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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产业界的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应该算是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马云也成功登顶亚洲首富。
从一个支付界的老鸟来看，马云的成功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这话现在说起来有点马后炮，不过其实2003年的时候，业界了解这结果的人已经不少了。
在2001年，一股电子商务的投资热潮席卷互联网界。于是，一种称为PKI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的技术也进入了中国。PKI翻译过来就是“公钥基础设施”，主要是为了解决在电子商务、网络交易中的交易信任问题，通过电子签名的手段，实现交易中的身份识别和不可抵赖。现在遍布国内的大大小小的CA中心（数字认证中心），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网上银行会用到的数字证书，都是这一股热潮的产物。
到现在，数字证书已经的确成为了一种普遍服务于互联网业务的基础设施了。但是，在当年，要等待PKI的巨额投资建设，来实现互联网电子商务，却有很多人是不愿意等待的。
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付阙如。
但市场有其自己的逻辑。就在2003年末，支付宝横空出世。当了解支付宝的模式后，很多人的感慨就是：它的模式太NB了，而且是一种看似简单的NB！
搁在现在，就是很多互联网产品经理所追求的：简单到极致！
一句话概括支付宝就是：它通过第三方担保的方式，来解决未谋面的双方交易信任的问题，而且交易双方所付出的成本是如此之低。
如果说在2005年要谈互联网思维，那么“支付宝”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互联网思维的好例子。是它以及淘宝的免费，将Paypal逐出了大陆。
那么，在支付宝这种交易模式支撑下，淘宝迅猛发展走向成功。其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呢？
1998年，美国学者 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信任》这本书，研究了“信任度”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从出版的开始，也就掀起了学界研究“信任”和社会发展度之间关系的一股浪潮。
中山管理学院李春生先生的《信任、忠诚与家族主义困境》一文中认为：中国的信任分为“社会信任”和“个人信任”两种不同的表现。“社会信任”——也就是基于法律和契约基础上的——程度很低，而“个人信任”——基于血缘、熟人、圈子基础上的——程度很高。
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
现在，大家都有共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如何建立“信任”是产生和维系交易的一个重要保证。
在“个人信任”中，这个事情比较好解决。
而在“社会信任”领域里，支付宝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交易双方建立信任的成本低廉。
2） 交易双方的“交易表述”完全一致。具体来说，对真正的买方来说，肯定愿意付款，然后在七天后验货成交；对真正的卖方来说，他理应对产品的质量等他所宣称的产品特点负责。
到现在，还有人说，淘宝的成功在于它不用交税。没有或者不用交税的买卖有很多，但是以如此简单的规则建立买卖双方交易信任的，只有支付宝。
正如李春生先生说的，中国社会处于“个人信任”高度发达，而“社会信任”发育程度很低的这种状况。而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地不适合社会的发展了。李先生的文章是研究民营企业的家族困境的，但他的文章也点出了一家真正的现代化企业所需要遵循的基本要素。
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的是一种普遍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是基于契约和法律基础上的，而不是基于血缘、熟人这样的私人基础上的。基于“私人基础”的信任，会造成为了小团队的私利，漠视社会规则如法律甚至良知。
这也是不少有着“现代化企业制度”的企业，依然处于“前现代化”的状态，做假冒伪劣的产品，做假账偷税漏税…的根本原因——没有构建基于契约精神的普遍信任关系。
复旦微电子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在构建之初，就注意到了“信任”在企业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复旦微电子强调两个信条：“一切以结果考核，是非以规则为判定”。
复旦微电子依靠这两个信条，来构建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那种不依靠员工之间的私人友谊，而依靠基于契约的普遍信任关系。
所以，在复旦微电子，不鼓励员工做企业的主人翁，也不需要员工额外的忠诚。
在复旦微电子，不刻意提倡员工之间的友谊，而更在意于一种现代化的契约精神。在这种契约精神下，人和人之间平等，互相尊重彼此的独立人格，没有人身依附…对一个新加入复旦微电子的人而言，可以明显感觉到，这里有一种陌生人之间可以“做交易”的“普遍信任机制”。
在依然还是“前现代化”的熟人社会的环境中，构建并坚持这样的“现代化”体系，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中间也会遇到些磕磕绊绊。它的进步或许在开始的时候注定是缓慢的，但它的前进也是不可阻挡的，也是能在后期承受越来越高速度的发展的。
这一点，其实是复旦微电子15年来，能够交给社会、员工、股东一份满意答卷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