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人均寿命是78.2岁，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超过80岁，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100岁也变得触手可及。怎样才能高质量活过100岁呢？
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是很重要的社会话题，我们应该如何优雅地老去？为了退休后的养老问题，我们应该怎样配置自己的资产？
老龄化、低生育率，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现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日前，正和岛特别策划系列直播“十日谈：生意与生活”第7期，邀请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原新与人类长寿科技公司董事长何为无，就“怎样才能高质量活过100岁？”这一主题展开深度交流。
以下是此次对话精编，希望带给你一些启发：
对话
原新丨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主任，《老有所养》特邀推荐人
何为无丨人类长寿科技公司董事长、百嘉医疗董事长
主持
孙允广丨正和岛微信主编
未来我国人口问题的5大特点
孙允广：一直以来人口红利是我们国家崛起的关键要素，但是这几年老龄化和生育率成为比较受关注的话题，原新教授您长期从事人口和发展研究，想听听您对人口问题的看法，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该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原新
谢谢主持人，对人口问题的看法，我们首先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它的阶段性或者时期性，也就是人口问题在不同的时间段和发展阶段，面临的形势、挑战和机遇是不一样的。
今天谈的人口形势主要是着眼于未来3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期间，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的总体的人口形势、挑战和机遇。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人口数量负增长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剧交叠的时代，呈现出了与以往所看到的不一样的人口形势。
全球都在经历长寿化和少子化的过程，但是，中国人口的长寿化和少子化与全世界的表现都不一样，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急与快的组合。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改革开放初期在66～67岁，现在到了78.2岁，已经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三年困难时期以外，平均每个家庭生育6个孩子以上，短短的五六十年时间，现在每个家庭生育的孩子平均不足1.3个，进入了世界上最低生育率的国家和地区行列。
长达70多年的长寿化，以及30多年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少子化现象，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将形成整个人口要素的联动变化，我主要从5个方面大致介绍一下。
1 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
第一个就是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但是人口规模依然巨大，数量上，预计2023年将开启人口负增长的步伐。
空间上，人口负增长已经由点及面在不断扩张，202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已经有13个省的人口自然变动出现了负增长，所谓自然变动就是出生和死亡的比较；有1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常住人口包括了迁移和流动人口因素。
结构上，负增长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负增长，实际上不同年龄段的人口递次出现负增长，一般的规律是出生人口、少年儿童人口、劳动力人口、总人口，最后到老年人口递次地开始负增长。
但是，人口规模巨大不会在负增长之后马上大幅度地下降，这是人口惯性发展规律的必然。根据联合国最新的预测，2035年以前中国的人口依然在14亿以上，2050年还在13亿以上，全世界只有两个10亿级人口的大国，我们依然是其中之一。
2 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在人口的结构、分布以及移动流动方面都有所反映。我们在理解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不要仅局限于老年人数的增加以及老龄化水平的提升，老龄化是全龄人口共同的局面，是人口年龄结构的整体变化。
老龄化方面，202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是2.64亿，2025年会超过3亿，2033年会超过4亿，到2054年达到最高峰值5.2亿，换句话说，我国的老年人口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人口老龄化水平现在是18.7%，2024年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社会，2035年跨过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到2054年老年人口达到峰值时，老龄化水平会超过40%，迈入超级老龄社会，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抚养比方面，我们以养小为主转向以养老为主。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4亿，中国几千年的养小为主的社会转向养老为主，从今往后少年儿童人口会逐渐萎缩，而老年人口会翻倍增加，所以养老的压力持续增加。事实上，养老的社会支出比养小的社会支出大很多，老龄化加剧直接增加全社会的养老压力。
