本身取代实体审理。
“伪家族信托”暴露制度风险
家族信托在中国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过去部分所谓“家族信托”实为“自益型”专户理财，资产来源审核不严、委托人与信托财产混同、受益人设置模糊等问题较为普遍。这类设计既无风险隔离效果，也容易沦为逃避债务或隐匿财产的工具。
例如本案中所谓“委托第三方保理的信托基金”，在法律性质上极可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信托安排。正如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韩良所言，“伪家族信托”常见三大特征：一是委托人自益；二是财产来源不明或违法；三是资产配置风险极高，信托形式仅为掩饰。
刑事执行的法律边界
也有观点认为，刑事案件中对犯罪所得进行“价值追缴”，属法律允许范畴。若原物无法查明，则可对等额合法财产进行替代追缴。然而，这一原则的适用需格外审慎，尤其当涉案财产标示为信托资产时，应避免损害信托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法大学信托法研究中心主任赵廉慧指出，若混同行为发生于犯罪事实成立后，且涉案人故意将非法资产置入信托，则可认定整体信托设立行为无效。但前提仍是司法审查程序的正当启动，而非执行程序中一纸裁定简化处理。
案件启示
｜信托仍具价值，程序需规范
尽管本案引发争议，但大多数专业人士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信托制度失效。信托制度设计依然具备高度法律逻辑与资产保护功能，重点在于依法合规设立、规范运行与明晰权责。
对于高净值客户而言，家族信托依然是实现财富保值、风险隔离、代际传承的重要工具。但设立前必须确保财产来源合法、信托关系清晰、受托人专业独立、架构具备透明度。否则，“信托”二字恐怕只是伪装，难以承受法律与风险的双重压力。
结 语
“家族信托被击穿”的表述在法律语境中应保持审慎。从南通案的本质看，这并非信托制度的全盘失效，而是一场针对“伪信托”与资产合规性的制度筛检。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程序正义与法律边界不可逾越，信托制度的信任基础，来自合法设立、专业管理与法治保障的共同维系。
对部分高净值家庭而言，此类事件也促使他们重新思考境内与境外信托的选择。相比之下，一些境外司法辖区如香港、新加坡、库克群岛等地的信托制度建立在更完善的普通法系基础之上，具有法律架构清晰、财产隔离稳固、判例丰富、程序保障严密等优势，对于追求财产隐私保护、跨境传承与风险隔离的家庭更具吸引力。
然而，设立境外信托并非万能解方。若财产来源不明或存在刑事风险，即便转移至境外也可能面临跨境执行与信息交换等问题。合规与合法仍是所有财富保护规划的核心前提。
因此，无论是选择境内还是境外信托，信托的设立应回归本质——为了实现家庭的财富保护、责任治理与代际传承，必须建立在透明、合法与制度化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家族信托才能真正成为抵御风险、穿越周期的制度工具，而非在风口浪尖上的法律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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