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JIC投资观察原创文章
作者：应汇康（中建投信托）
本文略有修改，书单推荐为编者自拟。
世上本没有“疫情经济学”，但是谈的人多了，就出现了奇怪的调调。
谈及2020年的经济形势，新冠肺炎疫情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疫情发生后，围绕疫情对经济影响这一话题的分析文章铺天盖地，财经媒体、经济学家、科研院校和金融机构纷纷参与其中，仿佛世上又多了一门叫做“疫情经济学”的热门学科。
喧嚣声中不乏珠玉，但瓦砾也不在少数，博眼球、常识缺失、逻辑谬误等问题也屡见不鲜。
在疫情防控取得成效之际，我们有必要脱离情绪，回归到理性和常识，思考自己是否做出过偏颇的判断。
01
营业收入等于GDP？
概念误用
毫无疑问，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将拖累GDP增长。
从需求端看，投资、消费、出口的“三驾马车”驱动力不足，从供给端看，疫情防控下企业停工停产造成产能停滞和营收下滑。
过年期间，一篇来自知名经济学家团队的研报在朋友圈流传甚广，文中讲到“电影票房70亿+餐饮零售5000亿+旅游市场5000亿，短短7天，仅这三个行业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占2019年一季度GDP21.8万亿的4.6%，这还不包括其他行业。”
照这一说法，似乎旅游交运、酒店餐饮、院线培训等行业营收的减少，或者工业、制造业总产值的下降就直接等同于GDP的损失。7天就是万亿量级，那一两个月岂非要把GDP抹平？
事实真是如此吗？这里明显出现了对GDP概念的误用。
GDP衡量的既不是营业收入也不是工业产值，GDP是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因此，对于每一个行业而言，GDP衡量的是各自的增加值（value-added）部分。
举个例子，面包坊生产一种面包价格20元，受疫情影响面包没卖出去，20元营业收入损失了。但这20元是否都是“面包行业”的GDP？显然不是，面粉不是它的增加值，香料黄油也不是，店租成本更不是。
那么GDP要怎么衡量？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非常简单，中间产品全部不算，只计算最后一件商品。
也就是说，如果你统计了面包坊的损失，就不能再重复统计面粉厂和香料厂在这一个面包上的损失了。
在统计实操中，由于要计算各行各业的增加值，统计部门有非常细致的统计标准，每个行业都不尽相同。但我们可以大致猜到，把面粉做成面包，或者把豆腐做成麻婆豆腐的增加值并不高。
因此，当我们估算经济损失时，切不可把直接的营业收入或产值的损失计入GDP，这样算出来的天文数字绝不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而是对经济学的冲击。
02
经济下行归因疫情？
一叶障目
疫情爆发后，许多宏观研究和行业分析紧紧盯着疫情的负面影响来研判2020年的宏观和行业的走势，有意无意地将疫情当作是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仿佛没有这场疫情的出现，形势将会一片大好。
这些错误归因和顺手甩锅的行为实在要不得。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2020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不是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不该一叶障目，而是要拉长时间和空间维度，把疫情的历程放到更大的宏观环境当中，去看看疫情发生之前，我们的宏观经济正在经历哪些变化。
2020年之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本就处于下行的长周期中。
用官方的话来讲，我们现在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状态，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可见给经济造成下行压力的主要不是疫情，而是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中国经济之所以进入下行周期，是长期增长动能切换和短期内外冲击共同作用下的客观结果。
长期来看，中国人口红利消退，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要素市场改革滞后，基建和房地产在几轮刺激之下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动能。
但随着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城市化进程进入后半段，基建和地产的动能衰减，而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递增，经济结构的扭曲加剧。
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带来持续冲击，出口和产业链面临外部压力，国内几轮刺激后需求端提前透支，去杠杆等政策的协调性问题带来信用市场紧缩，企业债务风险频发，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总需求在预期弱化下加速萎缩。
以上几乎每一个问题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实际上都要比疫情的影响更加深刻。
当我们分析2020年的经济形势时，我们应当把经济的下行压力视作为动能切换、内外形势和疫情防控共振的结果，但绝不应该将主因归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03
疫情刺激经济增长？
奇葩逻辑
相比错误归因的甩锅行为，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疫情刺激经济增长的奇葩逻辑。
有人提出，疫情造成的主要是存量经济的净损失，但市场具有强大的“韧性”，有自发调节的作用，需求会在疫情过后加速复苏，供给端也会在市场和政策的共同推进下快速增长，不仅能烫平经济波动，还能因为先前的净损失而导致增速加快。
更有甚者，认为疫情能够倒逼技术进步，开创出新的业态和市场，反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按照以上逻辑，我们是否每隔数年都该人为地制造一次灾难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显然是荒谬的。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逻辑谬误其实是对经济稳态（steady-state）的错误理解。
