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家印案，看离岸传承的边界与正道

2019 年，恒大仍处于扩张高峰，报告显示营收超过 6,000 亿元、净利润逾 400 亿元。就在此时，许家印与丁玉梅在美国设立了一支约 23 亿美元的家族信托基金，指定两名儿子为受益人，并设下「只能领收益、不得动本金」的条款，本金留给第三代孙辈——意在打造一个跨世代的财富堡垒。

然而，法院最终确认该信托的实质控制权并未真正移转。信托受托人并未独立行使管理职责，使架构沦为形式安排。

更严重的是，根据中国证监会后续调查，恒大早在 2017 年便存在虚增业绩、提前确认收入等造假行为，债务高达 1.97 兆元。许家印在公司危机显现后仍突击转移资产至海外信托，法院因此认定该行为属「欺诈性资产转移」。

法官在判词中强调：「债务人不能一边拖欠购房者与工人的款项，一边利用信托为家人保留巨额财富。」这句话，成为法律穿透信托结构象征性的脚注。

香港高院此次裁决的核心，建立于三项法律原则：

1. 实质重于形式：若委托人仍能支配资产，即使法律文件再完备，信托仍属无效；

2. 反欺诈优先：若信托设立目的在于逃避债务或隐匿资产，法院可撤销其效力；

3. 弱者保护：法律将优先保障被拖欠薪资、预付款与供货商债权等普通债权人。

这三条原则的执行，使信托制度回归到「诚信与责任」的原点。信托从来不是逃避法律的盾牌，而是一份受监管的信任契约。

2023 年，新加坡高院在张兰案中裁定其家族信托无效，原因同样是设立人保留对资产的最终控制权，受托人形同虚设，最终债权人得以冻结并接管其海外房产。

两案异地而同构：

• 设立时均处于企业财务风暴前夕；

• 设立人皆保留实质控制；

• 架构外观合规，内部却违反信托独立原则。

对法律而言，这些行为的实质不在于「信托」本身，而在于「控制权未让渡」。控制欲，是信托的最大毒药。

许家印案并非孤例，而是全球监管环境变化的缩影。

截至 2025 年，参与《金融帐户信息自动交换标准》（CRS）的法域已逾 120 个，离岸帐户与信托架构的信息透明度大幅提升。各地税务与监管机关可透过自动交换机制获取跨境金融帐户数据，信托保密性大幅下降。

同时，多个法域于 2024 年更新或明确指出：任何可疑的资产转移行为，一向可被法院以「欺诈性转让（fraudulent transfer）」撤销。近年跨境信托案件的增多，也促使各地法院在适用此原则时更加严格，强化了对突击转移资产行为的审查与追溯。

在此背景下，中港两地法院的协作，使跨境执行与冻结令成为常态。截至 2025 年 10 月，恒大清盘人已接管许家印七个境外账户，并冻结丁玉梅于伦敦购置的 33 套房产。前高管夏海钧也因未履行披露令而遭追查。全球协同调查的展开，象征离岸信托正由「避风港」转向「合规监管」的新战场。

然而，离岸信托并非原罪。真正合规设立的境外信托，在全球资产管理中仍具无可取代的价值：

1. 法制成熟与法律保障：开曼、库克群岛、新加坡、泽西等地均有完善信托法与判例体系，保障受益人权益并防止任意侵害；

2. 资产隔离与稳定传承：合法设立的信托可有效将家族资产与企业风险分离，确保财富跨世代延续；

3. 跨境税务与投资灵活度：离岸信托可协调多法域税制，提升全球资产配置效率；

4. 治理透明与专业托管：由持牌受托人管理，并设监察人制度，确保资产运作符合设立人意愿；

5. 慈善与公益结合：许多家族透过信托设立慈善基金会，如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实践社会责任与永续使命。

境外信托的真正优势，在于「合法、放手、透明」。唯有遵守法治精神，它仍是当代家族治理与财富传承的中枢制度。

许家印案揭示的，不仅是法律对欺诈转移的审判，更是对「信任」二字的警醒。

真正安全的家族信托，必须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

• 诚信的设立目的：确保资金来源清白，并以家族治理与公益为长远目标；

• 透明的权力架构：委托人让渡控制权，受托人独立运作，监察人与受益人权责分明；

• 专业的制度监理：由合格受托人与律师团队持续监督，防止信托被滥用。

  
  

在法治趋严与全球透明化的时代，信托不应被视为「隐匿的工具」，而应回归为「治理的制度」。

 合法合规的境外信托，仍是财富保护与传承的基石；反之，任何试图利用信托掩饰不当转移的行为，终将在法律前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