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墨菲读书会《中国优势，你的机遇》嘉宾发言内容整理，略有改动。
作者；吴斌 得到APP商科主编
如果你一直在关注，或者是参与科技创新，这样比较一下，你应该听说过《中国优势》这本书，今天我们通过三个主要问题来给你解读这本书：
1. 中国优势与你有什么关系？
2. 今日中国为什么有优势？
3. 如何搭乘“中国快车”，抓住科技创新新机遇？
01
中国优势与你有什么关系
最近这十多年，几乎所有人都能明显感觉到中国实力正在快速崛起，中国人也变得比以前更加自信了。但是提到“中国优势”，尤其是科技创新方面的“中国优势”，难免还是让人有点怀疑，这个优势到底存不存在。
为什么会怀疑呢？
中国经济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是我们还是有点自卑，因为在一些更加关键的底层核心技术上面，我们还是被美国卡脖子。
比如说芯片，美国突然发动技术封锁，我国的科技企业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
你可能说，华为未雨绸缪做了准备，所以没什么大影响呀！
但中国还有很多企业并不是都和华为一样有如此深厚的实力或是那样的战略眼光，所以这样的企业就没有那么好过。
既然这样，何谈“中国优势”呢？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就对“优势”这个词的理解有点狭隘了。通常意义上，我们对优势的理解，是“全面超越”的绝对优势，也就是在各个方面都要超越对方，就像美国全面超越索马里、阿富汗一样。
但是中国并不是索马里、阿富汗，中国和美国之间，无论是谁，要取得对对方的绝对优势，成本都是极其巨大的，大到这个事情几乎就不可能发生。
所以这里说的优势，并不是竞争性的全面超越，而是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网络中的相对优势。只要中国在这张科技创新网络中的某几个关键节点中无法被替代，那就是中国优势。
好，那中国到底是否存在这种无法被替代的优势？
当然存在了。
举一个例子：
美国杜克大学有一个叫戴维·白瑞迪（David Brady）的教授。他发明了一款超级相机，叫做“螳螂”（Mantis），有19个镜头，可以把拍摄到的画面合成为10亿级像素的图像。
这位教授在美国和中国都成立了公司，一般外国科技企业的总公司都在母国，但是这位教授却很独特，他把母公司设立在了中国，美国公司变成了子公司，主营业务都在中国，美国只从事研发工作。
这是不是很奇怪，他为什么把公司总部搬到中国来呢？
这位教授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头脑发热，而是经历了几番失败以后摸索出来的唯一解决方案。
白瑞迪教授说，为了做出这个10亿级像素的镜头，他曾经无数次地碰壁，但是都没能解决制造问题。他曾联系过柯达、索尼、松下，甚至美国军方也曾表示出兴趣，但无论是生产优势还是批量生产，他们都不是最佳的合作方。
白瑞迪教授又做了很多调研，发现包括GoPro在内的很多硬件公司都是深圳制造的。所以，最后他决定到中国寻求制造机会。
2016年，白瑞迪申请到杜克大学昆山分校来当教授，同时在中国成立了一家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没想到，中国的政府和产业界不仅帮助他解决了量产问题，还帮他解决了资金的问题。仅仅两年，这家公司就融到了2800万美元，远超他在美国融到的资金规模。之后白瑞迪又很快在中国组建了工厂。现在这款超级相机已经投入了生产，而且接到了非常多的订单。
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企业都无法满足的需求，在中国却能很快生产制造。这种复杂产品的，大规模的，开放的制造能力，就是中国在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优势，这就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盘。
多年来，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是“世界工厂”，制造能力强，但缺乏技术含量，做代工，缺乏自主创造力。
现实却早已发生了变化。
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报告《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8》显示，在中端高科技制造业产出方面，中国占主导地位。中国的全球份额在过去十年间几乎增长了两倍，达到了32%。2009年超过了美国，2012年又超过了欧盟，成为了全球科技产品的最大出口国。
这说明，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全球创新生态已经发生了一场剧变。
过去，我们总是纠结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占据了创新链条的前端，而中国处在后端。过去，我们对创新的认识，是制造不重要。科技都是别人的，中国只不过是帮别人实现量产。
现在，我们要意识到，科技产品的制造本身就是创新。它不仅重要，而且还非常的稀缺。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的技术，前端研发完成以后，后端都要对接到中国制造。
那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现代生产都是复杂生产，每个产品的供应链都错综复杂，需要应用到多种技术。拿一支铅笔举例，它的组成就是木头笔杆和笔芯，单是木材从树到笔杆这个过程就需要运用到多项技术，笔芯就更不用说了。这之间任何一个制造环节，都有可能由于创新科技的产生而降低生产成本。
对于消费者来说，正是由于中国具备强大的科技制造能力，才使这些产品的成本降低，人们才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
今年回家，我给我妈买了一个华为的智能手机，比苹果便宜三分之一，但是使用起来和苹果手机没啥区别，还是双卡双待。
还有，自从特斯拉电动汽车在上海生产以来，其价格比从国外进口要便宜十多万元，一方面是因为关税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生产成本降低了。