在城乡上表现出来的是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实中，我们国家的农村生育率相对较高，预期寿命相对城市比较低，老龄化水本应较低，但是农村的实际老龄化水平却超过了城镇，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
2020年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达到23.8%，率先进入中度老龄社会，城镇为15.8%，农村老龄化水平比城镇高8个百分点，形成了农村早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的局面。大家也知道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准备远远不及城市，但要率先迎来老龄化的大潮。
从劳动力人口来看，我们已经度过了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峰期，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就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值9.4亿，之后开始进入负增长，2020年为8.9亿，到2050年大概有6.5亿，比届时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一些。所以，即便过了一个劳动力数量供给的高峰期，依然还在高原期。
3 劳动力质量大幅提升
第三个特点是人口的综合素质快速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健康、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的积累发生了质的飞跃，劳动力质量大幅度提升。
在健康方面，我国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都已经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寿命不断延长，向发达国家平均值靠近。在教育方面，尤其表现在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7.8%，进入稳定的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全国累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达到2.4亿，占总人口的17%，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600多万，仅占总人口的0.6%。
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8年，尤其是年度高等教育招生和毕业的人数，均超过了1000万人。
实际上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会逐渐被质量需求所部分替代，劳动力资源的社会需求会变得更加复杂，充分就业战略，尤其是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战略压力是非常大的。
4 人口流动性增强
第四个方面是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多，人口流动性在增强，这是大国的人口腾挪优势。2021年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达到了3.84亿，占总人口的27.2%，也就是说1/4多的国人在流动迁徙，并向城镇集聚，城镇化的水平已经接近65%。
流动人口激活了人口的国内大循环，调剂了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余缺，提升了城镇化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
5 家庭风险增加
第五个方面是微观层面上，家庭极致的简约化增加了家庭的风险，2020年我国家庭户的平均规模首次跌破3个人，只有2.62个人。1～3个人规模的家庭占到家庭总数的76%以上，一代户和二代户家庭类型合计占到家庭总数的86%以上，也就是中国文化中所崇尚的三代、四代同堂的局面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同时，家庭规模在不断小型化，家庭关系在不断简单化，家庭结构在逐渐残缺化，家庭照护出现了脆弱化，家庭冲突在不断显性化，家庭角色失范化，家庭的支持外部化，这一系列的特征在削弱家庭传统的经济、生育、教育、养老、抵御风险的功能以及代际反馈的机制，会带来长寿风险、贫困风险、失能风险、疾病风险等，增加社会的负担。
这是我们未来会面临的一些大的人口基本形势。上面谈的所有问题，是人口发展规律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现象，不是人口问题。如果这些人口现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就不会形成问题；如果不匹配，就可能会成为问题。
我们向老而生，我们向长寿而生，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与老龄化如影相随的是人的寿命正在延长，“老有所养”成为刚需。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一定要靠自己、靠家庭、靠市场，当然也要靠政府，面对占总人口2/5以上数以5亿计的老年人口，养老必须形成合力。
所以说，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负增长社会与老龄社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就老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来说，它应该是一个长期性的、全面性的、系统性社会经济问题。
[加] 摩西·A.米列夫斯基
[加]亚历山德拉·C.麦奎因 著
罗桂连 徐贞颖 谢晓晖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在社会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在困难和挑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把经济蛋糕做得更大，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内的其它社会问题积累雄厚的资本和财富。
