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制度是在维护各国主权基础上，为实现世界经济稳定而制定的各类规则和制度的集合。全球金融危机的经历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严重经济动荡，几乎都与国际资本流动所引发的问题有关。原因之一是各国中央银行在运作货币政策之际，不能“内部化”这些政策的国际波及和反馈效应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尤其基轴货币国这方面的问题最为严重。考虑到国家的存在，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很难避免，指望在不久的将来成立“世界中央银行”也是不现实的。当前，比起大刀阔斧地改革国际货币制度，更具有现实性和重要意义的是各国中央银行之间加强货币政策相关问题的坦诚意见沟通，强化包括监督监管和支付清算体系在内的银行业务方面的合作。
[日]白川方明 著
裴桂芬 尹凤宝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发生的严重经济动荡几乎都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关。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前大量资本涌入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危机后巨额资本快速外逃，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动荡。
全球金融危机中，危机之前，新兴市场国家以及欧洲的大量资本流入了美国。美国国债、抵押债券、复杂的证券化商品成为这些流入资本的投资对象，欧洲的银行为加强美元计价的资产运用，增加了美元计价的短期资金筹措规模，扩大了杠杆率。
危机之后，资本停止流入并出现了回流现象。欧洲债务危机期间，也产生了流入欧元区外围国家的资本突然大量外流问题。危机过程中汇率出现了巨大波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这已成为共识。
实现国内经济稳定当然需要各国政府的努力，但同时全球经济的稳定也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为实现全球经济稳定，针对国际资本流动、汇率波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某种规则或制度，也就是国际货币制度能否正常发挥作用，才是关键所在。诺贝尔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半个世纪之前对中央银行这一“制度”做了如下阐述：
可以说，希克斯预言了中央银行在全球化进程下的全新课题。
国际货币制度是在没有世界政府或世界中央银行的背景下，为消除阻碍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不均衡因素，也就是针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制定的关于货币和资本流动的各种“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如前所述，为实现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必要条件就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具有良好功能的国际货币制度。
国际货币制度由以下三个基本要素组成。
一是调整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不均衡的规则。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发达国家转向浮动汇率制度之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二是对陷入对外支付困难国家的资金融通机制。IMF的融资制度和区域性资金融通机制就属于这一类，如在欧洲债务危机过程中，对希腊提供的IMF贷款以及欧元区内部的资金援助。
三是监控各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当判断可能威胁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时，通过施加某种压力或影响力，要求各国纠正宏观经济政策。
以前说到国际货币制度或者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压倒性的主题是围绕国际收支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汇率调整问题。比如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成立IMF以来，反复讨论的主题就是应该由经常收支顺差国还是逆差国承担纠正不平衡的责任问题。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期间，调整经常收支不平衡成为宏观经济政策运营中的主要问题。即使是现在，经常收支不平衡调整的重要性也没有降低，不过随着全球资本流动的日趋活跃，资本流动引发的问题重要性在显著提高。
在这方面经常听到的一个议论，就是担忧伴随美国经常收支赤字而出现的对外债务增加会引发美元暴跌。“广场协议”之前也是如此，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国际会议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相对应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流入成为热门的讨论话题。
与上述讨论同时出现的是时任美联储理事伯南克发起的“全球储蓄过剩” 问题的讨论。他指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过度储蓄，导致美国长期利率降低到难以用美国国内经济因素解释的水平。如果一国储蓄超过投资，会出现经常收支盈余，相应增加对外净资产规模；一部分增加的对外净资产投资美国国债，因此带来美国长期利率下降。按照这种说法，新兴市场国家的过剩储蓄成为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很多国家都是由政府负责制定与国际货币制度相关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在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作用无足轻重。相反，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整体来看，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对世界范围的金融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担任行长期间，在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方面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波及和反馈效应，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为抑制本国货币升值而进行的外汇市场干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核心物价指数（不包含能源价格）为目标运作货币政策带来的全球性宽松偏好。
