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商品市场的开放和竞争，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商品市场的开放促使国企进行产权变革，从单一的国有产权向产权多元化转变。在中国的转轨时期，国有企业选择多元化的公司制，可以是包含国家、集体、法人、个人、外资在内的混合产权的企业，这种选择的目的主要还是适应市场的变化，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为什么需要混合所有制？一个基本情况是，现阶段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的竞争是不充分和不完全的，各种股权具有不同的获取生产要素的能力，不同类型的股权本身反映了不同的稀缺资源。例如，国有股权往往体现了金融资本以及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私人股权体现了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相应的技术和管理等无形资本；外资股权可能体现了技术品牌要素和管理要素，或较规范的公司治理的制度要素。“一股一权最优”的结论基于资源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但现阶段中国资源要素市场的竞争是不充分的，例如金融资源是偏向国有企业的，因此现阶段中国的“一股一权”只能停留在字面上，这也是中国公司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
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该具有较好的绩效和发展潜力。这主要是因为产权结构比以前更加合理，国有产权往往不再具有绝对控股地位，多种所有制并存，按照市场规则来配置控制权，激励机制更好，与市场化较为兼容，混合所有制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原有的产业优势进行发展。
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比如在改革开放中，先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然后逐步扩展到沿海城市，再到全国各地；从农业改革出发，再到工业改革等。渐进式改革在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但渐进式改革也有局限性，改革的推进由局部到整体，各种价格双轨制、产业补贴、扶持政策和税收政策都是局部性的，但是对于国家来说，问题却存在于整体之中。因此，每一步改革的非完美契合和局部性使不少结构性套利机会得以产生，进而扭曲定价体系，造成整体的不稳定性。国有企业改革在不断探索和深化，经历了放权让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大做强和今天的国企混改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渐进式的，也存在改革局部性和整体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人们一般会认为，过高的杠杆和金融危机有关。但是，我们必须分清这是形式上的杠杆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杠杆，比如，讨论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的杠杆意义并不大，母公司给子公司一笔运营经费，既可以被称为股权也可以被称为债券，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同样，如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出资人都是财政部，那么讨论国有企业的杠杆就没有意义了。当然，实际情况会复杂些，这些年国有企业和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如何衡量国有企业真正意义上的杠杆水平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到地方政府的债务上。从理论上讲，杠杆水平的高低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杠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去杠杆的目标是有效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有效的去杠杆会因好的投资项目和机会没有被放弃而让各方获利。中国企业的杠杆水平偏高，部分是由于股权融资渠道不畅通，部分是由于没有必要区分股权和债券在形式上的差别。为了避免在杠杆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丢失好的投资项目和机会，我国创造了信托及拟信托的融资模式，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推高了杠杆。资金投向的偏离和杠杆本身并无关系，而是由金融定价体系的扭曲造成的。如果不解决定价体系的扭曲而盲目地去杠杆，则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加剧定价体系的扭曲，加剧金融的不稳定。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时代，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北外滩金融研究院希望能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提供独立和市场化的深度研究，挖掘中国经济转型和中国金融体系的真实密码，获得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结论。《国企混改新时代》一书对新时代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得到一些有趣的结论：强调国企混改不但要重视“如何混”，更要重视“如何改”，改革才是让国有企业产生“化学反应”并实现改革目标的有效途径等。
本文为《国企混改新时代》序言，序言作者为上海北外滩金融研究院院长，原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何佳，本文略有修改，标题及导语为编者自拟。
兰有金 著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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