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澳自贸协定，澳大利亚国内最大的争议在于劳工问题。工会担心自贸协定会带来华工的大量涌入，冲击澳洲本土的就业机会与薪资水平。
不可否认，争议与分歧的确存在，且有时还表现得相当激烈：如澳大利亚前总理、执政的自由党前党魁托尼·阿博特，曾痛斥工党攻击中澳自贸是“种族主义”；自由党政府近期更是花费数百万澳元推出力挺中澳自贸的电视广告，广告中甚至毫不掩饰地抨击反自贸的工会是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者，是怪物。凡此种种，都令关心中澳自贸的人士，担心中澳自贸协定的前途。
澳式政党政治
其实，在纷乱的表象之下，是澳洲政坛的主流博弈。我们必须回到最为根本的层面：那就是澳洲的政党政治。
在当前澳大利亚政坛，最有影响力的三个政党，大致代表着三个阶层的利益；甚至，可以说，一部澳洲政党史，就是这三个阶层在宪政框架下的博弈史。
澳大利亚的政党轮替，基本在工党与联盟党之间进行，类似美国的自由党与民主党。不过，与美国的两大党不同，澳洲政党的阶级属性相对更为鲜明和突出。在国家治理方面，简单而言，工党更为注重“分蛋糕”，澳洲的很多福利措施都是工党执政时推出的；而联盟党则更为注重“做蛋糕”，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超过对福利分配的重视。
劳工问题与中澳自贸
围绕中澳自贸谈判所产生的分歧甚至对立，正是澳洲特色的政党政治的博弈。
中澳自贸谈判，始于2005年，那时执政的是霍华德领导的联盟党政府。2007年，工党在陆克文率领下，赢得大选，也接过了中澳自贸的谈判。自此到2013年，工党执政6年，但中澳自贸谈判一直难有进展，其主要障碍是工党政府无法突破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国有企业，二是劳工问题，后者尤其是重点。
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成为影响澳洲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但是，劳动力成本事关劳工阶层的无数个体的切身利益。在选举政治下，试图对这个庞大群体的利益进行任何制约，都将是政治上的冒险行为，尤其是依赖劳工阶层选票的工党。“咱们工人有力量”，确切地说，“咱们工会有力量”，如果失去了工会的支持，对于工党尤其是工党的政治家们而言，无疑是政治自杀。
于是，对于执政时期的工党而言，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是高企的劳动力成本壁垒，阻滞了经济的发展，令外来投资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发展减速、经济结构调整等给执政者带来的巨大压力。工党先天的阶级属性，与其执政的“当家人”压力，给工党摆下如何平衡的难题，这不仅涉及效率与公平，也涉及如何兼顾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中澳自贸谈判的长期停滞，与工党自身的纠结处境，有着极大的关系。
相对而言，联盟党在这方面就没有如此多的政治包袱。2013年，联盟党赢得大选、实现政党轮替，中澳自贸谈判的进度大大加快。这背后，除了联盟党本身有着“做蛋糕”倾向之外，也受制于澳大利亚所面临的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
矿业已经难以继续发挥支柱产业的作用，加快发展农业将成为切实可行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出口却一直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基础设施不足，无论是通往农产品生产地的公路、铁路，还是通向国际市场的港口及仓储设施等，都严重滞后，而依靠本土投资难以完成如此庞大的基建。二是自贸协定的缺位，尤其与最大市场中国的自贸协定的缺位，导致农产品在关税壁垒前无法与主要竞争对手抗衡。如竞争对手之一的新西兰，因与中国早已落实自贸协定，其红利之一就是农产品零关税出口中国。三是同样因为自贸协定的缺位，导致有意向来澳投资农业、开发农地的华资企业，因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关税成本等因素而却步。流通成本、关税成本、劳动力成本，成为压迫澳大利亚农业的三座大山，而解决之路只有尽快签订中澳自贸协定。
如果澳洲政府在执行和中共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时不保护本国劳工市场，将“实质上在移民法上放弃自主权”，引发大量中国廉价劳动力进入澳洲，给澳洲工人的工资和工作环境造成下行压力。
议会已经开始关于是否批准澳中自贸协定的问题展开了辩论，焦点就是是否应该允许大批中国工人通过457签证和打工度假签证进入澳洲工作。工会组织通过阿德莱德大学的Howe博士抛出一份报告：认为子贸协定将损害澳洲工人的利益。照目前情况来看，最后批准的协议在对中国人的457签证和打工度假签证细节上会有缩水。
虽然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捍卫者们声称澳洲公司必须依法雇佣中国来的劳工，澳洲政府的法规也要求劳动合同必须经过劳工市场检验，但是报告认为，这些措施都不足以保证中澳自由贸易的实施不会给澳洲的劳工工资、工作条件和劳动标准带来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