对于科技创新的从业者来说，中国科技制造能力的影响就更直观了。科技产品能借助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很快上市，接受来自市场检验。
“我很庆幸，我出生在美国，成功的概率为30比1或40比1，我不擅长跑步和爬树，如果在远古，我会被动物吃掉的。”
--巴菲特
巴菲特强调的就是这种基本环境对人成功的重要影响。所以无论你是否从事科技创新，中国的科技制造能力的这个基本盘，都正在让你受益。
02
今日中国为什么有优势？
刚才说到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具备复杂产品的，大规模的，开放的制造能力。那么为什么说具备这个能力，在科技创新中就是个优势呢？
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科技创新背后的规律。
创新需要天才，但即使天才如乔布斯、如马斯克，也不能只靠一个人就撑起一个创新产业。科技创新演变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天才人物的偶然的创造了，它已经生态化，而且是一个全球协作的生态。这个生态的核心是创新产业链条：
科研 → 研发 → 量产 → 市场
1.科研
科研是创新的源头。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迅猛，演化出的创新产品也多。但这些都是利用市面上已经有的技术推出新的产品。这种创新归根结底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所以市面上出现了大量低水平重复的创新，这种创新模式的背后就是两个字“烧钱”。而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是基于发明专利的硬科技创新，这才是我国真正需要的科技创新。
新发明新专利在哪呢？在高校。
高校搭建了严谨的学术体系，设立了完整的学术门类，系统地进行科学创造，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企业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创新就一定会产生。所以，创新不是自己建实验室、建研究院，创新的第一步是和高校做好对接。
麻省理工曾经对美国15个州26年的初创企业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那些一开始就拥有科研专利的初创公司创业成功概率比没有科研专利的公司高35倍。
2.研发
刚才说创新的源头在高校，高校的科研成果怎样才能落地呢？现在很多地方都提倡科研人员创业，邀请科学家们到产业园开公司、建工厂。但实际上，他们把高校的科研和产业界的研发搞混了。
科研要科学家主导，产品的研发却是企业家主导的。
这些企业家不是科学家，不是灵光一现的天才，他们是懂科技的、经验丰富的、有良好信用的科技企业家，是四五十岁乃至五六十岁的连续创业者。他们的毕生使命就是组织产品的研发，把一个产品送上市以后，再功成身退，投身下一个新产品。
3.量产
研发完成，创新可并没有完成，如何实现量产是巨大的难点。
我们常常说传统制造没有价值，但在科技创新领域，制造不光有巨大的价值，而且往往成为创新的胜负手。很多科技企业不是死在研发的路上，而是死在研发完成后，量产遏制住了企业发展的咽喉。所以，量产是创新成败的关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说研发的目标是如何创造出一个可行的产品，那么量产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制造出大规模、低价格、高质量的产品。只有实现量产，企业才有盈利的可能，企业才能活下去。
市场
实现量产后，创新并没有结束。
只有产品推向市场，让消费者用上产品，创新的价值才得以实现。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机器人部署到工厂以后，需要经过安装、调试、磨合的过程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工业机器人的第一大消费国。所以，中国也是工业机器人创新的重要推动者。
如果把“科研-研发-量产-市场”这个创新链条比喻成一棵创新树，那么高校的科研成果就是树根，企业的产品研发就是树干，量化生产就是果实，只有果实对其他生物有用，这棵创新树才有价值。
但是一棵树要长大，并不只是树本身的问题，它更需要一个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同样，创新链条要进行下去也需要生态的支持。
那么在这个创新生态中，还有哪些重要的参与者呢？
大企业、资本、支持机构、创新区、政府
大企业
大企业是创业者的黄铺军校。大企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像散出去的种子，可以生长出新的企业。比如，小米创始人雷军是从金山出来的；滴滴出行的程维是从阿里出来的；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还有那个写《从0到1》的硅谷著名投资人彼得·蒂尔，都是从Paypal（贝宝）这家公司出来的。
资本
现代科技企业从高校获得新技术，转化成产品。而产品是硬件，需要大笔资金来解决量产问题。前面说过，很多科技企业不是死在研发的路上，而是死在不能量产上。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资金迟迟不能到位，产品迟迟不能上市，最后，弹尽粮绝，破产或者退出市场。
怎么解决科技企业的资本难题？
制造企业可以将制造能力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入股，科技企业承诺在证券市场上市前，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工厂，将工厂吸纳到体内，共同上市。
支持机构
不要以为只有创业创新能够赚钱。实际上，为创新企业提供服务也成了一门生意。这些支持机构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孵化启动、研发加速和产业服务。这三类机构能够在科技企业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为其提供不同的外部支持，从而提高创业者的生存概率。
