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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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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的读书态度和读书方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读书治学的一代新风，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1、读书有志向。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走向广阔天地，他给家人留下诗作：“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走出乡关，毛泽东投考湘乡县东山学校，在作文试题《言志》答文中，抒发了自己立志求学的远大抱负。校长李元圃阅卷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我们学堂取了一个建国才”。毛泽东年轻时就有着为国为民的博大情怀。在东山高小学堂读书时，毛泽东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尤其注意读报，在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之后很受启发与鼓舞，在报上写了很多自己的见解与批注，多是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与对当时时政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认为只有改变封建专制，国家才能富强。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主张青年人应该多关心国家大事，主张学习的目的应该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他说：“现在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他学习的目的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青年学生谋求个人地位名利的目的是不同的，是为救国救民“储备知识”。毛泽东认为，只有为救国而立志求真理才是“真志”。“求学救国”是青年毛泽东求学时代的主题，在他整个求学道路上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规定着其求学的方方面面，“明志求学”使其受益一生。
老人家酷爱读诗 、词、赋，他喜欢的诗词一般是爱国的，有骨气、有气魄的佳作。主席多次称赞“李白是诗人之冠” ，他点了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他多次提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的《石鼓歌》、岳飞的《满江红》、辛 弃 疾的《南乡子》、《摸鱼儿》，陈亮的《念奴娇》等等。特别是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 邦衡待制赴亲州》，洪皓的《江梅引》，主席将全文都划了圈点。
2、读书特别多。毛主席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经史子集到自然科学类的书籍，连小人书、笑话集都有涉猎。一部《二十四史》4000多万字，折算成20万字一本的话，有200多本，毛主席不但通读，有的部分还反复读。恐怕不少历史学者都没有好好通读《二十四史》。主席还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都是很感兴趣的。
毛泽东1954年下决心开始学英语的时候，面临着三大困难：年纪大（61岁），基础差，工作忙。但经过长期不懈的积累，他的英语水平达到了可以借助字典阅读一般文章、报刊消息的程度。除了国内的书籍之外，毛主席还非常喜欢阅读西方名人传记的译本以及新华社的国外参考消息，甚至还会阅读一些简单的外文文章来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譬如《北京周报》的英文版就是主席每周的必读物。
主席不论到哪里视察，凡是有条件的地方根据需要，就借书看，特别是县志，他都爱读 。主席对全国各地的地理、历史真是太熟悉了。工作人员有时随便说个什么地名，他都能与地理、历史、人物(哪位古人的家乡)联系起来。
3、读书很痴迷。毛主席就是个书虫，毛主席的床上、厕所和游泳池边都摆了很多书。为了读书，毛泽东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吃饭前后、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和上岸后的几分钟、会议的间隙、接见外宾的休息时间、乘车乘机途中、生病卧床期间、上厕所的时间，所有人们能够想象和想象不到的时间。即使在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医生抢救的情况下，他还在要书看。当年在延安时他就说过：“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
到了晚年，主席身体不太好了，他已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阅读各种报刊了。但他还是不肯放过重要文章和对某一问题的讨论。1973年“十大”刚开过之后，委托北大几位老师代主席阅看各类报纸、刊物。主席说：“请他们读后，认为值得一看的文章推荐给我及政治局的同志阅看。”几位老师把他们推荐出的文章，在北大出 版社印成大字体30多份后送中南海，由中办秘书处分送给主席、总理 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等领导阅看。1975年的一段时间里，主席双眼因患白内障疾病失明了。不久，唐由之大夫成功地给主席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老人家的眼睛又重新复明了。在视力 尚未完全恢复，还很微弱的情况下，主席不听大夫的竭力劝阻，又如饥似渴地自己读书、看 文件了，他又重读了《二十四史》、《自然辩证法》、大字本的《词综》和线装本的《唐 宋元明清诗别裁》等书。 到了1976年，主席虽然体弱多病，但头脑非常清楚。除坚持阅批文件外，仍然同以前一样挤出时间阅读各类的书，包括世界名人传记，还有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直到老人 家生命垂危之际，声音都难以发出的时刻，还举手，用三个指头比试着要看一份他关心的当时的外事材料(日本三木的近况)。
4、边读书边思考。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提倡多读书、读好书，但是不提倡读“死书”，认为看书、学知识不要唯书、唯上，要注重自己的独立思考，切忌“人云亦云”。毛泽东曾说：“古人的话，老师的话和一些名流学者的话，不一定都对。所以我们看书、读报、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多想一想。”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批判吸收。他对自己阅读的书籍常常爱作一些批注，对一些觉得好的与不好的观点都提出自己的见解。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养成了读书必做笔记的好习惯。毛主席读书的习惯有明显的特点，即边读边在书上批、划、圈、点。凡是他读过的书大 都留有特种标记，可以窥见他读书时的细致和观点。文章若写得好，主席就划圈，哪一句写得好，就划哪一句，全文写得好，就在标题上划圈。尤其是《伦理学原理》一书，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的，全书共12万字，光批注就约达12000字。其中标注十分精细，包括很多自己的见解与点评。
