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原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七普资料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64亿，占18.70%，全国有6省老年人口超1000万。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增加；另一方面，它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那么，人口老龄化真的会让我们失去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吗？面对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我们该如何去收获新时代的人口红利，开发新的人口机会？
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
即将迈入中度老龄社会
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共识，而即将迈入中度老龄社会是我国2020年人口普查观察到的一个新现象。
伴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进步，生育率低导致的“少子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导致的“长寿化”，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人口老龄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化并存”。
我们观察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会发现，20世纪中期，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为5.81，而到21世纪开局的时候，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就很快地降到了1.4~1.5，2020年进一步降至1.3，即便是经过不懈努力将来能够有所回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升至更替水平的可能性很小。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49年之前我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世纪50年代约为43岁，而现在已经达到了77.3岁，未来还会再增长，到21世纪中期有可能超过80岁。所以，在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且处于低生育水平的过程中，人口的寿命在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接踵而至也就成为规律性的结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老龄化水平只有7%左右，到2000年升至10.1%，迈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达到18.7%，这只是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开始阶段，21世纪中期有可能达到35%以上，平均不到3个人里面就有1个老人。
资料来源：原新，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预测（2000~2100年）
人口老龄化源于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而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加又源于60年之前的出生人口状况。纵观1949年以来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我国分别在1949~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经历了3次“婴儿潮”，除个别年份外，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均在2000万人以上，3次“婴儿潮”累计出生2.06亿人、3.64亿人和3.75亿人。60年之后，必然形成3次“老年浪潮”，创造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
上图（右侧图）中蓝色部分代表的是60岁以上的人口，红色部分代表65岁以上的人口，黄色部分代表80岁以上的人口。
从1990年到2000年的变化中，我们看到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2.06亿人口已经全部变成老人了，紧接着到2022年，第二次“婴儿潮”的出生人口将进入老龄阶段，同理，到2041年，第三次“婴儿潮”的出生人口也将跨入老龄行列。这是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谁也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说人口老龄化是60年以前就播下的种子，现在开始开花结果。
3次“老年浪潮”的冲击波过后，我们会发现，2020年人口普查时的老年人口数量为2.64亿人，2025年将成为3亿人，2033年将达到4亿人，2053年将达到最大值4.9亿人，21世纪后半叶，老年人口规模基本保持在4亿人以上。一个国家有如此巨量的老年人口，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当然，伴随长寿化进程和健康改善，60多岁的人可能不能再算作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界定老年人的年龄会上移。但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属于高龄人口，其中的大部分是需要被照顾的人口。在2020年我国人口普查中显示，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约0.34亿，到2050年会增长到1亿，到21世纪70年代会达到1.5亿，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
如果说印度总人口在2025年前后会超过中国变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那么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大国，将一直保持到21世纪70年代。而整个21世纪，中国都将是全球高龄人口数量（80岁及以上）的第一大国，由此可见，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是非常大的。
形象地折算一下，今天，我国平均5.5个人里面有1个老人；到2025年，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老人；到2033年，平均每4个人里面就有1个老人；而到2050年，平均不到3个人里面就有1个老人，我们当时的老龄化水平大概是在35%~36%。在21世纪的后50年中，我国的人口结构是非常稳定的，1/6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3/6是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6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所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特点，可以用了4个“超”字概括：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数量，超快速度的老龄化进程，超高水平的老龄化程度，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形态。
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同时，根据新的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已经到了超低生育率水平的状况，我们的寿命还在不断延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国迎来中度老龄社会的时间可能会提前，如果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4%为中度老龄社会标准，2021年年末我国就将跨入中度老龄社会；如果以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20%为中度老龄社会标准，有可能再推迟1~2年，因为2021年正好是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进入老年的时期，那个时期的年出生人口不足“婴儿潮”时期的一半。
进入中度老龄社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却是既定的客观事实，这对我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必须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劳动年龄人口缩减
但规模依旧巨大
如果按15~59岁来统计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话， 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已经达到了9.4亿的高峰。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劳动年龄人口还有8.94亿。所以，我们说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跨越了高峰期，但是依然处在劳动力数量供给的高原期，且周期还挺长。
根据联合国以及华盛顿大学的预测，到21世纪中叶，我们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多于同期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
所以，从供给侧来说，我们不要轻言劳动力数量供给不足。当然，劳动力数量到底短不短缺，不单纯取决于供给侧，还要与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去比较。
改革开放40年多年，我们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的基础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从1978年5.4亿增长到2011年9.4亿，之后虽有减少，目前规模依然近9亿。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劳动力规模不断增加，劳动力价格低廉，整体人口的总抚养比不断下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利的人口机会。我国政府采取了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从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外深化开放，吸引和引进外资，对内深化改革成就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加工厂，利用劳动力规模巨大和劳动力价格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出口型产业结构，采取充分就业的方式，依靠高劳动参与率收获了改革开放40年的人口红利，创造了GDP以年平均9.4%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
