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金融科技规划（2022—2025年）》将推动肇始于2016年的本轮银行数字化迈向新的阶段，它不仅会改变银行的业务模式，还会改变中国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对此，个体银行亟待明晰数字化对银行竞争与发展逻辑的重大影响，明确新一轮数字化的理论与方法，树立全局性、系统性的数字化思维，并基于自身禀赋特征，做出个性化的战略抉择，为迎接数字化挑战而做好准备。
近日，国家正式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为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和经济形态升级描绘了新的蓝图。不过相对于其他行业，上述规划对于中国银行业则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原因就在于几乎同时，央行还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作为一个完整的数字化框架，两个规划分别从需求、环境以及核心推动要素角度，描绘了“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前景。不过，这由此也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大多数的银行个体而言，相关框架和前景是机遇呢，还是挑战呢？
刘兴赛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样看来相关事态对于有一定的技术储备的银行更为有利，但相对于硬体的科技实力而言，《金融科技规划（2022—2025年）》所强调的全局性、系统性的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转型的理论与方法更为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后者经常被我们惯性前行的数字化历程所忽略。
“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国银行业的本轮数字化浪潮起始于2016年全行业对于区块链颠覆性影响的讨论。区块链影响的深度还有待观察，但以此为契机，金融科技应用开始加速进入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视野却是不争事实。
在此推动下，一些银行开始加速实施金融科技战略。以金融科技应用为契机，招商银行推动零售银行3.0升级，平安银行在平安集团整体生态体系中推动以金融科技应用为导向的零售战略，建设银行突出以“TOP+”金融科技战略为支撑的三大战略。而经过几年的认知深化，金融科技正式上升为监管意志。2019年8月，央行正式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0年）》，在其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内银行推出金融科技发展规划。而进入2020年，疫情中形成的“无接触金融 ”概念以及全社会不断加速的数字化浪潮进一步将银行数字化转型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期间。工商银行在其《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1—2023年）》提出打造“敏捷、智慧、生态、数字、安全”五位一体的“科技强行”战略。农业银行则在《信息科技近期发展规划》中提出“iABC”战略。而建设银行则在新一轮金融科技战略规划中将战略升级为“TOP+”2.0版，进一步强调自主科技、前沿科技以及金融基础设施行业赋能等主题。
全行业对金融科技的重视不仅体现在金融科技规划上，还切实体现在真金白银的投入以及人员培养上。我们可以从一些典型的银行数字化战略中管窥一下行业对待金融科技以及数字化的态度。2020年，银行机构信息科技资金总投入为2,078亿元，同比增长20%。2020年，工行金融科技投入238.19亿元，金融科技人员3.54万人，占全行员工的8.1％。建行金融科技人员2020年全年增加3,000人，科技人员占比也从2.75%提升到3.79％。邮储银行，2019年以来连续两年实现总行科技队伍翻番。
但是，随着全行业在金融科技应用上热情膨胀、银行数字化进程高歌猛进，银行内部对于数字化的困惑似乎也越来越多，原以为异常清晰的数字化路径，开始变得模糊，固有的数字化观念开始受到质疑，长期以来的战略自信开始动摇。
出现这些问题，不是偶然的，它来自一些领先银行在推行数字化进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来自既有银行体系与数字化要求的矛盾与冲突。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银行IT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脱节；平台开发与平台运营脱节，开发容易运营难；对科技过于强调，造成各业务条线和管理部门盲目推进业务和管理的信息化以及金融的科技化，银行系统重复建设严重，科技部门疲于奔命；科技和业务脱离，总、分、支行在数字化推进上两张皮，总行雷声大，分支行雨点小。最为关键的是，银行在科技上日趋庞大的投入，仍然难以逆转网点和银行App获客、活客能力不足的颓势；而缺乏经营载体与客户持续交互的技术和产品，始终难以成熟；在渠道理念驱动下，缺乏运营支持的金融服务难以在场景建设中落地，大量的“样板工程”沦为“样子工程”。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领先银行在初步进入数字化深水区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当两大规划落地，行业全面深化数字化转型之时，上述问题就将成为行业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关乎中国银行业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对于个体银行而言，就是要在新一轮数字化进程中，清晰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何处去”等问题。只有明晰了这3个问题，银行在新一轮数字化进程中才不会困惑，才能有义无反顾前进的勇气，才有坚定的战略定力。