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经验，一国经济增长在长期将收敛于稳态，即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轨迹。疫情造成的供给和需求冲击会让经济偏离稳态，但只要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经济增长会随时间的推移最终回归到稳态。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它既没有摧毁中国国民经济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更不会让中国的经济陷入萧条。
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对我们经济的负面影响会从绝大部分领域消除，只留下一些相关行业的发展轨迹会发生变化。
在回归稳态的过程中，经济体的供需两端在市场和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向均衡轨迹加速收敛，这是上述逻辑中正确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在达到稳态后可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当疫情的冲击逐步消除之后，2020年的宏观经济将回复到一个原有的轨迹，这个轨迹并不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而是一个在复杂的内外形势下，经济面临长期下行压力，结构性问题有待解决，供给侧改革要继续推进的状态。
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调动积极因素，倒逼市场改革，释放出更多经济活力，激发长期增长潜能，但这并不是疫情之功，不是多难兴邦，而是改革兴邦。
04
复产复工万事大吉？
药方偏颇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后半程，恢复经济的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宽松和刺激政策提振总需求帮助经济复苏。
有经济学家提出疫情对中国的冲击主要在供给侧，主要矛盾是企业停工停产造成的供给不足，只要解决好企业复工复产的问题，经济就会恢复增长。而用刺激需求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通胀高企，杠杆和风险上升等问题。
不否认疫情蔓延和严厉的防控措施造成的冲击，短期内主要集中在供给侧，因此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以恢复供给，尤其是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出台帮扶和纾困的政策至关重要。
但疫情的冲击绝非仅在供给侧，疫情造成的公共卫生恐慌、存量财富的净损失将严重影响后续的消费投资行为，而疫情的海外蔓延也会造成外需的抑制。
因此，光有复产复工远远不是万事大吉，如果需求不见起色，供给的复苏终将受到抑制。试问，如果企业没有新的订单，餐馆没有人消费，又有什么意义？
相反，需求起来了，企业有利可图，复工复产自然可期，甚至倒下去的企业都可以重新开张。所以政策除了要帮助恢复供给，也要扩大和释放新的市场需求，才能获得持续的复苏动力。
当然，我们谁都不否认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在供给端，我们也已经吃够了需求刺激后遗症的亏，所以我们要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这个长期目标必须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在2020年，当我们还处在“疫后重建”阶段时，只有供给侧复工复产的药方就有些偏颇了，配合使用需求扩张的政策绝非缘木求鱼，而是真正的辩证论治。
05
疫情加速产业链出走？
为时尚早
在中国全力抗击疫情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该言论立刻被中国官方斥为冷血、荒谬。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的参与者早已连结为命运共同体，一个国家支柱产业的上下游很有可能分布在其他国家。为他国的疫情叫好不仅是人文主义的缺失，更是对全球化现状认知的偏差。
举例说，湖北省在全球汽车产业链条中有着关键地位，不仅是整车的重要产地，也是汽车零部件供应链条的聚集地。
疫情发生后，湖北省内约220万辆汽车产能停摆，1400多家汽车制造业企业受困，引发了全球汽车行业的蝴蝶效应，日本、韩国、欧洲等地部分汽车企业已制定了暂时停产的计划，没有人是这场灾难中的获利者。
那么疫情是否真的会导致供应链加速撤离中国，从而彻底改变全球产业链格局？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全球产业链条的分工与协作是市场基于比较优势的长期选择，当然这一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若一国失去比较优势，产业链就可能出走。
因此，此次疫情是否改变中国相应的比较优势是回答该问题的关键。
诚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大幅削弱，中美贸易摩擦更让中国的供应链处于尴尬境地，但是中国仍然在很多方面拥有着巨大优势，这些优势都没有因为疫情而改变。
一方面，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较东南亚国家已无优势，但中国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以及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成熟管理经验是东南亚国家无法达到的。
另一方面，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提供了极大便利，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也为诸多产业提供了终端需求。
疫情的爆发确实让跨国公司意识到供应链多元化的必要性，规避集中度风险对于一个公司的经营而言无可厚非。
但是，从长期来看，只要中国还具备比较优势，产业链的大规模出走就不会提上日程表。
如今，疫情已在美国蔓延开来，中国反而成为了控制疫情最有力的国家，不知这位罗斯部长该作何感想。
世上本没有“疫情经济学”，谈的人多了，就出现了奇怪的调调，我们研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最终都要回归到经济学理论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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