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稀土布局者

▲“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院士

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稀土的利用将越来越多，很多高精尖材料都需要它，稀土已成为战略物资。当时邓小平高瞻远瞩，对国家发展有长远的战略思考，而方毅是落实者。

1978年3月18日，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主持，并由他作工作报告。

这是一份在科学事业上影响深远的报告，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尤为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稀土工作者也欣喜地找到了方向——方毅在报告中提出：“大力研究材料科学技术，对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快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多金属共生矿的研究，攻下综合利用技术关，加强铜、铝资源开发的研究，使钛、钒生产跃居世界前列， 使铜、铝、镍和稀土的提炼技术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由此，攀枝花、包头、金川三大共生矿的综合利用被列入重点攻关规划。其中，攀枝花以钒钛为主，包头以稀土为主，金川以镍矿为主。包头的白云鄂博蕴藏着占世界已探明总储量41%的稀土矿物及铁、铌、锰等175种矿产资源，至今仍被称为“稀土之都”。 

这是稀土工作第一次被写进大会报告，却不是第一次被方毅关注。方毅的秘书郭曰方还记得，在大会召开前几个月里多次听方毅提及稀土。“有一次是在车上，经过复兴门时，首长对我说要抓一抓稀土的开发利用问题，让我关注一下。”当时，稀土、钒、钛等元素是国家急需的原料，尽管我国储量很大，却因提取技术不过关，只能花费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因此，三大共生矿的利用问题很早就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曾就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工作有过谈话或批示。包头的稀土矿作为三大共生矿之一，同样备受牵挂。 

郭曰方回忆起方毅亲自挂帅组织科技人员攻关的情景：“他决心去抓具体的工作，把这个难关攻下来。”就这样，从1978年到1986年，方毅七下包头，几乎每年都带着100多位科学家、相关部门同志去白云鄂博现场办公，现场研究和解决问题。

方毅还把目光放在了稀土的推广应用上。1980年，他到包头视察时指出：“因为稀土是新东西，加上过去分离提取比较难，价格很贵，所以用得不多。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稀土的性质和作用认识越来越深刻，那么它的应用方面就会逐步打开……我认为，稀土的利用绝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我们的子孙还得干下去，还得研究下去。” 

把稀土搞上去，关键在人才。七八年间，方毅特邀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教授一同前往包头，共商稀土矿的综合利用。他们之中有李薰、邹元燨、徐光宪、郭慕孙、萧祖炽、袁承业、周传典等著名科学家。 

1979年，几位科学家建议成立“中国稀土学会”，方毅立即表示赞成并大力支持，指示周传典具体筹办。方毅第一次去包头时，正是科技人员流失最严重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和包钢的人说，留人必须先留心。为了让年轻的科技人员安心研究稀土，他特意请劳动人事部长赵东宛和管物价工资的人员到包头开会，研究给稀土院职工提高待遇。 

稀土工作者没有辜负方毅的期望。1996年，我国稀土产量已占全世界产量的60%以上，超过了长期居于首位的美国。就是在这一年，物理学家丁肇中在全球范围寻找高性能磁性材料，用于阿尔法磁谱仪探测宇宙中存在“反物质”和“暗物质”的研究。包头稀土研究院击败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单位，一举中标，为该研究项目生产了高性能稀土钕铁硼磁性材料。 

方毅曾说：“我们是个稀土资源大国，不仅包头，南方几个省区也有。我相信，我们在稀土领域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可能是比较快的，可以做出我们的特色来的。”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有9个稀土开发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江西、广东、四川、甘肃。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从1983年开始申请国际稀土专利，1997年相关专利超越美国。2011年以来，中国稀土专利申请量均比世界其他国家总和还多。 

在我国成为稀土第一大国的历程中，被尊为“中国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科研成果使我国实现了从稀土“资源大国”到“生产大国”的飞跃，提高了我国稀土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被国际稀土界称为“中国冲击”。

1960年，适应国家原子能工业发展的需求，徐光宪将核燃料萃取化学作为自己新的研究方向，为打造北大技术物理系这一“核科学家的摇篮”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72年，为扭转我国稀土工业的落后状况，他又转向稀土分离方法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一辈子搞稀土，我喜欢，把咱们宝贵的资源利用得更好，这是一种乐趣。”2009年，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徐光宪感慨地说：“它紧紧连着我和祖国。”

“萃取”和“稀土”，这是代表着徐光宪事业巅峰的两个关键词。

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但是在多年以前，开发利用稀土的生产技术始终掌握在国外少数厂商手里。稀土拥有资源量最大的中国，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出口稀土矿，再用高价进口稀土产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光宪创立串级萃取理论，并运用于实际生产。这一全新分离方法，使我国单一稀土产量猛增，一时间，国际单一稀土产品价格暴跌，国外的稀土垄断公司不得不减产、停产甚至破产，中国的世界稀土强国地位，一举确立。

直到今天，“串级萃取”理论仍然是我国稀土工业的理论基础。这场由徐光宪引起的中国风暴给我国带来了数以亿计的收益，相关研究相继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各类奖励。

什么是萃取？打个简单的比方：油和水互不相溶，如果将一种混合物放在水和油（溶剂）中，只要其中的某一成分比其他成分更易溶于油，那么在油中所提炼出的这种成分会比其他成分多，也就是说这种成分的纯度高了。化学学科中的所谓“萃取”，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只是适用范围更广，所使用的溶剂不只是水和油。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甚至没有人相信萃取法可以用在稀土工业生产中。但徐光宪没有放弃，他无数次地进行试验，探索能给出料液、萃取剂、洗涤剂的浓度比和流量比关系式的串级萃取理论。

作为教育家，徐光宪撰写的教材教育和培养了我国几代化学工作者，他指导了近百名博士生和硕士生，为我国稀土产业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徐光宪的学生黎乐民院士在量子化学领域，黄春辉院士在稀土配位化学和光电功能材料方面，高松院士在分子磁体方面，长江学者严纯华在重稀土萃取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绩……

徐光宪曾说过：“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培养出了很多学生，他们都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大大超过了我。”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他常常将课堂延伸到办公室和家里。

2015年4月28日，徐光宪与世长辞。斯人已去，但徐光宪的话却被学生口耳相传：“年轻人要有时代幸福感、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未来需要年轻人担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