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专家：延迟退休是一条必然要走的路 年轻人在就业上绝不能躺平

本期策划为《经济大家说》第018期

本期嘉宾｜原新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老有所养》特邀推荐人

文｜祝玉婷

“我们来看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是持续性地在减少。2020年是8.9亿人，到2035年会减少到8.2亿人，到2050年会减少到6.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63%以上降到50%。这样一个数量和比例的下降，导致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强。”

近日，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在谈及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及发展趋势时，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他指出，整个中国未来社会需要适老化的变革或者说适老化的转型。未来的老年人将逐步从社会舞台的边缘走向C位，从边缘群体变成主流群体，从社会的客体变成社会的主体。

“延迟退休是一件社会公共政策安排，它的推出应该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影响越小越好，所以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此外，对于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在年龄、性别上的特征，我国老龄经济发展现状，老年产业市场空间，未来发展建设的建议，如何预防“老后破产”，如何有效安排自己的养老资金，年轻人是否该躺平等话题，原新都一一分享了他的观点。

[加] 摩西·A.米列夫斯基

[加]亚历山德拉·C.麦奎因 著

罗桂连 徐贞颖 谢晓晖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到本世纪中叶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基本上要翻一番

1. 目前我们中国人口的结构现状是什么样的？有哪些重要特征？

原新：从人口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人口结构既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也包括人口的空间结构，更复杂的是人口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这个问题要谈的话，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选题。

性别和年龄，我们把它们称之为人口的自然结构，因为性别是与生俱来的，年龄则是每生存365天长一岁，这些都是自然规律。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人口老龄化。根据2021年的国家统计资料，我们国家的总人口是14.13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大概是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7.5%。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有8.98亿人，占总人口的63.6%。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67亿人，占总人口的18.9%，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2亿人，占总人口的14.2%。

如果按照65岁来算老年人口的话，我们从2021年起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社会；如果按照60岁来算老年人口的话，则在2023年进入中度老龄社会，二者差别不大。根据未来的人口发展来看，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不但不会停止，而且还在不断地加速。到202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超过3亿人；到2033年，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超过4亿人；到2054年会达到最高峰值，5.2亿人。换句话说，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老年人口的数量基本上要翻一番。

另外一个衡量老龄化的指标，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按照60岁来算，2023年老年人口的比重会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社会；2035年会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到2054年超过40%，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这样看，人口老龄化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在当今社会，最老的国家是日本，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约35%。但是，我们国家在本世纪中叶将要遭遇到的一个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前景，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案例，一切都是新生的。

如何综合地看待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呢？我用五个“超”字来形容它的变化。

第一个是超级规模。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现在的2.67亿人到本世纪中叶达到5.2亿人，将近翻一番。规模一直为世界之最的状况会保持到2070年左右。

第二个是超快速度。老年人口翻一番的同时，老龄化水平也将翻一番，达到40%以上，这样的速度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要快。可以说中国达到这样一个老龄化的速度，跟相同增长幅度的老龄化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大概只用发达国家的一半甚至1/5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超级老龄社会的跨越。

第三个是超高水平。也就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的老龄化水平会达到40%以上，我们也就跻身于全球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行列。

第四个是超稳形态。本世纪中叶以后，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稳态结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基本上稳定，老年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基本上都在45%左右。这是一个超稳形态的老龄结构。

第五个是超大差别。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省际之间，存在的差距非常巨大。这样的差距，实际上给我们将来应对人口老龄社会也带来更多的挑战。

在这样的基本特点之上，如果说要从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角度来阐释的话，我们要特别关注到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性。从现在往后走的30年，也就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是处在一个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与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的交汇期。

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情形是：第一个，人口的规模依然庞大。现在14.13亿人，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增长”阶段。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仍处在人口达峰的阴影当中，规模依然是庞大的。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到2035年之前一直还在14亿人以上，到2050年还在13亿人以上。即使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依然是全球唯二的以十亿计为单位来计算人口的国家——一个中国，一个印度。我们国家依然拥有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特点。

在未来的三四十年中，我们会看到人口老龄化加速，但是它有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的特点。也就是60到69岁的老年人口，从1.6亿人左右会增长到2.2亿人左右。