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民生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形成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社会，分好经济的蛋糕，走共同富裕之路。
1. 经济领域
从整个老龄社会对全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来看，从经济领域来说，至少会带来3个风险。
第一个是经济增长潜力下行的风险。劳动力越来越稀缺，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劳动力供给量及其投资收益肯定在下降，我们长期享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也会受到削弱，会使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不断增大。
第二个是实体经济和资本经济失衡的风险。很简单，我们的储蓄或者投资的总额就这么多，用于老年人养老的各项资本金越来越多的话，用于实体经济的资本占比就会越来越低，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实力的根本所在，所以有可能造成投资不足等现象。
第三个是金融系统不稳定的风险。未来40%的人是老年人，5.2亿人是老年人，这些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个人养老金等一系列资本的保值增值、安全运营，会冲击到整个金融市场，管理不善就有可能带来整个金融系统不稳定的风险。
2. 社会领域
在社会领域会形成3大矛盾。一个是家庭代际矛盾日益显现，少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这些独生子女、少子女变成老人以后，他们的晚年生活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子女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无形当中加剧家庭代际间利益上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会外化成重大的社会现象甚至社会问题。
二是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日益复杂。实际上老年人是潜在的养老金收益者，潜在的养老服务的接受者，而年轻人是潜在的养老金、医疗保险的缴费者，以及养老服务的提供者，生产领域的生产者，所以这一对对矛盾会随着劳动力和老年人比例的强烈变化不断地扩大。
三是社会管理不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我们今天所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等政策体系都是基于年轻型社会和成年型社会建立的，而老年人逐步从边缘群体走向了社会的主流群体，从伦理群体走向利益群体，从社会的客体走向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利益诉求会变得越来越强烈，亟待国家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适应于老龄化，进行适老化的改革。
3. 城乡方面
在城乡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会集中提前爆发，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农业生产、农民的养老，还有农民工的去留这“四农”问题带来严峻挑战。
整体上来说，农业、农村、农民的建设主体在不断地老化、弱化，而村庄的空心化、农民的老龄化、农村的凋敝化现象日益突出，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的话，会影响到共同富裕，同时也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4. 民生领域
在民生领域最大的挑战是社会养老保障的挑战，到今天为止我们多支柱、多层级的养老保险体系尚在建立之中，医疗卫生体系还在不断改革当中，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还在不断建设当中，长期照护保险还在试点当中。总体上来说，社会养老保障的供给与需求、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还存在着很多不适应，未来的改革任务还十分艰巨。
这是老龄社会从经济、社会、城乡、民生等方面带来的一些挑战，那么怎么应对呢？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在观念上提出几个思考。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下，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思维，要高瞻远瞩，切记应对人口老龄化绝对不仅仅是定位在老年人怎么养，要突破4个狭隘的视角。
1. 突破人口学的局限
一谈到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有多少，老年人的比重有多少，高龄老人有多少等。的确，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在老龄社会，也就是在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相结合的这个复杂系统中去思考我们的出路。
2. 突破老年人的局限
不能一谈到应对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如何养老，老龄化社会的应对涉及社会的全龄人，因为家家都有老人，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全生命周期，因为人人都会变老，所以我们要在全龄人口和全生命周期当中去思考怎样应对老龄社会，老年人养老只是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3. 突破部门的局限
