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法国著名画家乔治·布拉克在创作《小提琴与报纸》的时候，应该想不到100多年后的人们竟会饱受信息轰炸的困扰，毕竟那个时候的报纸还是为数不多的信息源，指导人们在城市更好地生活。
小提琴与报纸
乔治·布拉克 1912年 / 布面油画
刘晓乐老师在《名画中的金融史》中对画作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但是，现在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
在报纸刚刚出现的时候，因为受制于书写材料、印刷技术以及信息获取的成本，所以报纸十分昂贵，只有贵族才能买得起，属于小众消费，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一张报纸。
而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信息的载体，也带来了巨大的信息量。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信息量太大了，甚至大到了处理信息的能力已达极限，这些信息不但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生活，甚至有研究表明，面对泛滥的信息，我们的阅读、理解、应对都感受到了压力。
随着信息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新闻媒体常常很难长时间地集中于一个话题。在过去，周一的政治丑闻可能会造成美国几十年的动荡，而现在，丑闻的影响可能在周二就结束了。
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这对于信息接收者并非好事，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就是个不错的手段，比如特朗普的前战略家史蒂夫·班农。他将应对突发新闻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制造更多的突发新闻这一策略称为“用狗屎淹没该地区”。
政客、公司、媒体用不同的手段发布信息，操纵舆论，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但是，这一系列的信息轰炸实则会让信息接收者无所适从，感到沮丧甚至惊慌。
这一观点是有理论支持的。萨塞克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格雷厄姆·戴维的研究表明，不断接触新闻会对受众的情绪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带有负面价值的新闻将消极情绪传达给受众，使他们感到更加焦虑、紧张甚至沮丧，这种消极情绪会进一步延长担忧的时间，加剧担忧的程度。”
太多的信息会给精神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负面新闻，戴维认为：以某种方式传达创伤的负面新闻，通过引发类似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可能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卸载微博App甚至关闭朋友圈的原因。
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信息吗？
似乎并不需要。但是我们总在担心遗漏重要的信息，而比起遗漏了重要的信息，更为可怕的就是误信了虚假的信息。前者也许会让我们错失良机，留下遗憾，后者则会让我们误入歧途，甚至倾家荡产。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19世纪末，这样的事情在美国的股市随处可见。
刘晓乐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在《名画中的金融史》一书中，作者刘晓乐讲过这样的事情：19世纪末，美国股票市场几乎没有有关证券市场的可靠信息，投机商们可以通过散播谣言控制股票价格的波动。查尔斯·亨利·道之前在一家通讯社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各类股票信息，并发给银行和经纪人事务所，他亲眼看见了“信息”在股市中的价值。这些“信息”可以使人一夜暴富，也可让人倾家荡产。
于是他与好友爱德华·琼斯创办了一家股票信息服务公司，推出第一份刊物，叫《客户下午信札》。查尔斯·亨利·道认为随着上市公司越来越多，投资者只能看到个股的涨跌，对市场的总体形势却茫然无措，这样既会错过机会，也可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而《客户下午信札》这份刊物也就是《华尔街日报》的前身。目前这份报纸的影响力依旧巨大，而这与它的信息源的高度可信有关。根据公开资料，《华尔街日报》的信息来源于美国和世界上著名的证券交易机构，权威的政府发布部门或著名信息发布部门，言论分析来自权威人士。
换句话说，我们在看这份报纸的时候，获得是一份经过筛选的，且可靠度较高的信息。
当然，如果报纸的立场出现问题了呢？
1934年，装饰艺术大师卡桑德尔的宣传画《报纸》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报纸 / 卡桑德尔 /1934 年
刘晓乐老师在《名画中的金融史》中对画作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在信息的洪流中，辨别真伪，获得有效信息，成为当今必不可少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穿透层层的信息迷雾，找到反映事物本质的真实底层信息，培养理性精神。这也就是“信息论之父”的天才人物香农所说的：“你越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得到真知灼见的效率就越高。”
这一情况也适用于当今的投资领域。
当大家发现市场的投资产品五花八门、品类异常丰富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决定屏蔽掉一些信息，回归市场本身，选择指数基金，就像“指数基金之父”约翰·博格说的那样：绝大多数投资者无法战胜市场，最好成为市场本身，而成为市场本身的最好方式，就是选择成本最低的指数基金。
这也许就是指数基金这几年火爆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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