社会抚养的主体由养小转向养老

养老压力在持续增加

2. 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哪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原新：从比重上来说，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量的比重会从50%以上降到40%左右。可以说，低龄老龄化的特点，为我们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创造了一个机会窗口。但是这个机会窗口的时间非常短暂，也就三四十年的时间，瞬间即逝。低龄老龄化之后，紧随而至的一定是高龄老龄化的特点。

在未来三四十年中，处于低龄老人的这一部分人，在后面会变成高龄老人。所以高龄老人以及老年人口当中的一些重点老年人群，比方说空巢、独居、失能、半失能的老人，会成为高风险的人口。他们对社会服务、医疗、健康的需求，可以说是刚性的。拿8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2020年的人口普查，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只有3580万人，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有459万人，100岁以上的百岁老人有12万人左右，2050年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会超过1亿人。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2020年普查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叫身体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这一类人的比重只占2.3%。但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中，这一比重上升到了8.3%。而90岁及以上的长寿老人中，这一比重快速地上升到了17.9%。百岁老人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达到了31%以上。也就是说，随着年龄向高推进，不能自理老人比例在升高，高龄老人增多、寿命延长会加大整个社会医疗以及养老服务的需求。

同时，在人口结构上还有一个特点，人口老龄化不仅仅只是老年人和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的一个变化，它是全龄人口的一个变化。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是持续性地在减少。也就是说，从2020年的8.9亿人，到2035年会减少到8.2亿人，到2050年会减少到6.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3%以上降到了50%。这种数量和比例的下降，会导致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强。

但是，6.5亿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届时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来说，依然比发达国家要多。

再往下去看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了：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性减少，而老年人口在持续性增加，相对来说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基本稳定。这样一个变化，它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就是社会抚养的主体由养小转向了养老，而且养老的压力在持续性地增加。

20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分别是2.53亿人和2.64亿人。也就是说，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如果按照抚养比来说的话，老年抚养比是29.5（对应100个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下同），少儿抚养比只有28.3。这样一种现象，结束了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从以“养小”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向了以“养老”为主的社会形态。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这样一个相反的动态过程，造成老年的抚养比会持续性地增加。到2035年左右，老年抚养比会超过50，总抚养比会超过70；到本世纪中叶，老年抚养比会超过80，总抚养比会超过100；到本世纪70年代，老年抚养比就会超过100，总抚养比会超过120。显然，老年人将会成为整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家庭赡养的主要对象。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把一个老年人养老送终的社会支出，和把一个小孩养到结婚之前的社会支出相比，养老的社会支出是养小的社会支出的2-4倍。但是这个问题给到中国人的话，大概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会说养小花的比养老多。那么，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呢？因为大家感觉到的是家庭支出。

因为从养小来说的话，国家现在除了九年义务教育、减少部分个人所得税以及很少的一些国家补贴以外，孩子成长“养”、“育”这两件事的支出，基本上都是靠家庭支出。所以这使我们感到养小花得多。但是从社会支出来说，一定是养老比养小花得多。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无论是医疗保险的需要，还是养老服务的需求，都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直线上升。

42年之间

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3364万人

3. 除年龄结构外，我国人口在性别结构上存在哪些特征，带来了哪些问题？

原新：性别结构上，我们国家又存在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我们有持续40多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这样一个历史，从1980年到2021年。40多年了，这个早期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出生队列，现在已经进入了适婚年龄段。由最早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变成了适婚年龄段的性别失衡。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偏高。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应该是103-107个男孩对应100个女孩。198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我们的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07.8左右，高于正常值的上限值。随后出生性别比一路飙升，到了2004年左右，达到了最高值121以上。在国家综合治理的背景下，出生性别比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人口普查时降到了111.3，2021年的人口统计进一步降到了108.3，越来越接近于正常值。

