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市卫计委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9月底，北京“单独二孩”办证已经超4.8万，尽管申请数量创新高，但仍低于政策预期。而在前几日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提到，中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过去30多年，中国人口生育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近几年的抽样调查数据，2010年至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1.26、1.23。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
由此可见，中国并没有落入预想中的“人口爆炸”陷阱，而将面临超低生育率导致的经济乏力和老龄化陷阱。许多人口学者呼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但就算立即放开，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还有预想中那么强吗？
预想中的婴儿潮落空，人口危机近在眼前
有关中国第四次婴儿潮的讨论已经持续五六年了。所谓婴儿潮是指，在某一时期及特定地区，出生率大幅度提升的现象。
1945年以来，中国共出现过三次婴儿潮：第一次是1950年代；第二次是从1962年直到1976年；第三次是1986年至1990年，其中1990年以2621万人达到中国年出生人口的最高点。
在预想中，出现第四次婴儿潮的理由很简单，1986年至1990年出生的孩子如今正处于生育旺盛期，新的婴儿潮出现顺理成章。然而，不仅预想中的婴儿潮没有出现，中国劳动力人口还在近几年首次出现了净减少。
这与中国近些年的低生育率息息相关。生育率，可通俗的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量。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1。而根据人口学者梁建章的估算，中国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个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相比不衰减。
然而，现实如导语中所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几年最高的2012年，生育率也不过1.26。
很多人觉得，身边很多朋友是非独生子女，生育率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低。梁建章曾分析：“假想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新华网，2012),平均生育孩子数只有1.75，远低于更替水平。”
更为严重的是，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推算，如果不考虑意外死亡，从2015至2025年这10年间，23岁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8388万人降至4741万人。由于中国未来育龄妇女人数剧减，如果生育率没有显著提高，那么未来每年出生人数将会大幅度减少。
人口一旦减少，将给中国带来挑战
人口一旦陷入衰退，带来的并不是“人均资源更多”或者“人均收入更多”，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经济增长乏力和老龄化难题。
首先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至2014年，中国劳动力分别减少345万、244万、371万。根据人口学者姚美雄的预测：“20至34岁的青年劳动力，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
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直接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上世纪90年代，日本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日本经济也开始了“失落的十年”；欧盟劳动力人口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最近几年欧洲的经济也是举步维艰。在中国，经济最先出现问题的东北地区，也正是生育率极低以及劳动力流出最为严重的地区。
其次是降低消费能力，影响内需。新出生人口对于医疗市场、婴儿产品、服装、玩具、教育等方面的需求都很大。美国第一个婴儿潮出现在二战后，人口学者易富贤认为：“美国的第一个婴儿潮出生的总人数目前只占全美国的28%，但是创造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全国的一半，美国最大的股市涨幅和房地产的需求，航空、电脑、互联网都是婴儿潮推动的。”
第三是弱化创新能力。青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青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
第四将带来老龄化难题。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会直线上升至40%左右，也就意味着年轻人将承担越来越重的养老负担。
“少子化”不仅困扰着中国，也困扰着全世界
近年来，各国生育率普遍走低，为了拯救生育率，各国政府也是绞尽脑汁。
从二战后，前苏联就不断鼓励生育；到了俄罗斯时代，鼓励生育的政策仍然存在，2007年还进一步实施了“母亲基金”项目，生育第二个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就可以申请，每生一个孩子可以得到25万卢布。
这类鼓励俄罗斯女性生育的措施还有很多，这些政策让俄罗斯的生育率从1999年的1.16回升到2012年的1.6，走出了“低生育率陷阱”。2012年，俄罗斯宣布它的人口政策取得了成功，2013年该国人口实现了自然正增长，2014年上半年俄罗斯生育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比2013年同期增长2.4％。
然而，到了东亚，类似的政策就不起什么作用了。2006年以来，韩国出台的奖励生育的政策达100余项，可是2014年韩国的生育率仍然只有1.19；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出台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可是到了2014年，日本新出生人口已经连续第四年下降。中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存在。
至于为什么不想生小孩，台湾人最担心的问题依次为：小孩未来发展、教育环境不佳、照顾负担重、治安不好。同时，年轻人会把自己低薪的状况投射在小孩身上，生育意愿就受影响。
有的国家为了提高生育率还使出了强制手段。英国《卫报》报道，2014年伊朗为了鼓励生育增加人口，通过了一项法案，全面禁止男性的输精管切除术以及女性绝育的相关手术。
限制生育很容易，鼓励生育却很难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曾推行鼓励节育的政策，将极高的生育率降了下来。可是，随后当政府开始鼓励生育的时候，却没有什么效果。中国一旦开放计划生育，可能也将面临类似的局面。
事实上，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申请数远低于预期，也正说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不但不强烈，而是很低落。
之所以生育意愿如此低落，与生育成本的上升密不可分。女性的生育成本主要有两部分构成：
一是经济成本，上海的调查显示，一个家庭养育一个0至3岁孩子的直接费用为32719.5元，4至6岁孩子的养育费平均为31943元，7至12岁的为31226元，35%的父母认为“养孩子是沉重负担”；
二是机会成本，根据美国劳工国家统计局的国际数据，201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70%，处于世界最高之列，女性一旦生育，往往要付出几年的时间，很多女性不得不放弃相当的收入与职业晋升机会。
很多人认为放开生育会导致报复性增长，事实上华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热衷于生孩子。在没有生育限制的地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澳门分别为1.0、1.0与1.1，香港分别为1.1、1.2与1.3。而在美国，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华人平均生育子女数差不多是1.6，全美是2.1，白人是1.9。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现代社会，东亚地区会比其他社会更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更高，这种高成本的付出，也会导致生育意愿的下降。
也有人认为，既然大城市的生育率低，农村人多生一些，生育率不就上去了。事实上，现在农村的生育意愿也并不强烈，根据梁建章的统计，2000年代的城市和农村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外出务工者介于两者之间。三个数据都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必须抛弃“人口是负担”的错误观念了
中国人生育意愿如此之低，除了政策因素和经济因素，更重要的还有心理因素。
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为粮食供应，就学就业增加困难，还会使能源、水源、森林等自然资源消耗过大，加重环境污染，使生产条件和人民生活环境变得很坏，很难改善。”这是中国人人口问题观念的分水岭，从“人多力量大”转为“人多是负担”。
在城市的长期一胎化政策下，人们已经把只生一个孩子当成常态，看到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觉得不正常，看到三个孩子的家庭甚至会诧异。 “人多是负担”这个假设来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认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粮食增长是按照算数级数，所以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地快过粮食增长速度，人口过剩会带来饥荒、战争、贫穷。这个假设从未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
然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人口并未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粮食也不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二战后，全世界人口是25亿，如今已超过75亿，但是全球人均的生活水平却大幅提高。
所以，要提高中国人的生育意愿，首先必须要抛弃“人口是负担”这个错误的观念。与此同时，还需要转而求助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否则，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前车之鉴已经表明，即使放开生育，仍有可能受到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困扰。
转自：私募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