有同学问他，为什么对同一个人的文章有的赞赏，而有的却批判呢？他说，一个人讲话不一定全对，也不一定全不对，我们不能一味迷信也不能全盘否定。
5、以专业的态度来读书。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确实是常读常新。1954年在杭州的一次闲谈中，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有价值的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毛主席在读诗、词、赋时，对注释是考究的，凡不准确的地方，他便加批。如《唐诗别裁》 中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其中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原书上解释是：“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主席在注解上划了一杠，旁 边批曰“此种解释是错误的。”又如主席在垂暮之年，看到“文革”后出版的诗词注释不对 ，就请北大教授、专家、学者讨论，恢复古诗词注释的本来面目。1975年，他对一家出版单位出版的北朝末期文学家庚信的《枯树赋》注释持异议，又请北大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考证。
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毛泽东想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专门写信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他读拿破仑的生平传记，一下子就要来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分别写的三种版本，同时阅读。关于《楚辞》，他在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几十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
1957年2月18日，刘少奇率领调查组离开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调研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此次调查为期近三个月，在3月25日，在株洲视察湘江机器厂，与职工座谈时，有职工提出夫妻分居两地，家属宿舍和城市设施短时间解决不了。刘少奇要求大家发扬革命精神，号召广大职工克服困难，在这里他引用了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他认为，这首诗说明，在唐代像贺知章这样的高官在京做官都不带家眷，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职工们要求把家属都接过来不现实。少奇回京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少奇的汇报，认为少奇根据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而做出古代官员在外任职不带家眷的论断，论据不充分，为此，毛泽东翻阅了大量关于贺知章的史料和记载，在1958年2月10日，给少奇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在这封信后面，毛泽东又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6、带着大家一起读书。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毛主席在自己抓紧学习的同时，时刻不忘记带领大家一起学。1938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吩咐郭化若找几个人组织哲学座谈会。开始参加座谈的主要是毛泽东的秘书和干事，座谈的地点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内，每星期三晚上举行一次。每次座谈，毛泽东都亲自主持，引导大家把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同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而在大家发言时，他自己“不发言，也不插话”，似乎是边听边思考着什么，许多灵感可能就此而来。这期间，为了切实把唯物辩证法弄清楚，毛泽东还专门组织何思敬、艾思奇、陈伯达、和培元、杨超等人成立了哲学小组，集中研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在分头研究抗战的同时，毛泽东进而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学习和研究，参加者有滕代远、罗瑞卿、叶子龙、萧劲光、莫文骅等留守延安的高级将领。自1938年2月，这样一种集体性学习研讨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开展起来，每周一次，从晚上七八点至深夜十一二点。
解放后，他曾在中央刮起过好几波“读书旋风”，把读书搞成集体行动，让大家跟着一起补课读书。1958年11月，毛泽东倡导在中央和全党干部中“开展一次读书活动”。他自己身体力行，在两个多月里，读完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大部分是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进行的，很多时候是在火车上读的。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信中说：“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他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同时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中央领导层开展读书活动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
7、围绕应用而读书。毛主席读书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需要有所侧重，建党时期主席刻苦学习建党理论，战争年代他攻读 古今中外革命史和军事知识以结合中国的现实来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他又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大量书籍。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毛泽东说，我们“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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