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惠金融的那些事

当金融遇到普惠，又经历数字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目前我国中小微企业超过了7000万家，但其中仍有12%难以从银行获取贷款。波士顿公司的全球财富管理数据库的数据显示，我国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尚未被金融服务体系有效覆盖，特别在农村，有80%的家庭年纯收入低于1.3万元，这些家庭缺乏可供选择的投资渠道。如此多的空白地带，足以说明我国当下的普惠金融还远未成长到具备足以覆盖所及空间的能力。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前夕，依靠普惠金融让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平等地享有金融权，增进经济体自身造血创富能力、形成增长内生动力，是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

普惠金融在全球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用公益的方式向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教授以27美元起家向赤贫家庭发放小额贷款，历经磨炼，最终成立了客户达数百万之众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并在2006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银行之所以为人称道，是因为它以公益为目标，经营却完全是商业化的，比如它的贷款利率绝不是享受政府补贴的优惠利率，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利率。从早期的微型金融到当今的普惠金融，其起于滴水穿石之力，终汇成江河潮涌之势，盖源于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的同时实现。另一个具有规模性的典型案例是印尼人民银行（Bank Rakyat Indonesia，简称BRI），在印尼这个有2.4亿人口的国度里，该行拥有的小额贷款客户高达3500万，传统的微型金融获得成功。

然而，微型金融经过40多年的发展，也只覆盖了25%的贫困家庭，据世界银行估算，全球大约还有将近20亿成年人仍然处于没有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状态。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人们对普惠金融充满了期待，同时也不乏疑虑。

正像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都与技术革命相关一样，不同于微型金融的高接触、高成本和低覆盖，数字普惠金融展现出来的低接触、低成本和高覆盖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数字普惠金融可能是普惠金融事业最终到达理想彼岸的途径。目前，我国在微型金融领域的实践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却表现出弯道超车引领潮流的趋势，令世人瞩目。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已悄然进入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瑰丽时代。为什么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能独占鳌头，领先世界各国甚至领先很多发达国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加之传统金融结构严重失衡，大众市场缺乏金融服务，使任何新的金融创新都能有所作为。

第二，中国的基础设施成熟，目前网民规模已达到7.31亿，其中95%是移动用户。遍布全国的通信网络及手机的高普及率成为我国电子商务及数字金融大规模、高速度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这种设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是不完善的。根深才能叶茂，没有完善基础设施的数字金融就如同无源之水。电商依赖的物流配送系统也是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密集的居住人口、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宽松的城市交通管理等。

第三，中国的监管环境宽松，互联网、电子商务以及数字游戏等从一开始就是政府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的方向，当经济交易的场景催生出金融需求以及金融服务时，比如网上支付、网络信贷等，政府多以呵护的态度提供相对友善的监管环境。

第四，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的创新智慧和企业家精神，把从国外引进的商业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风俗进行完美结合，创造出了出人意料的商业效果，比如微信的红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有的电商或社交平台，我们都可以从一些发达国家找到原型，但是中国的这些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奇迹般地演化成数字金融的形式，不能不说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贝多广 李焰

中信出版集团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探索和实践足以证明，数字普惠金融是全球普惠金融事业的未来方向。当然，我们不会说数字普惠金融的前程是一片坦途，也不会说金融创新不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事实上，我们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数字鸿沟的现实。从数字普惠金融的长远发展来说，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将数字化“一化到底”，而更可能是将数字化与传统模式相结合。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正在迈出数字化的步伐，无论是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还是基金公司。

近年来，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普惠金融对于支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意义。尽管普惠金融的发展有目共睹，但仍然存在着成本高、效率低、商业可持续性不强等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如何切实担当社会责任，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已成为商业银行之间比拼的另一个“战场”。从近期陆续公布的商业银行2016年社会责任报告中可以看出，各家银行积极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升服务品质、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等领域体现责任担当，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正能量和新动力。无论是补缺还是强身，普惠金融首先必须在供给侧增加产品数量与提高产品质量，并建立与健全多元化、广覆盖的供应体系。

普惠金融应遵循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规律，金融机构能够在扶贫开发中获得适度商业回报。这就要求将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紧密结合起来，建立普惠金融服务“双创”和金融扶贫的市场机制、长效机制。一方面，布局普惠金融，前提是要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普惠金融的概念脱胎于小额信贷，而现在早已超脱于小额信贷之上，成为一个涉及多种业态的金融概念。具体来说就是构建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严密的风险防控体系“三位一体”的金融体系，更好地达成“普惠”目标；另一方面，实施普惠金融，核心是要依托市场、顺“市”而为。普惠金融不是施舍救济，需要考虑资金使用效率、金融主体的逐利动机和实际操作中的商业可持续性问题。对于资金这一稀缺资源，对它的高效配置唯有决定性地依靠金融市场方能实现。

应当看到，目前传统金融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深耕与拓展普惠金融领域理当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可挖，为此，政策的重点应转向鼓励大型银行加快建设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并鼓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向基层沉降，建立起各种社区金融服务组织。除了在供给端培育与强化普惠金融的内功外，还应当进一步优化与拓展外部环境的撑托之力。首先，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倡导与支持传统金融机构持续加大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的投入，鼓励IT企业与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共建互联网协作平台，公共财政可采取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方式予以政策性激励；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强化金融监管，形成普惠金融的行业准入标准和从业行为规范，研究制定互联网行业数据安全指导意见，建立起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和相关标准体系以及健全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同时，针对供给侧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典当业管理条例、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条例等法规，尽最大可能提升普惠金融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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