一谈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去找卫健委、民政部，是的，他们是问题的主管部门，但老龄问题是全社会、全领域都关涉到的问题，要在全社会、全领域中谋划我们的应对策略。老龄社会人人都在其中，人人都是养老的第一负责人、第一责任人。
4. 突破孤立的战略限制
固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了一个国家战略，但是不能仅仅就盯着这样一个战略，要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放在整个国家的总体战略框架当中去谋划，在国家战略体系中谋划老龄社会的应对。
秉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我提出来12个字：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
科学认识就是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固然充满了挑战，但是同样也充满了机遇，我们一定要正反来认识。
主动适应，既然这是人口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是长寿化和少子化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我们要去适应它，而不是一想到这个问题，就要改天换地，把它扭转过来，实际上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基本扭转不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积极应对，寻求应对挑战的方法，寻求挖掘机遇的道路，这样才能应对我们的老龄社会不断加剧的现象。
不要轻言人口红利会消失
孙允广：谢谢何总的精彩分享，给大家普及了特别多有益的知识。其实关于人口的问题，这几年一直有很激烈的讨论，一直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我们的人口数量非常重要，中国的人口红利支持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很多人为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担忧；另一派认为人口质量更重要，美国就是典型的案例，只有4亿人口但经济非常发达。想问原新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原新
这个问题要想把它说清楚，首先得把人口红利的基本概念搞清楚。其实人口红利英文叫demographic dividend，它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学者在总结东亚经济奇迹的时候提出来的新概念。相对应地，还有一个概念叫demographic window，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叫人口机会窗口或者人口机会。
人口机会是一个人口学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在人口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人口红利是经济学概念，是由人口机会转化而来的经济产出。人口机会绝对不会自动地转化为人口红利，必须要有合适的中间因素或者转化机制。
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人口机会会随人口发展而转型，与此同时收获人口红利的中间因素也必须转型，你收获到的人口红利也会转型，不要轻言人口红利消失。
为什么呢？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如果这个要素都消失了，经济还发展什么？同样，发展是由人来创造和推动的，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如果说人口红利消失了，还怎么发展呢？
对于刚才你提到的对美国和中国而言，一个是数量型的人口红利，一个是质量型的人口红利。
对于中国来说，1978年到现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5.3亿左右增长到接近9亿。尤其是改革开放中早期阶段，劳动力不断地增长，加上价格低廉优势，我们成就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加工厂。
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轻人就业与生产工具结合，创造财富，自己有了收入，国家积累了财富，中国富了起来，就这样把劳动力供给无限多的人口机会变成了人口红利，由此创造的中国经济奇迹。
从1978年到2021年，我们的GDP总量从3679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14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从385元增长到接近8.1万元，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口机会对于人口红利的贡献率大概是15%到27%。
展望未来，这样一个人口机会的前景还在，刚才我介绍了5个方面的人口变化，这些人口机会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未来发展的新机遇——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劳动力规模虽减仍丰、人力资本日益雄厚、低龄老龄化特征明显等，新机遇不会自动地变成人口红利，需要在未来30年的现代化建设路程中，充分挖掘新机遇，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资源的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在考验着我们的决策者，也考验着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人。
孙允广：其实原教授您对未来是持一种相对比较乐观的态度。我看了一个数据挺有意思的，就是2020年的世界人口报告说印度将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国，他们在2050年的时候要达到17亿，而我们在2050年的时候，您刚刚预测的是13亿以上。您觉得我们需要担心和警惕吗？