如果我们按照每一年的出生性别比和每一年的出生人口计算，1980年到2021年我国一共出生了7.9亿人。这7.9亿人的平均出生性别比是114.4。如果按照出生性别比105的平均值为基础来推算的话，42年之间，我们国家的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3364万。换一句话说，中国至少有3000万的男性如果想结婚的话，绝对缺失与之匹配的另外3000万的女性。有些人说我们可以采取“进口”新娘或者“出口”新郎的办法，可以适当地吸引一些女性移民，可以迁出一些男性移民。但是我想3000多万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即使靠移民来解决的话，也只能解决其中极少一部分人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人群在青少年时代，不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比方说小学、中学乃至高中，男生多一点，或者女生多一点都不是问题。但是到了婚姻阶段，组成家庭的这个时间段，男女性别的失衡，的的确确会增加婚姻的竞争性，增加婚姻的成本。这也是我们国家近些年婚姻成本持续高升，彩礼不断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样，在青壮年时代，性别失衡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治安问题，或者说由性引发的刑事案件、社会治安等等这些问题。

同样，按照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体制呢？如果到了60岁以后，一个人终身未婚，也就是说，到了60岁以后旁边没有伴儿、没有子女后代。这一类老人我们现在统一称为“特殊困难老人”。特殊困难老人是由国家来统一供养的，所以又增加了养老的压力和养老的复杂性。

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给出一组数据，20-40岁的“适龄婚姻人群”，其实也就是1980年到2000年出生的人。这一人群，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万，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他们不是说不想结婚，而是因为女性的缺失或者说在合适年龄段女性的缺失，他们结不了婚，我把他们称作“失婚人群”。

还有一个雪上加霜的情况，有一部分女性“不婚”，明明有条件结婚，但是不愿意结婚。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又变得更复杂了。

实际上，两组数据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挺有意思的：女性和男性在中国都同时在延迟结婚。202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男女性相比的话，大概是在26岁到27岁之间。和十年前相比增加了3-4岁。但是，我们现在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发达国家在30岁及30岁以上相比，我觉得我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尽管现在大家都在提倡适龄结婚、适龄生育，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基本上发达国家的男女初婚年龄都在30岁以上。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已经达到了35岁以上。

晚婚，一方面压缩了生育空间，另外一方面也导致有一部分人可能就终身不婚了。晚婚现象在男女未婚人口的表现上，其实非常典型。比方说在199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男性20-24岁没有结婚的大概占了60%，女性大概占了41%。但是到2020年的人口普查，男性增加到了91%。女性增加到了80%以上。不能说单身人口增加了，这个只能表现为推迟了结婚。

但是再往后看，这个现象真的在继续，1990年女性25-29岁年龄段没有结婚的人口只占4.3%，但2020年增长到了33%，增长得很快，也就是说推迟结婚现象非常明显。男性25-29岁没有结婚的比例，在1990年是16%，到了2020年为53%。30年也就是一代人的变化，真的变化非常快！

再往后看，到30岁以上还不结婚可能真的有些人就不再考虑结婚了。1990-2020年，比方说女性30-34岁未婚的比例从0.6%增长到了9.3%，翻了十几倍；35-39岁，女性未婚比例从0.3%增长到了4.1%，40-44岁从0.2%增长到了2.1%，虽说比例不高，但是增速极快。相应地，男性增加的比例要比女性低得多得多，说明相当一部分选择终身不婚的人以女性为多。

全世界的研究基本上得到同一个规律，也就是说，未婚的男性或者叫“失婚”的男性多半集中在社会的底层，“不婚”的女性则一般集中在社会的高层。她们教育自由、经济自由、职业自由，所以选择了不婚，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不婚人口、单身人口是以男性居多。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数在减少，但是男性的比例越来越高。我国15岁以上的未婚人口总量有2.2亿，60%是男性，40%是女性。但是如果到了30岁以上，30-34岁未婚的人口当中男性就占到了70%，女性是30%。到了40-44岁，男性占到了74%，女性占到了26%。60-64岁大概男性占到了90%，女性只占10%。所以总体上来看，未婚人口或者单身人口是以男性居多的。

