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上架 | 数字普惠金融从何而来？

普惠金融在全球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用公益的方式向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教授以27美元起家给赤贫家庭发放小额贷款，历经磨炼，最终成立了客户达数百万之众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并在2006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格莱珉银行之所以为人称道，是因为它以公益为目标，经营却完全是商业化的，比如它的贷款利率决不是享受政府补贴的优惠利率，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利率。从早期的微型金融到当今的普惠金融，其起于滴水穿石之力，终汇成江河潮涌之势，盖源于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的同时实现。

另一个具有规模性的典型案例是印尼人民银行（Bank Rakyat Indonesia，简称BRI)，在印尼这个有2.4亿人口的国度里，该行拥有的小额贷款客户高达3 500万，传统的微型金融获得成功。

然而，微型金融经过40多年的发展，也只覆盖了25%的贫困家庭，据世界银行估算，全球大约还有将近20亿成年人仍然处于没有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状态。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人们对普惠金融充满了期待，同时也不乏疑虑。

正像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都与技术革命相关一样，普惠金融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显示出了史无前例的扩展势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不同于微型金融的的高接触、高成本和低覆盖，数字普惠金融展现出来的低接触、低成本和高覆盖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数字普惠金融可能是普惠金融事业最终到达理想彼岸的途径。

目前，我国在微型金融领域的实践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却表现出弯道超车引领潮流的趋势，令世人瞩目。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已悄然进入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瑰丽时代。为什么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能独占鳌头，领先世界各国甚至领先很多发达国家？这是我最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通过观察归纳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加之传统金融结构严重失衡，大众市场缺乏金融服务，使任何新的金融创新都能有所作为。

第二，中国的基础设施成熟，目前网民规模已达到7.31亿，其中95%是移动用户。遍布全国的通信网络及手机的高普及率成为我国电子商务以及数字金融大规模、高速度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这种设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是不完善的。根深才能叶茂，没有完善基础设施的数字金融就如同无源之水。电商依赖的物流配送系统也是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密集的居住人口、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宽松的城市交通管理等。

第三，中国的监管环境宽松，互联网、电子商务以及数字游戏等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政府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的方向，当经济交易的场景催发出金融需求以及金融服务时，比如网上支付、网络信贷等，政府多以呵护的态度提供相对友善的监管环境。

第四，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的创新智慧和企业家精神，把从国外引进的商业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风俗进行完美结合，创造出了出人意料的商业效果，比如微信的红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有的电商或社交平台，我们都可以从一些发达国家找到原型，但是中国的这些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奇迹般地演化成数字金融的形式，不能不说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探索和实践足以证明，数字普惠金融是全球普惠金融事业的未来方向。当然，我们不会说数字普惠金融的前程是一片坦途，也不会说金融创新不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事实上，我们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数字鸿沟的现实。

从数字普惠金融的长远发展来说，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将数字化“一化到底”，而更可能是将数字化与传统模式相结合。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正在迈出数字化的步伐，无论是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还是基金公司。

想了解更多吗，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编写的《数字普惠金融新时代》可以为大家解惑！《数字普惠金融新时代》一书集中探讨了“数字化+普惠金融”、“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改善金融服务体验”、“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等问题。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开启了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相结合的普惠金融新时代，或将成为普惠金融事业最终达到理想彼岸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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