原新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过分担心和警惕，但是要善于分析彼此的利弊。世界人口展望2022版在今年的世界人口日，也就是7月11日颁布，它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印度人口最早会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人口超过中国的同时，也是我国人口负增长大门开启的时间点。
如果我们往前看，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减少到13.1亿左右，印度人口将增加到16.7亿，同时印度人口还会继续增加到2060年代的17亿左右的峰值，然后开始减少，到世纪末大概减少到15.3亿左右，中国人口到世纪末可能减少到7.7亿左右。
换句话说，在2023年以前，中国人口比印度人口平均多两三亿人，但是往后看，印度人口最多的时候能比中国人口多一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当然这是未来人口的长周期预测，是不是真的能够变成现实取决于未来的生育率水平，为什么印度会这样呢？因为印度的生育率水平目前降到了更替水平2.08左右，联合国预计它未来的生育率水平还会继续下降，2050年大概是1.8左右，2100年大概降到1.7左右。
而中国现在只有1.3，到2050年联合国预测能够增长到1.4，2100年能够增长到1.5。两国生育率的差距好像也就是0.3～0.4个孩子，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拿全世界来说，现在的生育率相差0.1，80年以后全世界会差5亿人口。
对于这个现象，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印度未来三四十年人口的动态变化非常接近于我们过去改革开放40多年的人口状况，但是它仅限于人口状况，能不能把这样的人口优势转化成人口红利，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完全不一样，从优势上来说，印度的人口还会继续增加，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劳动力供给非常丰富，而且印度的国土面积虽然只有298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国土面积的1/3，但是它的可耕地面积排名世界第一，大概有1.6亿公顷，而中国只有1.2～1.3亿公顷。
所以印度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粮食的出口国，而且国民主要以素食者居多。国土相当大的部分在热带和亚热带，只要土地的肥力和水能够保障供应的话，农作物基本上一年可以两到三熟。
孙允广：其实这个问题，您认为人口数量是一个因素，他们可能会超越我们，但是在发展的结构上我们存在很大的机会去跟他们形成竞争优势。
原新
没错，它还有一个人口优势，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出移民和劳务输出的国家。劣势来说，它的国土狭小，城镇化水平很低，现在也就是1/3左右。
它的贫困人口超过了1.3亿，收入差距也非常大，最高收入的10%的人和1%的人占有了整个国民总收入的57%到22%，而最低收入的50%的人只占了国民收入的13%。
同时，它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相当严重，女性的就业率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是最低的，教育也落后，2011年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只有4.4年，当年的中国是7.5年，还有种姓制度、土地私有制度，关键的问题是优越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能不能转化为经济的红利。
但是应该要看到，我们今天经历的人口情形，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力资源的减少等等，印度会在四五十年后复制中国现在的状况，只是在程度上跟中国略有差异而已。
比如说2023年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那么60岁及以上的人口在2068年也会超过中国，达到4.9亿，到这个世纪末，印度老年人口会达到5.5亿，而当时中国老年人口会掉到3.6亿。
所以从现阶段到未来的三四十年来说，这是印度发展很好的人口窗口期，能不能抓住这个人口机会取决于它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精准医疗离我们还有多远？
孙允广：谢谢原新教授特别深刻的分析和见解。也想请何总为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今天的人口高质量，您觉得目前医疗科技，我们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未来是不是在中国很多的养老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呢？
何为无
当然，人类世界从来没出现过一个60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更多的社会，但是这种社会马上就要来了。
从投资、金融各方面出发，大家都要想一下，未来的企业会怎么为70岁、80岁、90岁的人服务。我上次去麻省理工学院，他们发明了一条裤子，专门给八九十岁肌肉不发达的老年人穿，穿上这条裤子以后跑起步来比20岁的年轻人还快，这样的科技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我记得有一个数据显示日本的老年人尿布已经比年轻人用的尿布卖得好了，20年前谁会想到老年人的尿布会是那么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人类进入老龄化时代，我觉得所有经济的结构都会变化，从科技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生物医疗科技的创新在我们这一代是发展最快的。我的导师文特尔2000年与美国政府合作，进行首次对人类基因组的解码时，花费了超过30亿美金。22年以后，也就是现在，解码基因大概就花费几千人民币。
