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 银行转型 VS 供给侧改革

“银行转型 VS 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应如何开展？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个案。20世纪80～90年代，许多国家及经济体尝试以供给侧改革摆脱危机或经济滞胀问题，各经济体采取不同的方式与政策，由此带来了不同的改革结果，回顾并分析这些成败经验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纵观历史，供给侧改革通常在经济滞胀、需求侧刺激无效的情况下被实行。不仅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要素增长乏力或衰退，供给侧的劳动力、资本、生产效率及创新也面临增长停滞。

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提出撬动供给侧要素的五大手段：

减少政府干预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调整错配的经济结构；

减税减负鼓励企业创新转型；

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建立人才储备长效机制；

控制货币供给；

避免过度通胀。

此外，从各国改革的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出，改革的成功还需要一项手段，即打破金融约束。因此，波士顿咨询基于这五大手段分析了美国、德国、日本的系统化供给侧改革案例，并通过分析日本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阐述了不当的供给侧管理可能带来的问题。

从国际改革经验和效果来看，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包括：

是否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回暖，是否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其中，长期的视角更为重要。而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健康、可持续，则要看增长是否以市场为主导，是否由创新驱动。

里根供给侧改革

盘活存量，激活流量，奠定25年长期繁荣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和1967年约翰逊伟大计划，都不断从需求侧刺激美国经济。在这些改革中，政府主导的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一定效果，虽在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积累下了巨额财政赤字，引发了持续通胀，并且导致资源严重向政府主导的投资倾斜，对民营资本产生挤出效应，拉低了整体生产效率，最终引发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长期经济萧条。里根上台时面临31%的财政赤字、13.5%的高通胀率、7.2%的失业率及GDP负增长。

在需求侧刺激失效的背景下，里根于1981年颁布新政，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减负、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具体措施包括：

 减少政府干预：订立针对管制机构决策行为的5条政策原则，明确要求所有新的管制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保证各项管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收益；成立由副总统领导的放松管制特别小组，订立指导方针，并复审行政机构提出的主要管制计划，评估行政机构已经发布的规章条例。

 减税减负：针对企业制定提升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减税政策，包括降低13%的企业所得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简化分类、给予投资纳税优惠、添置研究设备减税6%、增加机器设备减税10%、降低小公司利润税率等具体措施。针对个人降低个人所得税23%，同时降低资本收益税、利息税率及遗产税率等，提升个人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以求在减税的基础上实现财政平衡。

 控制货币供给：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稳健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提高进口量，稳定物价，倒逼国内竞争。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里根新政看似未在人力资本投资和解放金融约束上采取改革手段，实则因为此两项政策已在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伟大计划时期开始实施，同时里根新政中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政策也间接推动了金融行业的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

里根供给侧改革从成果上看，短期促使经济回暖，抑制了通胀，增加了就业，所有经济阶层的实际收入都有所提高；长期带来了由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奠定了美国自1983年开始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

从微观层面来看，其放松管制、加强自由竞争、提高进口、减负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为美国的产业格局带来极大改变，农业与传统制造业受到冲击，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及金融行业获得高速发展。

德国理性供给侧管理

适当干预、夯实实体、稳定物价，成就欧洲第一经济体

德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奉行“坚持制造业立国，财政平衡，适当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催生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德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又进一步导致资本与技术外流，失业率高企至12%。东西德合并导致整体收入下降，内需不足，加之汇率过高带来出口乏力，最终导致产能过剩。1988～1990年，作为制造业大国兼出口大国的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 732亿马克，通胀超过联邦银行2%的警戒线，到199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德国GDP增长率跌至1%。

面对德国经济空壳化、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增长衰退的局面，德国政府采取理性供给侧管理，以减税减负、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调整经济基本面，撬动供给侧四大要素。与此同时，政府不忘在需求侧同步进行理性管理，通过官方贬值拉动出口，以低汇率为其经济支柱的广大中小制造企业树立坚强后盾。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

 减税减负：1986年开始税制改革，对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免征营业税；将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政府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 人力资本投资：第一，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保障，理论学习在高校，实践培训在企业，高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学生的责任，保证学生毕业即可上岗，鼓励企业对学校进行投资、捐赠，并予以减免和抵扣税收的奖励。

第二，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开雇主的解雇限制，允许灵活工作制；发展职业教育领域，引导教育理念和社会文化的转变，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

第三，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促动失业者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投身劳动市场，其中包括施罗德政府推出的“哈茨计划”福利改革，约27%的失业者不再享有失业救济，48%的失业者福利被削减。

 控制货币供给：联邦银行以2%作为通胀警戒线，德国政府以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制定货币政策。

由上述政策可以看出，作为制造业和出口大国，德国在改革政策上始终以提升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最终目标。改革政策皆为制造业的品质提升、规模扩展铺路。政府不断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产业结构调整及品质升级投资人力资本、改革汇率促进出口，甚至金融、房地产行业的管理也以护航实体为先。

德国政府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极度重视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虚假繁荣和金融泡沫的坚决抵制上。首先，德国政府尽力以低汇率促进出口，面对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以积极建立欧元区应对；其次，以低工资、稳定的地价保障企业的低生产成本；最后，始终保持物价稳定，抑制投机行为和热钱流入，保障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在打破金融约束方面，德国以高效的间接融资体系解放了中小企业的金融约束，一是建立高准入和严监管的全能银行市场机制，确保市场参与者不以承担高风险逐利为目的，而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二是允许国有、私有金融机构同台竞技，以市场化发展促进金融服务效率的提升；三是凭借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支柱性行业企业的深入了解，以低于直接融资市场的成本服务实体。德国银行长期以来平均回报率相对较低，使得资源更多投向了实体经济，而不会过分涌向金融业，避免了泡沫的滋生。