对各国中央银行来说，为维持本国物价稳定将能源价格作为外生变量是合理的，但如果所有中央银行都这样考虑、运作货币政策，就会带来资源价格的波动，结果成为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并可能反作用于各国国内经济。实际上，直到2008年前后，尽管原油价格暴涨，扣除原油价格波动的核心物价指数变动都是比较稳定的。因此产生的宽松偏好带来世界范围内的总需求增加，进而成为原油需求增加、价格进一步上涨的因素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长期持续重视核心物价指数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资源价格的不稳定。从长远来看，金融危机后的资源价格大幅下跌，可以视为21世纪最初几年各国中央银行专注于核心物价指数的副作用在一定时间差后的显现。
不管是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市场干预，单独来看都是基于实现本国经济稳定而推出的最佳政策，但是从全球经济整体来看，未必就是最佳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应该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对于本国的货币政策或外汇市场干预将怎样影响其他国家，又怎样通过“负外部性”由其他国家反作用于本国的认识，存在很大缺陷。
第二，即使各国意识到世界范围内存在“负外部性”并且理解相互协作的重要性，但如果缺乏博弈论中的“合作解”机制，现实中还是会出现优先考虑本国经济的倾向。
第三，国际收支危机期间难以筹措到外汇资金。不要说经常收支存在逆差的国家，即使是经常收支处于均衡的国家，如果整个资本流动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期限错配或货币错配，金融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都可能带来外汇资金的流动性危机。陷入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只能从IMF等机构贷款，当然要以严格的紧缩政策为代价。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相关国家就有过噩梦般的经历。如果无法预测危机期间筹集外汇资金的难度，就难免会做出过度防御。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范围内就会产生紧缩偏好。
第四，美国作为基轴货币国享有“法外特权”。即使完全理解世界经济整体的负外部性，美国也可以不受外汇资金周转问题的困扰，一直追求对本国来说最佳的经济政策。当然，曾经的基轴货币英镑被美元替代的历史也表明，美国的地位也并非是永远不变的，但作为基轴货币国的美国，无疑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实施本国优先政策。
鉴于国际货币制度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改革呢？在2011年法国主办的G20会议上，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成为议题之一，但正如大家当初预期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谁都不会否认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但作为这么一个特别宏大的课题，改革起来并不容易。在上述提到的威胁国际金融环境的4个因素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因素属于博弈论中的“合作失败” (coordinationfailure) 案例。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需要明确货币政策对本国而言的真正利益，在当前状况下，只能依赖成员国之间坦诚地交换意见，强化信息沟通和交流。假设能将负外部性完全内部化，可以说“本国优先”政策实际也是伤害本国利益的行为。如果更多国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事态自然就会得到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努力明确本国货币政策的真正收益，践行托克维尔所说的“理性利己主义”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因素或许不能说成是“合作失败”，而是还有改善的余地。当前最现实的解决方案是改善危机期间外汇资金筹集的制度框架。关于这一点，每次发生金融危机后都会引入一些新制度或者改进原有制度。全球金融危机后也进行了多项改革，IMF正努力创设和完善新的融资制度。另外，也建立了像东亚国家“清迈协议”那样的区域内外汇资金融通机制。
第四个因素是源于基轴货币国法外特权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不存在一个有效机制使得美国以外的国家能够对之施加有意义的影响。美国只要变更货币政策，都会为美国带来收益，这是确定无疑的。
基于上述国际经济相关问题的分析，我认为目前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只能是实用主义的改良。具体来说包括3个方面。
一是为了认识上面分析的“理性利己主义”，各国中央银行之间应该就货币政策展开坦诚的意见交流。
二是在金融监管和监督规则方面展开合作。
三是在中央银行之间加强包括支付清算体系在内的银行业务方面的协作。与货币政策相比，中央银行之间在银行业务方面的合作进展非常迅速。在支付清算体系方面，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成果颇丰，最有代表性的是为消除世界各地时差带来的汇率结算风险而成立的持续联系结算(CLS) 银行。在包括支付清算体系在内的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很多“标准”，还开始了由第三方国际评级机构对标准遵从状况进行评估的机制。我在1987年首次参加支付清算体系相关国际会议时讨论的主题，形成了现在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标准。这些标准都是在很多国家政府当局和专家的共同参与下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另外，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还体现在一些不大引人注目的领域，联合应对伪造纸币就是其中一例。现在的精密彩色复印机相当先进，在这个领域日本企业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技术能力，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正在与世界著名复印机厂商合作，共同谋划纸币防伪对策。
在目前的情况下，就国际货币制度改革而言，还没有魔杖般的解决方案。中央银行当前能够做的事情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坦诚地交换意见，在中央银行支付清算服务、金融监管和监督方面加强合作。除此之外，我还希望创新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在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深化各国货币政策经验教训问题的研究，同时更重要的是政策决策者以及学界之间的观点交锋以及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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