现在，基因科技可以在你出生那天告诉你，你有直肠癌的风险，在40岁之前都有可能得直肠癌。有这种风险的人其实管理起来很简单，现在美国的医疗指南是45岁才开始做肠镜，那这一类人可能三十七八岁就要开始做肠镜，不能等到45岁，这就是精准医疗给人类的疾病管理带来的一次巨大革命。
在国内，现在大概有一亿人在吃降胆固醇的药，我们估算了一下，其中有大概一半人是吃错药，或者药的剂量、品牌是吃错的，将来使用精准医疗的软件，就可以让社区医院的医生第一次给你配到最精准的药。
孙允广：何博士，我觉得您提的这个点特别好，今天我们讲长寿，您认为具体有哪些手段呢？
何为无
《时代》杂志有一篇文章讲美国总统为什么平均可以活过90岁，这里面有一个管理手段叫总统保健医，实际上就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长期管理这一群人，这个管理有3个核心支柱。
第一，你要对你身体的数据了如指掌，这就是现在我们公司做的，如果你到我们公司来，花一天时间，我们会在你身上采集150G的数据，也就是你的各种指标，但是这个指标不会只停留在采集阶段，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案例，他到别的地方也做体检，但是他这个体检说血象不正常，如果他不明白血象不正常的含义的话，其实这个是没意义的。
第二，一定要请专家来帮你做健康管理，像美国总统用的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就像在企业里面，我们有时候要请麦肯锡来做咨询，要有像总统保健医这样的专家来长期跟踪你的健康数据。
第三，我认为是核心，就是“上医治未病”，我们一定要把现代医学，从晚期疾病治疗变成早期疾病风险管理，不要忽视健康风险。
很多人认为他做了个体检就算健康管理，其实体检不是健康管理，只是做了一个诊断。比如一个女生维他命D不到10，实际上这是骨质疏松症或者免疫功能下降的风险，你一定要把她的风险调好，把她的维他命D调到40多、50多，但是从9调到40多、50多，不是简单做个体检就能解决的问题，要用一套精准医疗的管理方法。
我们认为，现在精准医疗的管理体系是可以普适化的，因为它将来是数据驱动的算法，未来会越来越便宜。
孙允广：您刚刚说得特别好，我们的很多技术，包括像您的百嘉医疗也做到了，但是科技要去落地、全面普适化，还面临着一个教育引导，您觉得我们社会距离您刚刚说的提早发现、精准医疗大概还有多远？
何为无
我觉得这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我们做创新医疗最大的挑战是说服大家。
1851年，匈牙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叫Sernmelweis，他发现女性生孩子死亡率很高，冬天的时候100个医生帮忙接生的孕妇会死三四十个，反而孕妇在家里面生孩子死亡率低。
后来他发现很多医生在楼下做了解剖，也不洗手，直接冲到楼上去帮接生了。那时候还没有细菌理论，他就做了一个实验，让一拨医生去洗手，一拨人不洗手，洗了手的那一拨死亡率下降了百分之三四十。
这么简单的一个医疗革命，让妇产科医生洗手，人类整整花了50年时间才接受。
我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是因为我从小跟外婆长大，但她63岁的时候死于子宫颈癌，现在我们子宫颈癌有疫苗了，也就是HPV疫苗。
这个疫苗，中国现在打的人还是很少的。有些国家普及得快一点，像美国，子宫颈癌的疫苗比中国早批了20年。
所以这一类科技，从发明到慢慢普适全人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像疟疾这样的病在非洲还没有得到解决。任何科技只要先让一小部分人用起来，使一小部分人受益，这种科技就会慢慢传播，随着科技的进步，价格也会下降。
生育率问题是“陷阱”吗？
孙允广：人口统计学上有一句名言，“繁荣程度与出生率是呈负相关的，除非有外源事件的影响”，我们正常的生育率应该是2.1，但是目前美国、日本、韩国都受制于生育率问题很多，中国也面临这样的挑战，虽然我们放开了三孩，但是目前看不是特别的乐观，生育率问题是不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陷阱问题，这个问题请教原新教授。
原新
生育率的下降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在过去的70年当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下降，只不过有的起步早一点，有的晚一点，有的国家跑得快一点，有的国家慢一点，有的国家是直线跑，有的国家是曲线跑，但是最终的结果都会走向一个趋同。
至于低生育率是不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陷阱难题，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太绝对了，但是提升生育率的确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生育率的下降有内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善、文化的转型，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生育率降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内生性的作用，生育政策是一个外生性的因素，外因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
在过去40年当中，我们致力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可以说这两件事情都完成得非常好，但是前一件事情是有终点的，后一件事情是永远没有终点的，永无止境。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法国、瑞典这些国家的生育率略有回升，但是在过去的40年当中，这些国家在不断努力提升生育率，现在发现效果特别显著的几乎没有，但是这些国家投进去的经济社会政策、福利投入、政治成本是相当高的，所以提升生育率是一件成本高昂的事情。
而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一万美金，如果靠强大的经济力量去推动生育率，也不太现实。
另一方面，生育率的上升是一个慢变量，是一个长周期的变量，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耐心地等待。
从2013年开始单独二孩，2015年末提出了全面二孩，2021年6月提出了三孩政策，其实从2013年到现在你会发现出生人口的波动是非常大的，但是从2018年以后我们的出生人数大幅度地下降，从1700万左右降到了现在1000万多一点。