创新区
放眼全球，很多城市都很重视创新区的建设，把创新区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战略。像美国波士顿、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成都高新区，都是创新区的代表。
创新区的第一个核心要素，是高校科研机构。它们是科技源头。没有高校的支撑，科技创新企业就很难成长起来。创新区的第二个核心要素，是高密度交流的环境。只有交流的密度足够高，才能源源不断地催生出新的想法。
政府
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创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发挥助推的作用，助推科技创新。
把高校实验室里的一项的科研成果，授权给企业做研发，把技术转化为产品。这将涉及多方协作，甚至十几家公司共同完成。在这期间存在这大量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搭建平台，推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衡量创新生态的价值不能只看谁搞出了前沿科技，要看对创新生态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在全球创新生态中，中国有着非常独特的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把创新链条的前端，也就科研和研发环节，叫“产品侧创新”的话，你会发现，好的科技产品并不稀缺。全球只要有领先高校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创新的源头。
但在创新链条的后端，需要的是量产，是降低成本、覆盖全球市场。这种“产业侧创新”的能力，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稀缺的，只有中国拥有这样的能力。
举个例子，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技术绝对是非常领先的，产品的设计和研发都很好，客户需求旺盛。但是即便这样，资本市场也不看好特斯拉，股价波动比较大。
这是因为特斯拉一直无法解决大规模量产的问题。最终特斯拉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在中国上海建工厂。
2019年1月确定要建厂，10月就开始试生产了。这样的速度，在这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能做到。当工厂全部建成，特斯拉年产量将达到50万辆，那把悬挂在特斯拉头顶的剑自然就去掉了。
也许是受到中国工厂投入使用的影响，特斯拉的股价在最近1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70%多，最高一度达到968美元，市值一度达到1600亿美元，在汽车行业仅次于丰田。所以，科技创新链条中的制造能力是多么稀缺，又是多么重要。
03
如何搭乘“中国快车”，抓住科技创新新机遇？
第一，我们要了解，未来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过去讲比较优势，指的是基于资源和地域的地缘优势。在未来，“人”会越来越重要。基于科技人才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重要，财富的来源变成了“人”，不再是资源，更不是资本。
未来社会需要的不是通才，而是你最拿手的优势，看的是你在整个创新生态中，能够处在哪个环节，占住哪个位置。这时，科技企业家就显得格外重要，他们将成为中国在全球创新生态中的核心人才。因为只有科技企业家才能穿起从科研到市场这个完整的创新链条。
当然，科技企业也可以通过搭建团队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双长制”：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CEO+一位有着深厚技术科研背景的科学家。
第二，建立全球化商业信用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圈层社会，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塑造的混合体。做生意的时候，对亲朋好友会各种照顾。这是一种熟人信用体系，亲疏有别。
但欧美是海洋文明。在开放的海洋文明中，西方形成了开放的信用体系。做生意和人际关系的远近无关，对待陌生人和熟人的行为准则都一样。
现在，全球大部分科技产品都依赖中国制造。但其实很多国外国科技企业来中国寻找制造能力的时候，往往是无章可循。很多合作都是随机发生的，一次性的订单，不重视长期信用。比如，有的代工企业，不管能不能做出产品，都先接下订单，等发现自己交不了货再违约。
这些做法，和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与贡献是不相称的。所以要抓住全球科技创新浪潮，融入创新全球化时代，就需要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统一的商业规则。
第三，有足够关键的长板。
在创新生态里，重要的不是能不能创新，而是你有没有地位和话语权。无论企业大小，只要你本身是一块足够关键的长板，就可以赢得和其他长板的合作机会。
我们都知道苹果公司是以创新闻名，但其实它有很多新技术都是收购来的。例如，Face ID来自它收购的以色列人脸识别公司 Realface；相机芯片来自它收购的3D深感相机公司Prime Sense等等。库克说，苹果公司平均每2-3个星期就收购一家企业。
最后，我们打个比方，科技创新与制造之间的关系，和基因与环境的关系有点相似，环境是基因发挥的钥匙，环境不好，优良基因的发挥就会受到限制。创新技术再厉害，不能大规模制造出来，创新的力量也发挥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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