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数字金融被寄予厚望，既要支撑“五篇大文章”的战略大局，又要应对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落地，还要在AI浪潮中避免新的技术鸿沟。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在2026年科技工作会议上更是定调，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在新的技术环境与国际环境中，中国数字金融究竟该如何破局？
肖钢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近日，《中国数字金融》合著者、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深圳香蜜湖国际金融科技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刘晓春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给出了他的深度观察。刘晓春认为，目前我国在全球数字金融格局中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金融机构不必为所谓的“技术鸿沟”而焦虑，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如何深刻理解自身业务与客户。
提问：《中国数字金融》这本书特别强调了数字金融对“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的重要支撑作用。能否请您结合具体实例，阐述数字金融是如何具体赋能这些领域，提升其效能的？
刘晓春：这包括两层含义：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养老经济和数字经济是今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和方向，是新事物，也是大事业，需要金融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因为新和大，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所以要做好这五篇文章。
“五篇大文章”内容丰富复杂，面对不同场景，技术的应用也多种多样，很难简单描述。数字金融的作用在于能提高金融服务触达服务对象的广度和深度，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用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能量。比如“科技金融”中面对初创企业的信贷需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专属的风险评估模型，从而设计适配的融资模式和风险缓释方案，确定合适的融资额度，并应用这个模型对企业融资后的经营状况进行持续跟踪管理。
这里的关键，一是对科创企业新技术的评估，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搜集资料并进行系统研究才能得出结论，而数字技术能很快搜集资料、综合分析并得出可以让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进行决策的基础结论；二是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在当前和未来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位置和作用的评估，人工需要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而数字技术可以非常快地给出一个基本结果。
提问：数字金融在助推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方面被寄予厚望。在推动数字金融下沉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应如何分工？
刘晓春：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这方面不能本末倒置。需要政府在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就法律、财税、考核等方面进行制度性安排，数字金融才有助推的着力点。就数字金融助推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而言，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创新数字金融服务方式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二是尽己所能带动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中各相关方的数字化转型。
提问：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普遍面临“想转不敢转、想转不会转”的困境，您认为金融机构应如何做好数字金融这道“必答题”？
刘晓春：这个说法一定意义上是部分人在贩卖焦虑，事实是中国的金融机构都在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由于当下数字技术更新迭代快速，面对一些特定的新技术，中小金融机构会有一些“不敢”“不会”。“不敢”“不会”的原因主要是对数字技术的认识不足。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大家对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以及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作用是有认识的，但这些认识主要还是概念性的，并不是对数字技术本身的充分认识，因此对应用数字技术中可能遭遇的风险、投入产出等有疑虑，所以“不敢”；因为对数字技术没有系统了解，所以转型战略上、步骤上不知如何着手处理。
要解决“不敢”“不会”的问题，金融机构一方面要比较深入、系统地了解数字技术的原理、功能、发展趋势、局限等；另一方面，要更加清晰地认识自身客户群体的特点、本机构业务结构的特点以及各类业务的操作、风险管理等特点，从中找到适合本机构发展需要的适配的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战略和规划。不能盲目追求“高大上”“高大全”，适配的才是最好的。
提问：今年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科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安全有序推进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应用，释放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动能。”在当前央行定调推进AI应用的背景下，您认为中小金融机构应如何避免技术鸿沟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刘晓春：我认为中小金融机构不需要有技术鸿沟的焦虑。数字化转型是趋势，在数字化条件下，依然有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如何数字化，技术只是工具，金融机构的实质永远是为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只是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金融创新，本身并不进行技术创新，只有应用能力和应用方式的差别，不存在技术鸿沟。认识客户、认识业务、认识自己、认识未来，走适合于自己的数字化转型之路才是正道。
提问：书中将“金融云、区块链与数字货币、数据共享、数字信用”列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重点方向，您认为当前哪一块是最薄弱、最需要优先突破的，原因是什么？
刘晓春：金融领域的数字化，实质上就是相关信息流和资金流进行更有效的流通和交换，这需要“金融云、区块链与数字货币、数据共享、数字信用”等基础设施。这方面的突破，当然有技术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制度和规则建设上的突破。这几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不存在先和后的问题，目前进展不快，主要还是制度和规则建设问题。
提问：在监管方面，您认为，我国应如何平衡“与国际接轨”和“保持中国特色”，平衡“安全”与“鼓励创新”？
刘晓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绝对化。“与国际接轨”和“保持中国特色”并不矛盾。许多国际规则，一方面是对历史上各种金融风险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各种业务合作的共识。各国有各国不同的体制和环境等具体情况，在对接国际规则时都会根据国内法律和监管有所取舍，不是为特色而特色。
“与国际接轨”就是要对接国际规则，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和安全，就没有什么可以不对接的，绝不能把本就该改革的一些做法当成“特色”固化下来。同样，“安全”和“创新”也不是对立的。创新不应该是排斥监管的，不能被监管的创新必然是伪创新。专业的监管，必须对创新有具体和深入的认知，界定真正的风险和可能的风险、业务模式风险和操作风险等，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不是一味“放”，也不是一味“禁”。
提问：面对国际竞争，您提出要提高我国数字金融的国际竞争力。您认为目前我国在全球数字金融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优势与短板分别是什么？
刘晓春：目前我国在全球数字金融格局中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在传统金融领域技术的创新应用全面领先，包括各类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核心系统、技术在各类业务中的创新应用等；数字金融在推进普惠金融方面遥遥领先；在央行数字货币探索方面一枝独秀，数字人民币无论在试点时间和试点范围，还是在应用场景拓展和技术创新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在跨境金融中处于领先地位，包括跨境支付结算的创新、跨境支付结算技术的输出等；第三方支付的创新发展遥遥领先；在数字监管方面有许多创新建树。相对来说，我国在利用数字技术创新金融方式和模式方面还有一些短板，比如数字资产创新与交易、数据产品创新与交易等。
提问：书中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数字金融国际竞争力的举措”，其中是否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或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数字金融如何服务于国家更高水平的开放战略？
刘晓春：高水平的开放，就是在充分开放的同时有能力保障国家各方面的安全。开放必然带有风险，但不开放本身就是风险。保障安全，主要在于有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和手段。发展数字金融，既能有力地推动金融开放，也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比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新型数字化跨境支付体系建设，既能推动对外开放，也能防范国际市场风险和美元霸权风险。这方面尤其要大力推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监管创新，为高水平开放提供坚实的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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