从改革结果来看，1994年起德国经济回暖，通过出口增加、产品品质提升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而技术创新不仅成为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根源，也从本质上增强了德国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金融的高效稳定也使德国成为西方经济强国中危机恢复能力最强的国家。

德国理性的供给侧管理帮助其在全球性的危机中都能快速恢复，通胀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出口持续提升。

日本供给侧改革

人为提高生产成本，量化宽松催生泡沫，产业空心化，经济衰退

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大国日本崛起，经济增长迅速，全球性企业诞生，社会财富增加。经济体信心膨胀，导致20世纪80年代当政者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核心企业的竞争力降低，催生出资产泡沫，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崩盘，带来了长远的影响。改革的具体政策包括：

 需求侧——错误的汇率政策：介入汇率市场，造成汇率持续大幅升值，出口型制造业遭受打击，同时大量国际热钱为了躲避美元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

 供给侧——持续加重企业负担：工资持续上升，造成企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办公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实体经济为弥补生产亏损，将资金进一步投入房地产，继续推高房产价格。

 供给侧——错误的货币政策：政府为了补贴因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利率下降，诱发投机行为。

由于实体经济无法发展，而投机行为及预期又未被政府约束，海外投机资金及本国退出实体经济的资金进一步进入股市，形成泡沫。1989年资产价格上升到实业无法支撑的地步，升值预期被打破，投机者丧失投机欲望逃离，从而造成市场的恐慌心理，股市随之崩盘。政府宣布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银行采取金融紧缩措施，导致土地金融的资金链断裂，土地价格急速下降，引发崩盘加乘效应。企业一夜间大量破产，资不抵债；个人财产沦为负资产，背负长期负债。恶性循环由此开始，核心跨国企业外逃，本国就业减少，国民收入下降，人口持续负增长。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银行业转型趋势

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自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实体经济密切联系、互促共生。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也助推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快速成长。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减速换挡、结构调整、风险防范、培育创新将是未来宏观经济的主旋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牌照红利逐渐弱化、业务边界不断模糊、客户需求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创新技术发展，使得传统金融机构目前的产品和服务能力与外部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因此，通过金融体系自身的供给侧改革，打破金融约束，反哺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将成为未来几年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

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将呈现四大主要趋势。

第一，从价格决定机制看，价格市场化改革将逐步深化。经过近20年的稳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让市场在价格形成和变动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从而更好地指导金融资源配置，已成为金融市场化的重要环节。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意味着价格、结构、风险三方面的挑战，从价格来看，利率市场化导致短期利差震荡、中期利差下降概率较大，金融机构需要不断提升风险定价能力；从结构来看，通过综合化经营拓展非息收入，增加高风险高收益资产占比将是应对利差收窄的重要对策；从风险来看，利率震荡导致波动性增加，这将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第二，从资源配置方式看，直接融资的发展将会提速。中国目前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全社会融资存量中表内间接融资占69%，表外融资占17%，直接融资占比仅为14%。但过去5年间，直接融资占比已从2010年年底的10%上升至2015年年底的14%。在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中，金融风险通过银行的客户关系管理、持续信用风险监测、组合管理得以控制，但银行与客户的“债权”关系导致风险始终集中在银行体系内部。而在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中，金融风险通过专业化的资产配置与财富管理，以分散化的转移为主要手段进行控制，金融机构与客户的“信托”关系使得风险得以分散到投资者中。因此，直接融资占比的增加将有助于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而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换将依托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以及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成熟。对监管机构来说，需要推进注册制的落地实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退市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要求以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金融机构来说，借助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市场，加大场内、场外各类金融产品的创新，将是重要的业务机会。

第三，从参与主体看，竞争主体将加速市场化。总体来说，我国金融主体市场化程度尚浅，牌照红利仍然存在，但未来将逐步改善。自2014年以来，监管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金融行业的市场化竞争，包括批准成立5家民营银行、发放3张互联网保险牌照、引导新兴金融业态规范发展、包容混业经营发展趋势等。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推进金融行业的市场化竞争，提升金融服务的整体效率。

第四，从监管机制看，金融监管将简政放权，与市场统筹发展。金融体系的监管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着眼于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建立公开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具体包括：优化市场准入，还权于市场，让权于社会，放权于基层；推进分类管理，促进金融机构差异化定位；完善监管方式，加强风险预警，实现审慎与灵活的动态平衡；加强投资者教育和保护，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

在这四大趋势的影响下，银行业的规模和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首先，贷款和存款增速均会放缓。预计未来5年，M2增速将下降至10%～12%，与此相对应，贷款增速将下降至约11%，存款增速将下降至约9.4%。其次，直接融资高速发展，未来5年，直接融资增速为25%～28%，将对银行贷款构成一定替代。同时，非标准化投融资将向标准化投融资转化。最后，融资主体结构变化显著，从产能过剩行业转向中小企业、三农和新兴产业。

对于银行来说，改革的深化和结构的调整也意味着粗放型规模扩张的结束，因此需要从存量提升、增量创新、能力重塑三大方面着力自身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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