这个下降是由3个因素导致的，生育基数的减少、生育意愿的疲软和生育行为的低迷。
有数据显示，我国的育龄人群将会在现在3.2亿左右的基础上到本世纪中期降到2.2亿；我国的生育意愿，如果以每一个代际10年来划分的话，可以说80后比70后弱，90后比80后弱，00后比90后又弱。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调查，90后大概的平均生育意愿是1.56个，00后的生育意愿大概只有1.46个，在不断地降低。
生育行为一般低于生育意愿，实际的生育率水平比生育意愿、生育率水平要低是普遍现象，所以2020年我国的生育率只有1.3。
随着国家的积极生育政策不断地落实，相信一定会有效果，但是在生育率提升的问题上我们要有耐心、有信心、有恒心，而且要持久性地发力，千万不要想着我们使点力，生育率就会很快地上去，那是不可能的，也是违反规律的。
长寿是老龄化和年轻化
齐头并进的过程
孙允广：原新教授，有一本特别有意思的科幻小说叫《百年法》，是讲日本当时引进了美国一个长生不老的技术，他们的国民就获得了一种永生的可能，这个时候政府就希望国家兴盛。
但是永生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政府当时颁布了让所有接种永生疫苗的人在活到100岁的时候，必须放弃生存权，这个时候社会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小说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怎么去看待人口寿命和生育问题带来的社会上的、伦理上的变革和挑战，您认为在这个百岁的时代，我们社会将会面临怎样的一些伦理挑战？
原新
因为何先生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对百岁的认识可能和我不太一样，我认为这个百岁的概念就是一个延寿的概念，并不一定就要活到一百岁，或者活到一百多岁也可以。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即便是有这种技术，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年龄标准和对老年人的眼光看待科幻的这种长生不老。如果真的能够长生不老的话，绝对不仅仅是把延寿的这部分只停留在老年段，只是老年期的一个永生，劳动力阶段也一定会延长，永生不老，这样去看的话可能会乐观一点。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延寿伴随的是人类文明、科技的进步。在这种延寿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衣食住行的改善以及传染病的控制是低中龄延寿必需的条件，而医疗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是高龄延寿必需的条件。
如果我们接下来在78岁的预期寿命基础之上，没有科技力量和精准医疗的加持，想把自己的预期寿命延长到80岁以上、90岁以上，甚至100岁，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幻想。
所以整个长寿的过程，实际上是老龄化和年轻化齐头并进的过程，就是纵向看，随时间推移在宏观上人口老龄化是个大趋势，老年人在不断地增多，老龄化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但是，横向看，如果你去做代际比较，现在60岁的人和过去60岁的人比，现在70岁的人和过去70岁的人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我们古代有一句话叫“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是八十九十满地跑。所以同一个年龄层面的人的身体、智能、体能都在年轻化，这样的年轻化对应的是整个科技的进步。
这两件事对应起来看，在寿命延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努力延长生命周期当中生产性年龄的时长，这样才能够应对长寿社会。
孙允广：谢谢原新教授，刘慈欣有一本小说叫《赡养上帝》，是讲一群叫“上帝”的文明，他们冲出自己的母星，然后创造了很多星际间的传奇。但是这样一个特别伟大的文明却因为思想僵化，因为科技特别发达，他们沉溺于自己所建造出来的世界，寿命达到了3000岁。但是却忘了一些祖辈的辉煌科技，只能在各个星球间去流浪。最后来到地球，人类一开始很欢迎，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发现他们很多机能已经退化了，人类也产生了厌烦，最后人类的文明就驱逐了可能比自己当年更先进的文明。
我觉得这个故事给了我们至少有3个层面的启示：第一，文明的冲突会加速科技的发展；第二，长寿确实会改变社会很多的形态和发展的进程；第三，就是长生不老和人工智能，现在人工智能也很发达，有没有可能是文明的终结，这是从技术的层面去讨论，我想请何总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文明能否跨过技术的坎？
何为无
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大，但是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总觉得人类作为一个团体，其实在低估我们超越自己的能力。
很多年前大家就预测说世界上的粮食只能养活10亿人还是20亿人，但是现在我们有80亿人，粮食还是够的。以前也说布不够用，因为种不出那么多棉花，但是那时候没想到石油也能做化纤，也能做非常好的衣服。我认为人类会慢慢地接受这些革命带来的好处。
关于长寿问题，比如在日本，正教授不退休副教授是升不成正教授的，如果这个正教授一活活120年，那个副教授可能郁闷死了。
我想跟原教授讨论一下，其实人类现在平均寿命已经快到80岁了，以前我们讲的老龄社会都认为人工作个10年、20年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人，如果找到合适的职业，可以工作50年、60年、70年。
巴菲特选股票的能力我估计比中国90%的年轻人都强，他已经90多岁了，你能强迫他一定要退休吗？他的能力对公司还是很有贡献的。但是，巴菲特占在那个位置，别人也升不上去，这也算是一种冲突吧。
孙允广：这个问题原教授怎么看？
原新