从现在往后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一方面，虽然劳动力的数量在缩减，但规模依然庞大，21世纪中叶还有7亿左右。如果真的劳动力数量不足，延迟退休会带来老年人力资源的释放，增加劳动力数量的供给。
另一方面，人口的总体素质得到巨大提升，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素质在提升。按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了平均10.8年，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年以上，已经基本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水平。
为什么我们总强调在未来的30年劳动力规模还比较庞大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口发展规律的结果。1949年后，我们经历了3次“婴儿潮”，前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变成劳动力的时间，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未来3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前两个“婴儿潮”的人口已经或将变成“老年浪潮”。但是，1981~1997年第三个“婴儿潮”出生的3.75亿人，正好会成为未来30年的劳动力的中流砥柱，会撑起未来劳动力规模的半边天。所以，尽管我国的总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时期且人口老龄化加剧，但是人口规模巨大，劳动力数量虽然在减少，但是依然有优势。
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5.4亿，占总人口的55%，到2011年达到最高值9.4亿，现在还有8.9亿，占总人口的63.4%。后期它会继续缩减，到21世纪中期为7.2亿，占总人口的51%。
在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实际上是非常迅速的，但它仅仅只是快速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序曲，老年人口从0.7亿，占总人口7%，增长至2.6亿，增长了约2.8倍，占总人口18.7%。未来30年，老年人口和理论化水平都将再翻一番，到21世纪中期分别达到约5亿和占总人口的1/3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人口基础和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0年的人口基础已经截然不同。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这样的人口变化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人口大国的一个特点，人口大国具有人口空间布局，人口区域调配的优势。
当然，人口基础发生了变化，人口机会也随之而变，收获人口红利的手段和方式也要随机应变。所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想获得新时代的人口红利，必须去发掘、开发新时代的人口机会。
新时代的人口机会表现得非常明确。第一，我们的劳动力资源在缩减，但规模依然庞大。第二，老年人力资源具有巨大开发空间。假如我们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在未来30年之内把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逐渐延迟到同龄65岁退休的话，我们能够累计释放出1.5亿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基本可以抵消未来30年15~59岁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影响。
更为可观的，也是更应该高度关注的是，我国整体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越来越雄厚。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我们成就了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依靠高的劳动参与率收获了人口红利的话，那么未来3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除了劳动力规模优势依然存续以外，整体国民素质和劳动力的素质在提升将是人口红利开发的巨大潜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的人口基础决定了我们将来必须要走创新型国家、质量型经济发展的道路。要用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金融密集型、服务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去部分替代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我们要从过去依靠高的劳动参与率来收获人口红利，转变为在未来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收获新时代的人口红利，开发人口机会。
人口综合素质大幅提升
迈入普及大学教育阶段
改革开放的40年，我国人口综合素质已经获得了大幅度提高，已经迈入了普及大学教育的阶段。虽然七普换为公布整体人口的受教育状况的详细信息，但是从2015年“小普查”中国20岁以上的人口受教育结构就能看到，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现在，人口的受教育状况越来越好。
比如，2015年，60~69岁的低龄老人中只有11%的人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40~49岁的中龄劳动力中24%的人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而20~29岁的年轻人中已经有57%接触过高中以上教育，其中13%的年轻人已经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这是一个人口素质突飞猛进的变化。
如果把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做个比较，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我国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累计不足700万，平均每100个人当中只有0.62个人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数据近乎在直线上升，到2020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累计达到2.2亿，平均每100个人当中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达到15.47个人。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人中15.5%都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短短40年，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
同样，接受过高中和中专教育的人口比重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8%增加到现在的15.1%。把这两个数据加起来，目前中国，具有高中（含中专）和大学学历的人口已经占了中国总人口的30.1%，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质的变化。
2020年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显示，我国的普通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已经达到54.4%。如果按照大学教育净入学率超过40%确定为大学教育进入普及阶段的话，那么中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目标了。换句话说，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普通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
反向来看，我国的成人文盲率直线下降。1982年，我国还有22.8%的成年人是文盲，现在已经降到2.7%，而这些文盲基本上都是年龄偏高的人。
人口教育素质和技术素质的载体是健康的体魄。2019年，我们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7.3岁，孕产妇的死亡率降到了17.8/10万，婴儿死亡率降到了5.4‰，这3项指标都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十三五”期间的教育状况展望“十四五”期间，“十三五”期间年均大学生及研究生招生人口规模为924万，其中，2019年超过1000万， 2020年达到了1078万。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人口规模，年平均为812万。展望“十四五”期间，每年的大学及以上毕业人口将达到900~1000万人，换言之，我国每年的大学毕业人数是以900万~1000万的速度在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人口素质提升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982年，计划生育被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主旨有两个目标：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毫无疑问，经过40多年的努力，这两个目标都已经顺利实现。
经济增长全要素投入中，人是最能动、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要素，人口机会转型是客观存在，但是人口机会不会消失。人口机会在，收获人口红利的条件就在，收获人口红利的可能性就在。
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30年，人口老龄化加速是人口基本国情，新的人口机会表现为：
劳动年龄人口逐渐缩减，但人力资源虽弱犹在，与此同时，人口综合素质的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源优势正在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型，人口长寿红利、人口健康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的人口机会正在不断强化。
当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在转型：改革开放不停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移，创新驱动发展和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质量型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这些都将为新时代收获新人口红利开辟新的道路。
* 本文内容根据中信出版《人口学家面对面：七普数据反映的“老”问题与新形势》线上读书会活动中原新老师分享内容进行整理。
-近期好文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