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起转】翻开《国家相册》，再忆“深圳速度”，重温争先荣光！

深圳国贸大厦

1981年，人民南路与嘉宾路交汇处还是一片沼泽地，周围是低矮灰色的房屋。

1982年初，中建三局一公司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南下出征深圳，承接了深圳人民医院门诊楼、电讯大楼等项目，局面逐步打开。

1982年8月，一公司良好的口碑承接到了港资工程——金城大厦。但就在这时，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即将招标。

可是，有关部门要求，“竞标国贸大厦就必须放弃金城大厦！”业主也来劝，“继续干金城大厦，每平方米在原来基础上再加30元港币！”“放弃金城，全力投标国贸！”

一公司先贤们以极大的勇气毅然放弃条件优越的外资项目，果敢转入国贸大厦的角逐之中。

1983年初，在提前完成地下室工程后，一公司又以滑模技术从7家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中标深圳国贸主体工程。

1983年8月19日，标准层开始试滑。首次在国内采用大面积整体同步滑模工艺，在连续三次失败后，顶住巨大压力与风险实现第四次滑模成功。

1983年12月18日，滑模施工进入快车道。从最初7天一层，又提升到6天一层、5天一层、4天一层，从第31层开始，速度稳定在3天一层。“深圳速度”由此诞生了。

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一条消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主体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这是中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标志着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从此，“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享誉中外，成为改革开放的代名词，载入了特区建设、中国建设的史册。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站在25层高的国商大厦楼顶，远望旁边正在抓紧建设的国贸大厦。

1984年4月30日，150米高的中国第一高楼正式封顶。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登上了国贸大厦53层旋转餐厅，发表了有关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精辟论述，充分肯定“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从特区的发展谈到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使深圳国贸大厦名扬海外。尼克松、老布什、海部俊树、李光耀、加利等国际政要曾先后到此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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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国贸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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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4月，时任中建三局副局长的李传芳到深圳驻点，全权负责三局在深圳的业务工作，重点负责国贸大厦的建设。

李传芳意识到这项工程干成功了，将成为三局信誉和效益的金牌；干糟了，不仅本人身败名裂，三局的队伍也会被赶出深圳。她走马上任第一天，就在动员会上严肃地宣布了一条铁的纪律：“我们来了30多对夫妻，从今晚开始必须住单身宿舍。”话音刚落，一些人就笑出了声。因为李传芳的丈夫俞飞熊也在工地上，并担任项目总工程师。她说：“我也不例外，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她还宣布：“除特殊情况外，都不准回家，也不准家属来队，国贸大厦成功那天，这条纪律才能作废!”顿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

许多老员工在回忆国贸建设这段往事时都感叹地说：“无论是张局长（张恩沛，时任中建三局局长），还是李指挥长（李传芳），都没有特权，吃住都跟我们在一起。”

那时的人民南路还是一片泥泞，不比今日的繁华。张恩沛为了让加班的员工填饱肚子，亲自给大家煮从湖北带来的挂面。有时下雨，他就撑着伞挡住锅，一公司副经理王亲民煮面，等面差不多熟了，王亲民一声“走起”，用抹布包住锅沿，双手端起锅，向工棚里冲，张恩沛则撑着伞挡住锅跟着一路小跑，口中还喊着：“小心点，别洒了。”

因此，至今还有许多一公司的老职工很自豪地说，我可是吃过张恩沛局长亲自煮的面。

工地当时有四个年轻人，工地主任、施工指挥王毓刚，支部书记、副指挥厉复兴，总工程师俞飞熊，滑模主管罗君东。由于他们四人总戴着红色的安全帽出现在施工现场各个角落，被人们称之为“四顶红帽子”。

第一次试滑，因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的墙体被严重拉裂……第二次、第三次试滑仍然失败了。

滑模究竟能否成功？有一种乌云压顶的感觉。那时，王毓刚36岁、厉复兴39岁、俞飞熊40岁、罗君东才26岁，大家在一起日夜加班，人人眼含血丝。他们一头扎进工地，做实验、测数据，他们终于找到了原因。

张恩沛再一次来到现场，在简易的会议室中，“四顶红帽子”齐刷刷地站在他的面前，以慷慨赴死的决心望向这个他们敬爱的领导。

张恩沛听取他们的汇报，心潮澎湃。听毕，张恩沛问：“你们确定要再试一次？”“四顶红帽子”齐声回答：“我们要！”

“四顶红帽子”之一，同时也是李传芳的丈夫俞飞熊说：“我是技术负责人，如果再次失败，我愿去坐牢。”

1983年9月18日，第四次滑模正式开始，在16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滑模缓缓提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随着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四顶红帽子”相拥而泣。

18岁的杜先芳刚到国贸大厦工地，和大多数女生一样，被分到了项目钢筋班组。这个班组被称为“铁姑娘班”。

与身体的疼痛相比，心里的恐惧才是更难跨越的。杜先芳回忆，深圳国贸大厦从第三层开始滑模，“铁姑娘”们要负责绑扎钢筋，跟随着滑模一直攀上150米高空。杜先芳还记得第一次站上十几米高的操作板面，望着脚下缩小了半圈的熟悉风景，真是脚步打颤、手心冒汗。