这个问题很简单，长寿的过程延长的是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就是老年期的寿命，但是从年龄层面上来看，我们是在老龄化的进程中正在经历一个年轻化的过程。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又是一个数字化、科技化的过程，在这两者的碰撞当中，老年的经济社会参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刚才何教授说他的导师活了110岁，其实中国老年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邬沧萍教授今年是100周岁，他是人民大学的终身教授，依然还站在讲台上给研究生上课，这样的身体，你需要他退休吗？
所以我觉得退休应该变成一个相对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应该根据人们的健康水平、寿命水平以及个人能力的强弱来做一定的调整，一句话，要弹性起来。
80后一代怎么规划养老？
孙允广：有网友问原新教授，80后一代怎么规划养老？
原新
刚才何教授已经给了很好的两个建议，存钱、存健康，从老年的社会保障来说，现在政府也在积极地构建保障体制，从养老保险体制来说，我们有多支柱、多层面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多层面包括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都来分摊未来养老的准备，多支柱包括政府的基本养老、就业单位的职业年金，以及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化的养老保险及其他金融产品。
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养老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政府的基本养老金说得非常清楚，就是保基础、普惠，如果你想在政府保基本的基础上活得更好更潇洒，自己就要为你未来的老年生活做一定的储备，要依靠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
从养老金的规划上来说，养老金的金融规划一定要从青中年时代就开始谋划，说是养老金的金融安排，实际上它要在人挣钱的时候、生产性的年龄段开始谋划，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绝对不会给老人投什么养老保险，只有在青中年的时候投保，老年期享用，所以这是一个财产从年轻时代向老年时代转移的过程。
还有就是鼓励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样才有可能让你的生活更加充实。未来80后、90后一定是少孩的家庭结构，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模式已经不可能再延续了，在这个背景下，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自养能力，其实老年不可怕，寿命延长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老了以后不健康，没有充足的财富储备，那才是可怕的事情。
所以健康要从娃娃抓起，老年期的健康是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行为和健康素养的结果。同时我也推荐两本书，《老有所养》和《老年金融学》，这两本书不是那种高大上的理论专著，而是面向大众的既有理论性又具有实操性的普及读物，同时以大量的案例为引导，通俗易懂地给你讲述怎样适时、适当、适度地配置老年金融资源的理财工具、方法和路径。教你自行构建有保障的终身收入金融策略。
实际上就是教会你在挣钱的中青年时代怎么去为不挣钱的老年时代做好财产的转移，保障你老年时代的生活质量。
如何科学养生？
孙允广：谢谢原新教授的精彩回答，这让我想起历史上一个特别经典，也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白居易老了之后，他觉得自己比较悲观，于是写信给他的好朋友刘禹锡，他说我老了，头发也掉了，牙齿也掉了，我很悲观，未来生活怎么办呢？
然后刘禹锡就给回了一封信，也是一首诗，他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他就说你不要觉得老了怎么样，夕阳红不也很好吗，所以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希望我们能够对生活依然充满热爱和激情，毕竟青春其实跟年龄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何总，关于科学养生，您怎么看呢？
何为无
我觉得对于科学养生，我们这个年代最大的工具就是越来越精准的指标，比如说你的血糖、血脂、血压都有一个反馈机制，这些数据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工具。
饮食也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我一直跟他讲一罐可乐下去36克糖就进去了，但那个东西就是好吃。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来可能会得因为智能手机导致的焦虑或者眼睛的病，我们上一代人是不用这些工具的，但是这一代年轻人出生就有智能手机，一天花很多时间在智能手机上，多年后一定会有后遗症的。
现在要把智能手机从年轻人手上拿走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估计也是我们这代人精准医疗养生的一个核心挑战。
孙允广：谢谢何总。在直播过程中，我也看到了观众朋友们很多的情绪和反馈，很多人觉得年纪轻轻也想退休，觉得自己很累，也有人说面对生活很多的挑战和压力，要经常熬夜、经常加班，有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会面临生活中的很多困难。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不仅仅是长寿，更多的是高质量，我觉得高质量是比长寿可能更重要的一个维度。
最后，我也把自己的一些感悟分享给大家，法国作家莫泊桑有一句话，他说：“生活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最后我们希望您的人生能够过得平凡又舒展，沐浴过阳光，也抵御过寒冬，但最终依然勇敢地去相信未来。再一次感谢原新教授和何总今天晚上对于“怎样能高质量活过100岁”的思考和建议。
*文章来自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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