而对上述3个问题的回答，则来自“数字经济规划”“金融科技规划”对中国银行业竞争和发展逻辑的改变以及我们对此的洞察，具体而言，它包括：
过去一二十年，基建投资、房地产是银行主要的业务领域，大型客户、政府客户是银行的主要客户。不过，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有望改变上述情况。按照规划，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从2020年的7.8%增长到2025年的10%。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发展为银行业务转型提供了动力。传感器、量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材料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为银行提供新的增量业务机会。广大的科创企业将成为金融服务的重要客户。
传统上资金的获取能力以及资金的成本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作为社会运行的关键要素，数据将成为银行的关键资产，银行应用金融科技、依托先进算法算力，依法合规开展数据采集的能力，聚焦于标注、清洗、脱敏、脱密、聚合、分析等环节的数据资源处理能力，将代替资金获取能力成为银行在全面数字化背景下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在此基础上，基于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技术的伦理风险管理能力等都是数字经济时代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数字产业的发展以及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民生保障、本地生活领域的数字化，带来的是银行服务场景的数字化和平台化。在此背景下，场景和平台的入口竞争将代替银行渠道，成为银行竞争的新焦点。与之相适应，银行的竞争地位，将更多的取决于银行在由场景、政府和公共机构、数字化基础设施、征信机构、技术供给机构、非金融场景服务合作伙伴、监管所构成的生态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参与、赋能为主要内容的对经济社会数字化的充分融入，是银行个体攫取自身角色以及竞争优势的关键策略。而通过“连接”策略，银行所实现的生态资源聚集效应，将推动银行从主要依靠资本杠杆的资金规模扩张模式向更多依靠生态杠杆的服务扩张模式拓展。
与场景服务的数字化、平台化相适应，银行的商业模式也从“银行—客户”向“银行—平台—用户”进化，银行服务对场景的嵌入、服务的生态化和高频化，成为银行服务的进化方向。与前端银行形态的平台化相适应，智能营销、大数据风控让完全的线上经营成为可能，以线上经营为导向的中台建设，以技术为支撑的前中后台一体化运营体系，将银行的运营变革推向革命。
一部现代银行史，就是一部科技应用不断演进的银行数字化史。但每个阶段的银行数字化史，有其不同的特征、任务与属性。在明晰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后，我们终于可以对3个基本问题做出回答。
本质上，2016年以来的银行数字化是银行渠道数字化向全面线上化经营、平台化发展的过渡阶段。但随着两大规划的落地，中国银行业将加速向以平台化为特征的全面数字化演进，中国银行业新的游戏规则将不断衍生和发展，并最终得以确立。个体银行，在明晰上述历程进程的同时，更要明晰自身的禀赋与战略意图，超越同业竞争的战略视野，在数字化生态体系中明确自身的角色与竞争策略，将业务转型与银行商业模式进化、银行形态的数字化有机结合，重建基于技术与数据的核心竞争体系。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当部分银行尚忙于推动获客和授信流程线上化，而部分银行开始推动大数据金融产品的时候，一以贯之的数字化进程就容易麻痹我们对银行数字化逻辑的洞察。在这种情况下，与每个银行都在强化的金融科技开发与应用相比，认知的深化、思维的切换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的背后是与新的游戏规则相适应的新的方法论与实施路径。对此，面对日益高涨的数字化浪潮以及不断改写的游戏规则，中国银行业真的准备好了吗？
《平台银行》《未来银行之路》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后，北京理工大学MBA。南开金融科技委员会理事，金融科技新媒体“看懂经济”专栏作家。主要从事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乡村振兴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与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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