国贸大厦随后进入快速施工期，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不断“长”高，满怀喜悦的“铁姑娘”们投入到更加忘我的工作之中。当时，杜先芳所负责的双观电梯区域难度颇高，钢筋排布造型复杂、体积大。下班后杜先芳经常向老师傅请教，上班时顶着高处的寒风与流下的保养用水稳步进行绑扎，越来越熟练的我到后来平均每天可以完成300公斤重的钢筋绑扎。

有次验收，180斤重的验收组长站在杜先芳绑扎好的钢筋上晃动几下，钢筋几乎纹丝不动。开心的杜先芳，在几个老师傅的撺掇下爬上了龙门架。望着脚下的高楼，望着遍布深圳的建设工地，她才知道自己竟然完全不恐高了，忍不住站在上面唱了一首当时正流行的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推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

1982年，进入深圳的一公司赢得了第一个任务——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工程。

这个工程并不大，张恩沛的原则是“任务不分大小、条件不分好坏、路途不分远近”，只要有利可图就上。更何况这是三局进驻深圳特区的第一个工程，不仅要做，而且必须做好、做精，即使是杀鸡也要用牛刀。

深圳市人民医院门诊部

工程优质高效地推进，特别是装修真正做到了精雕细刻的程度。在贴山墙马赛克的过程中，第一次业主发现一些小问题，他们二话不说，指挥工人打掉重新做。再请业主来看，业主认为差不多了，他们心知肯定还是不够满意，又主动打掉重新再贴。业主又看，认为不错了，但是张恩沛又发现了一些小问题，再一次主动砸掉重做。业主十分惊讶，张恩沛说，必须精益求精才行。直到第五次，贴上去的马赛克可用精美绝伦来形容，这一次业主无论如何也不让砸了，拦着他们说：“这些都是艺术品啊，再打掉我们就不依了。”

1985年，“海尔”创始人张瑞敏曾经因为砸掉73台有质量问题的冰箱而闻名，1982年“张恩沛四砸马赛克”的故事尚鲜为人知。但是，无论是张恩沛“四砸马赛克”，还是张瑞敏“砸冰箱”，都表现出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对产品质量的孜孜追求，对客户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

1984年6月，一公司从众多国内外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中标比深圳国贸还高5米的中国第一钢厦——深圳发展中心大厦。

要想干好中国首座钢结构大厦——深圳发展中心，就必须运用当时世界先进的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技术。一公司精选出10人组成一个特种学习小组，鲍广鉴任组长。

“这简直是开玩笑！”日本川琦制铁培训中心的专家晃着花名册，“经我们中心培训的各国焊工不下千名，文化高的也要学半年，最少也要3个月。你们很多是初中生，合同学习期只有一个月，这怎么行呢！”

组长鲍广鉴是此行中唯一的“高学历”，也才是中专。他压住心中的不快，回到宿舍，同大家商量。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为了中国人的荣誉，我们一定要发奋学习！

这些年轻人每天集中学习7个小时，课余饭后互相探讨、切磋。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弧光比普通弧光强12倍，没几天，一双双眼睛便被刺得肿起来，尽管疼痛难忍，他们手中的焊枪却不肯放下。

深圳发展中心大厦

一个月转眼就过去了。11月17日，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川琦制铁株式会社培训中心，大厅前堂摆着五星红旗和日本国旗，培训班结业典礼正在举行。培训中心常务理事小寅部长面对着10 名中国工人，热情洋溢地说，“10名学员，全部合格。祝贺你们！”他与鲍广鉴、魏大年等人一一握手，又赞叹道，“我们培训了许多国家的学员，一次性全部通过，你们是第一批。”

十年之后，鲍广鉴受命组建中建三局钢结构公司，即如今全国钢结构施工企业前三甲的“中建钢构”前身。

深圳地王大厦设计高度383.95米，为当年亚洲第一（世界第四）；钢结构吊装难度、焊接精度要求极高。1994年3月28日，中建三局正式承接了地王大厦施工的重点项目——总重量2.45万吨的钢结构安装工程，宽与高之比为1∶9，创造世界超高层建筑最“扁”最“瘦”的纪录。当然，这也给施工增加了巨大的难度。

同年5月27日，从东京运过来的6颗金螺栓，被牢牢拧在巨大的钢架上，地王大厦的钢结构施工正式开始。此后的1年零27天里，地王大厦以两天半一层的建设速度，刷新当年中建三局在深圳国贸大厦创下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地王大厦成为九十年代深圳的一个新的标志性建筑。

1995年6月9日，最后一根钢梁安装就位。嘉宾云集、鲜花锦簇、彩球腾空、鼓乐齐鸣，相关领导和社会名流共计700余人参加了盛大的平顶仪式。

深圳地王大厦

时任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说：“我国的钢结构施工比西方晚了半个世纪，但是我们起点高、发展快，中建三局功不可没！”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说：“80年代，我们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今天我们又创造了两天半一层楼的深圳新速度！”