这里我要纠正一个错误，有人说我国单身人口有2.2亿人，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表述，单身人口不等于未婚人口，这是两个概念。按照202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我们15岁及以上的未婚人口总量是2.2亿人。2.2亿人你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单身人口，因为“未婚人口”和“单身人口”是两个概念。“单身人口”是不能结婚或者不愿意结婚的人群；“未婚人口”是指没有在婚姻状态的人口，这是两个概念。这跟我们统计失业率是一样的，没有就业意愿的人，就不能在失业率当中去做统计，所以我们不要混淆这两个概念。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40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还不结婚的话，可能他再结婚的概率会很低。因为中国有普婚、普育的传统文化。现在看起来，有一些人，的的确确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

如果按照2020年的资料来算，40岁及以上依然没有结婚的人口，只有152万人，50岁及以上没有结婚的人口，只有83万人。这和2.2亿的15岁及以上的未婚人口相比的话，这个量实际上是非常少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单身人口和未婚人口混为一体来看。这是性别结构的问题。

老龄经济

应当是一个适应老龄社会的全新经济体系

4. 我国目前是处于一个老龄经济的初级阶段吗？老龄经济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问题？该怎样解决？

原新：“老龄经济”是新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是对应老龄社会来提的。实际上，我们在谈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两件事情，老龄化不等于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少子化、长寿化，也就是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一个人口发展规律的结果，它只是一个人口现象。

以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为背景的经济社会，它表现为一个老龄社会、老龄经济的特征。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是个人口现象，无所谓是个问题或不是问题。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现象不匹配的时候，才会形成经济社会问题。

所以，老龄经济并不是在当前的经济底盘上增加一个服务老年人的新板块，它是一个适应老龄社会的全新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包括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经济结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新的经济体系。它涉及全龄人口和全生命周期，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行业。

党俊武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去年下半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党俊武研究员出版了一本《老龄经济》的专著，系统性地阐释了老龄经济的特点和架构。用他的解释来说，老龄经济就是老龄社会的经济，在宏观上是指与老龄社会相适应的新经济形态、新经济结构、新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新经济体系的总和。在中观上，是指老龄社会围绕全生命周期需求的一个产业体系，主要包括六大老年产业体系。在微观上，指的老龄社会下，生命处于一个漫长、不断延寿的老年期的经济需求和供给体系，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银发经济”和“老年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老龄经济”理论和实践实际上还没构建起来。应该说我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所经历的主要还是年轻型的人口和成年型的人口。我们所有的经济思维定式，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式，包括社会发展的模式，实际上都是构筑于年轻型社会和成年型社会的状态。

在老龄社会，尤其是寿命不断延长的长寿时代，新的经济社会形态之下的经济思维和经济逻辑，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党俊武研究员的老龄经济的观点看，他提出了“老龄经济”五个方面的变革和创新：

第一，老龄经济是人类经济格局随着老龄社会深化的一种转型。这样一种转型是整个经济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供给体系、需求体系、金融体系、公共财税体系等等都需要随之变革。在这个变革中，每一个人都是经济变局中的当事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未来长寿生活质量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我们要摒弃的是什么？老龄社会的本质问题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老年人的本质问题，是一个民生发展的问题。这两件事不要混在一块儿。

老龄社会，是关注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持续发展的经济做后盾，不能为包括应对老龄化在内的各项社会公共政策做充足的财富储备，那么应对人口老龄化不就是一句空话吗？所以，我们要跳出老年经济、银发经济的局限性思维来构建整个老龄经济和老龄产业体系。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老龄经济是一个复杂性的经济，它是为长寿做准备的经济，我们要坚持长期主义的路线。长寿会改变我们一生的消费和生产结构，同时也会改变整个社会宏观的消费和生产结构。

第四，老龄经济的演变逻辑，要把握从需求结构的趋势变化，理解代际更替当中各代人的需求差异。充分认识人口结构及其背后的需求结构变动，重塑整个经济体系。实际上，你可以想象老年人口占10%和老年人口占50%的社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第五，要统筹全局，在老龄经济、产业发展的市场逻辑基础上，来重塑经济的格局。

在整个老龄经济框架下，繁荣老龄产业，实际上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这个产业应该至少包括六大类：老龄文化产业、老龄健康产业、老龄宜居产业、老龄服务产业、老龄制造产业、老龄金融产业。

所以我觉得老龄产业，还处在一个塑造老龄经济新观念的阶段。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意识，打破过去传统的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基础上所建立的经济范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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